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余光中:在《琅琊榜》里寻觅玄武湖
余光中近影。 张警 摄
我的父母一定常牵我来玄武湖上,摇桨荡舟,还要用手绢包煮熟的菱角回家。 ——余光中
这头,浅浅的海峡永远年轻。那头,余光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
尽管已戴上助听器,但这位九旬老人仍在《琅琊榜》里,搜索长江和玄武湖的踪迹。
余光中太有名了,几乎每个人都在他那首《乡愁》里体会过人生百味。可谁能想到,诗人自己的乡愁如此想得却不可得。
这种反差,似乎也是他人生的缩影:生于1928年重阳节,既有菊花诗酒,也有颠沛流离的避难。所以,他爱自称“茱萸的孩子”,听起来有种浪漫又伤感的宿命感——你奈人生何?
“《琅琊榜》很好看”
因为身体原因,余光中淡出公众视线已有时日。不过,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仍在关注海峡对岸的点点滴滴。比如,以南朝金陵为故事背景地的“爆款”电视剧《琅琊榜》。
“《琅琊榜》很好看,我们认为这是大陆拍得最好的电视剧,买了整套光碟。”妻子范我存有些兴奋,“现在我们朋友分成两类,一类是看过《琅琊榜》的,最多的看过7遍,另一种当然是没看过的。”
“片子里面没看到长江,也没看到玄武湖……”余光中插话了,他至今没忘南京莫愁湖、雨花台、北极阁、月牙湖这些“少年前尘”。
记忆的星云以前,则是不得不提的栖霞山,“我的母亲在重九前一日登高,次日凌晨生下我,她登的就是南京栖霞山。”
1928年重阳节出生的余光中,对自己的生日很满意,还自称为“茱萸的孩子”,不过他也提到,“重阳节的意义为避难,自豪中又感到深沉哀伤。”
余光中认为,他那一代的孩子,似乎全诞生在重九这天。因为那代人,或多或少都被卷进了战争。
隔着一条街的爱情
“抗战胜利后,我在苏州读了年初二,到南京明德女中读初三,学校对面,就是他读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范我存口中的明德女中和青年会中学,现在分别是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第五中学,依然只隔着一条莫愁路。
但二人真正结缘,还是因为文字。
“我高三那年,和几个同学合办了文学刊物,把拜伦的诗《海罗德公子游记》咏滑铁卢的一段,译成了七言古诗。不难想见,一个高三的男孩,哪会有旧诗的功力呢?”余光中把刊物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寄售,自然是一份也没销掉,只好搬回家。沮丧之余,他寄了份刊物给当时只见过一面的范我存,“她不管什么平仄失调,却知道拜伦是谁,觉得能翻译拜伦的名作,当非泛泛之辈。”
只可惜聚散无端,直到译者余光中读完两年大学之后,才和读者范我存在台湾重逢。
“大萝卜”问胡适单词
1947年,余光中考入金陵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一个‘南京小萝卜’变成‘南京大萝卜’。”根据余光中的回忆,当时金陵大学学生并不多,他读的外文系尤其少,一年级的新生只有7人。
然而,那时的余光中并不擅交际,朋友也很少,但他没有像一般文艺青年般攀附名流。只有一次,余光中读莫泊桑小说的英译本,书中把“断头台”拼写错了,查遍字典都找不到,便写信去问他认为当时最有学问的胡适等人,“也许我写的地址不对,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英文版《乡愁》,想听吗
胡适没有递来回音,但余光中的另一封“信”,早已被无数华人打开。你猜对了,就是《乡愁》。自古诗歌一体,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曾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谱曲传唱,给《乡愁》插上音乐翅膀并得到作者认可的音乐家晁岱健,正来自南京。
时间回溯到2002年前后,在一场庆祝北京申奥的活动上,余光中受邀现场朗诵《乡愁》。当他念出“我在外头”时,台下万余名观众突然齐诵“母亲在里头”。晁岱健被“击中”了,“这首诗打动了无数同胞,为什么不把它以音乐的形式呈现给更多人呢?”
2006年圣诞节前,晁岱健终于制作出了第一个小样。2007年初,他就等来了余光中的回电,“听了歌曲,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大陆的思念之情倍增。”
10年过去,二人联系不断。曾经“不自量力”翻译拜伦作品的“小萝卜”余光中,已经把自己的《乡愁》写出了英文版。于是,今年4月19日,晁岱健带着英文版歌曲,敲开了余光中的家门。
也许不久之后,英文版《乡愁》将在全世界传唱。
回首再来,最念玄武湖
2000年秋天,浪子回来了。那段时间,南京满城金桂盛开,飘在空中的香味被余光中称为“乡愁最敏的捷径”,但最能安慰浪子的,无疑还是玄武湖。当年重九前一天,余光中在母校南京大学公开演讲,虽然只贴了张小海报,但学生的热情还是让主办方措手不及,三迁会场才能开讲。“我在大陆演讲,一般以《民歌》结尾,我说‘风’,你们说‘也听见’。这样比较简单,听众能和我,如果大家不和你,那就很尴尬了。”
这就是被大时代裹挟着顺流而下90年的余光中,他怀揣的浪漫和苦楚、诗酒与褴褛,希望你能听见。(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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