封面新闻记者 张路延
我们吃的东西,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让我免受未知事物的威胁。
在《鱼翅与花椒》的序言里,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在序言里中国人啥都吃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和中国已经结缘二十余载的英国姑娘,在她第一次去香港时,曾面临了皮蛋的噩梦,她如是形容:
这两瓣皮蛋好像在瞪着我,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蛋白不白,是一种脏兮兮、半透明的褐色;蛋黄不黄,是一坨黑色的淤泥,周边一圈绿幽幽的灰色,发了霉似的。整个皮蛋笼罩着一种硫磺色的光晕。
吃下去的感觉更不好受,那股恶臭令她难以下咽,一直偷偷摸摸地在桌布上擦着筷子,之所以会偷偷摸摸,她说这是因为关乎到自尊问题,在吃上,她一向是以大胆著称的,接受封面新闻的专访中,她提到,自己有一个不寻常的美食家教,母亲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厨师:
我母亲在牛津大学教授外国学生英语,她学生有各种国籍,经常来我家里煮饭吃,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不同外国风味和各种不寻常的食物,我甚至都能记住日本、土耳其的本国节日。
而这位冒险厨师母亲,还会坚持让她和妹妹尝试一切,不允许她们对食物过于挑剔,并且拒绝他人提供的美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这对扶霞·邓洛普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她热爱美食和新鲜的事物:
自打我有记忆以来,我就喜欢吃饭和做饭,我对新口味有着天生的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让她不会像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外国人一样,对中国菜避之不及,并严格坚持自己故国的规矩,而是初来乍到时,就可以几乎不假思索地吃下中国人摆在我面前的任何东西。
她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故意的摧毁:
就像每个人一样,开始我可能也有一些文化障碍,但我故意并且不断地通过吃新的和令人惊讶的东西来摧毁它们。对我而言,这种所谓的文化障碍并非是不能改变的,而是能够主观克服,到现在为止,我不再有西方人在面对中国食物时遇到的任何典型的文化障碍,我能够以一种完整而不羁的方式欣赏它,这太棒了!
而这种主观上的克服,等到她搬到中国,并开始学做中国菜时,相比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她能很快就能意识到中国人以深刻而复杂的方式去制作食物的乐趣,我倾向于这样去认知,如果中国人说这是美味的,它可能很美味,并且值得欣赏。
扶霞·邓洛普做的麻婆豆腐
1993年,她来四川旅游,无论是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还是担担面,相比那个成为她噩梦的皮蛋,反而更像是一场美梦,即便是回到英国,她依然对这些川菜念念不忘,但等她回去后,在当地根本找不到地道的川菜馆,几经周折下,她拿到了奖学金,成为四川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有少不入川之称的巴蜀大地,让留学生们都慢了下来,如同扶霞·邓洛普在书中所写,其他地区的大学听说很严格,却几节课就可能奖学金泡汤,而他们则是有人花时间学打麻将,有人学武术,有人在公园闲逛…… 而她在勤学一个月后,也开始了学厨之旅。
扶霞·邓洛普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做菜
她每天踩着自行车,去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上课,这个上学机会来得也不容易,学校奇怪于怎么会有毛遂自荐的外国学生跑来求上课,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她,每星期可以来上两天课,而沉醉于如何拿菜刀、如何切菜、如何调味、如何控制火候的她,每次去上课时,还带个铁饭盒,里面装着她的颠勺成果,一回川大,就被留学生们抢个精光。
扶霞·邓洛普的川菜笔记
不只是学厨,她更是用一张嘴、一双脚,走编了中国各地的美食,比如何老板担担面,每根面条都裹上了酱油、红油、芝麻酱、花椒,嘴巴像着了火,是宿醉或伤心的醒神药;比如鲍鱼王秘制高汤里炖久了的鲍鱼,柔软又筋道,有种温柔的弹性,被形容为好像轻轻咬着爱人硬起来的乳头;比如放在陶罐里腌制的肴肉,吃时蘸点芳香浓郁的镇江醋,一片肴肉入口即化,吃起来飘飘欲仙……
所以扶霞·邓洛普会说,经过20多年的汉语学习和吃中国菜,我的口味和美食身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后记一只菜虫里,她写到一个生动的生活细节,在花园里的青菜中,发现了一只漂亮的小菜虫,如果这是在中国某个昆虫餐馆,我肯定二话不说就吃了,但自己的英国朋友却会对这些感到震惊,而她这么多年变化的饮食习惯,也让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还知不知道两种文化的界限在哪里。
而最后的结果,是她吃了菜虫,这顿午饭让我记忆犹新,仿佛是一道门槛,一个自我认知的灵感时刻,那之后的几周,我不管到哪儿,心里都觉得,我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接受专访时,她也如是谈到,自己的口味,已经不算是英国人,而是被中国化了:
老实说,我更喜欢吃中国菜,尤其是随着年纪增长后,我觉得吃中国菜更舒服,当然,很多西餐都很美味,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西餐口味偏重,并且容易上火,我更喜欢中国菜的营养平衡(所有美味的蔬菜和精致的汤),这些天,我在家做饭和吃主要是中国菜。
而这个可爱的姑娘,还不忘对自己进行一句神吐槽:当我注意到我从中国人的角度批评西餐时,我发现真的很搞笑!
关于《鱼翅与花椒》的彩蛋:
书里的四川话是怎么来的?
封面新闻:您书中写过各种各样的中国食材,为什么会选择鱼翅与花椒来命名?这本书分有十六个章节,每个主题或以食物、口味、菜系等不同,您是如何确定这些主题的?就书写而言,你并非只聚焦在美食,也容纳了您的见闻、思考等,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
扶霞·邓洛普:我选择这两种食材作为标题,因为它们表达了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食物的一些异国情调,并且它们的英文发音很好听。本来《鱼翅和花椒》则是我的暂定标题,我以为出版前会换成新的标题,但我的编辑和其他人都很喜欢,就沿用了这个题目。
关于这本书的框架,它更像是一种本能,我自然而然地被引导来讨论中国饮食文化中一些最有趣的主题。同时,我认为中国美食不只是美食,它 我对中国文化至关重要,比如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所以虽然我的研究主题是食物和烹饪,但它不可避免地把我导向了相关的文化,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迷人的原因。
扶霞·邓洛普在成都菜市场选花椒
封面新闻:您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上世纪90年代,在您看来,如今20多年过去,中国菜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外国的中国菜又在发生什么变化?
扶霞·邓洛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餐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种各样的餐厅、菜系随之兴起,但另一方面,我很遗憾看到许多年轻人不会做菜了,我第一次住在成都时,很多人都会做传统菜肴,比如泡菜,比如腊肉、香肠、酱肉,家常菜的标准非常高,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似乎根本不做饭,在健康和美食传承上都让人担忧。
在国外,中国菜的地位也在变化,在过去,英国的大多数中国食品都是便宜的外卖食品,并以粤菜的西化版为基础。但现在各种菜系开始出现,比如四川菜、湖南菜、东北菜等,这让西方人对中国菜的认知不再那么简单。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来西方旅游或者居住,中国菜的地位也在上升,以前习惯便宜外卖,不愿意为中国人支付高价钱的英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菜的精妙,值得买单。
封面新闻:关于中菜,您已经书写了《四川烹饪》《湘菜谱》《鱼翅与花椒》《鱼米之乡》,如果有下一本关于中菜的书写,会是什么?也是如同四川、湖南那样进行城市或者菜系书写吗?
扶霞·邓洛普:我目前有一些不同的书稿写作想法,但这个阶段,我更愿意保密!
封面新闻:书里出现了很多四川方言,以及广东话等,这是作者写作本身是俚语化,还是翻译刻意俚语化?
何雨珈(译者):并不会全篇那样翻译,因为要照顾到全国的读者,但有些地方会,我和扶霞讨论过,比如说对话,那就是根据当时情境来处理,比如90年代的成都出租车司机,他不太可能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至少也是川普,会进行还原。一些描述也是尽可能贴近实际,比如坝坝餐厅,翻译成露天餐厅肯定不合适,因为就是很市井的很便宜的地方,另外一些四川方言、粤语等是她原文就是拼音,比如啥子面,所以整体很自然,就是她文本就在那里了,我只是把它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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