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后之觉悟”。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李大钊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
除了《新青年》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全面出击,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
胡适
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坚定地表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赛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通过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