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写出全球十大恐怖歌曲，如今向着自由努力生长

“妈妈看好我的我的红嫁衣

不要让我太早太早死去”

这首叫作《嫁衣》的歌曲，在十年前热极一时，甚至被评为“世界十大恐怖歌曲”。

或许是因为曲风太过于阴森诡异，连这首歌的演唱者也被赋予了无数悲惨的传闻。时至今日，当你在搜索框里打下吴虹飞这三个字，出现的相关词条仍然会与“吴虹飞是怎么死的”。

事实上，吴虹飞现在仍然活得好好的——在联合国办讲座，在纽约唱摇滚，向着梦想和自由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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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幸福大街主唱，作家，曾任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时期记者......当你点进吴虹飞的百度百科，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多么耀眼而又分裂的人生，就和吴虹飞本身一样。

作为一个非天才少女，她四岁识谱，五岁读毛主席语录，十岁读《金瓶梅》，十一岁读盗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十五岁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十七岁考上中国最高学府。作为天才和庸才的结合体，她曾经有无数平庸或者辉煌的梦想：

学前班，她梦想当一个舞蹈家，未果，因为她不会跳舞；

小学，她想当一名光荣的清洁工人，每天扫大树上落下的叶子，未果，因为母亲强烈反对；

初中，她想模仿一名著名女作家到处流浪，未果；因为没有零用钱可供流浪；

高中，她想设计永动机，未果，因为无法克服空气的摩擦；

大学，她想当一名科学家，未果，因为她的同学成绩都比她好；

社会，她想当一名背包客，流浪在巴塔哥尼亚，未果，因为她不会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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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一位天才总要到长大之后才能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梦想的艰难，而吴虹飞也确实有着那样一段沉郁的岁月。

2005年，因为当时自我封闭的情绪，《嫁衣》这首歌横空出世。2010年，她在一篇叫作《如何杀死房东》的文章里写“今天房东跟我讲,要把房子收回去。我立刻就崩溃了。我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能承担，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极难以承受。我真的不是因为害怕漂泊，我就是完全被生活恐吓住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激烈，就是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过是爱文艺而已,可是生活给我的压力我自己真的觉得，太难了。真的，太难了。”2013年，她因为发了一条言语过激的微博被刑拘了11天。

其实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真的已经痊愈，但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她在微博里晒出自己与乐队排练的日常，转那些写的很好的文字，有时候也会自嘲的开开玩笑。

她说“纽约于我没有违和感。”这是一个更适合她的地方，与爱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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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她1998年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个举行个人作品演唱会的女生，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她仍然在认认真真地做音乐。

她转过身，去寻访自己生长的根源，去探索自己音乐的启蒙——侗族大歌。

吴虹飞说，“如果还有什么可申诉的，不是世界的残酷，而是美——我经常诧异于族人女孩的美丽，骨骼的清秀，声音的纯净，音乐里天然的自在性。如果不是凭借父母赋予我的母语，和一种模糊的本能，我是不会找到这条返乡之路的。”

从2012年起，她连续几年从贵州带出侗族歌师巡演，走了三万公里，让更多人近距离接触到这一原生态的国宝级艺术。

她希望侗族的音乐不会被污染或者消亡，但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继续的路，许多投资人对这个不赚钱的项目都不感兴趣。即便如此，她仍然在坚持。终于，她在2016年接到了邀请，前往联合国举办讲座，关于中国摇滚乐和侗族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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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还是一名记者的时候，吴虹飞就从不吝啬于做一些颇具社会意义的报道：清华大学朱令案，昆明少女卖淫案，凉山艾滋孤儿报道......这些耳熟能详的新闻，曾经都有她奋战的汗水。对于自己热爱的侗族大歌，她自然也从未忘记去让更多人了解这一国宝级艺术，她戏称自己是去“告御状”。侗族音乐的危机，传承，保护，当地的水质污染，以及官方对少数民族的消费，歪曲和修改，她把这些一一添加进自己的讲稿，无比渴望着去恢复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自尊。

“一手摇滚乐，一手侗族大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白岩松给她发过这样的一条短信。早在2010年，白岩松就曾为幸福大街站台：“中国摇滚乐是一批特别干净的人。感谢陪阿飞一路走来的乐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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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说，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吴虹飞没有遗落自己和摇滚乐所独具的那一份自由，她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这非常难。

在吴虹飞的身上，勇敢两个字从来不曾熄灭，她以理想主义的情怀，直面平庸、琐碎的生活，想着梦想和自由，努力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