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收复台湾的故事,要从一个当时很吃得开、如今被遗忘的人物讲起。
何斌,又名何廷斌,福建南安人,1650年代台湾地区最著名的富商。他靠做外贸起家,生意遍及日本、印尼、越南等地。
不仅如此,何斌还是台湾最大的税收承包商。
那时候,荷兰已经占据台湾。早在1624年,荷兰人就侵占了台湾南部,建立起两个侵略据点——热兰遮城(台湾城)和普罗文查城(赤嵌城)。到1642年,荷兰人驱逐了占据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全岛。
17世纪是荷兰的巅峰时期,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个手握军权的殖民与贸易机构,横行东南亚。
荷兰人对台湾进行打包管理,将各种税收细化分包给当地商人。何斌名下承揽了人头税、稻米税、乌鱼税等多个重要税种,再加上他长期为荷兰殖民者做通事(翻译),与荷兰的关系显得很密切。
然而,荷兰人后来发现,不仅他们在台湾征税,郑氏海商集团也委托人在岛上向中国人收税,从郑芝龙时代就开始了。
不排除何斌担任了双面承包商的角色。他一面为荷兰殖民者收税,另一面为郑成功收税。
因为何斌跟郑氏海商集团关系向来良好。他早年正是追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才来到台湾的。生意做大后,他在大陆移民中担任长老职务,地位显赫。
总之,征税权意味着主权,谁有权在这个地方征税,就表示这个地方属于谁。
荷兰人当然不愿放弃霸权,于是扣留了郑成功的征税船,还给郑成功写信抗议,要求郑成功退还荷兰统治台湾以来,郑氏父子从岛上“偷走的钱”。
郑成功对此予以强硬回击,说他向渔民收税是自古以来的惯例,荷兰人无权过问。他同时警告荷兰人,如果继续扣留船只,他将打一场贸易战,禁止属下的船只和商人与荷兰人通商。
最后荷兰人怂了,只得让步。
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两股海上商业势力,郑氏海商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存在微妙的关系,既合作,又竞争。
这中间既牵涉商业利益,还关系复杂的主权之争。
1655年7月,郑成功给荷兰殖民者发去一通公告,要求荷方在台湾进行张贴并执行。公告内容是,由于前一年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害中国海商,郑成功决定禁止中国商人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按说这是针对西班牙殖民者发出的贸易禁令,不伤及荷兰人的利益。但荷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商业影响,而是政治影响——如果他们遵照郑成功的要求张贴公告,即代表他们承认了郑成功对台湾享有主权。所以他们决定将郑成功的公告藏起来,不予张贴。
而在郑成功看来,台湾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无可争议。正如他后来发兵收复台湾时,一再对荷兰殖民者指出的那样:“当中国人不需要它(指台湾)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物归原主。”
1656年6月,郑成功在厦门颁布公告,宣布将于100天后断绝与台湾贸易,想借经济封锁逼荷兰人就范。他这次直接派人到台湾宣读这份贸易禁令,就跟台湾一直是他统治下的地区一样。
荷兰人认为,郑成功的举动挑战了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权威,因而恼怒不已。
不过,随着郑成功的贸易禁令生效,两岸贸易额锐减,荷兰人先顶不顺了。他们心急火燎地要求重开两岸贸易,于是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厦门拜见郑成功,希望国姓爷有话好好说。
使者是谁?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何斌。荷兰人能物色出来的、在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非何斌莫属。
郑成功与荷兰人双方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是什么,全凭何斌口头带话。
何斌虽是台湾数得上号的巨富,但在两岸贸易战期间,损失惨重,濒临破产。他的财富积累模式,很像如今的地产富豪:生意做得越大,举债就越多;举债越多,生意就做得越大。如此循环。所以人们说他是台湾的“首富”,也是台湾的“首负”。
一旦业务衰落,资金链断裂,分分钟摔得很惨。
这种情况下,何斌甚至比荷兰人更渴望重开两岸贸易。为此,他利用使者身份,两头骗,走钢丝。
三个月后,1657年6月,何斌回到台湾,给荷兰人带去了郑成功同意恢复两岸贸易的好消息。
荷兰人也高兴,但直觉认为郑成功这么难搞,开出的条件一定很苛刻。谁知道何斌说,郑成功的条件也没什么,就是希望荷兰人善待中国海商在东南亚以及台湾的船只。
就这个不痛不痒的要求?荷兰人竟然不怀疑何斌从中欺瞒,爽快地答应了,并让何斌转告郑成功。
事实上,何斌跟郑成功这边说的是,荷兰人愿意称臣纳贡,并不再干涉郑成功在台湾的征税权,请求国姓爷恢复两岸通商。
郑成功一听也高兴,准了。同时还拟定了台湾的征税方案,何斌顺手以每年1.8万两白银的价格,从郑成功手里承包了征税权。
两岸重开贸易,皆大欢喜。
自诩精明过人的何斌,此后在荷兰人眼皮底下,偷偷以郑成功代表的身份,开始大规模的征税活动。
有时候想想,这些西方殖民者也真够蠢的,就这样愣是让何斌替郑成功征了一年半的税,都没发现。直到1659年2月,何斌被人公开告发,这才漏了底。
荷兰人逮捕了何斌,决议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连带的不利影响是,何斌作为巨商的信用一夜崩溃,他的商业帝国遭遇毁灭性打击。新老债主群起逼债,导致他完全破产,在台湾无法立足。
逃回大陆,投奔郑成功,成了何斌唯一的出路。
何斌再次见到郑成功时,郑成功正从北伐前线溃败退回厦门,心情郁闷难当。
现在我们认识中的郑成功,首先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但郑成功本人以及当时清朝政权给他的身份定位,则是一个坚定的反清复明主义者。
1644年,风云激荡。大明亡于李自成,最后摘桃子的却是关外的清军。第二年,清军南下,短命的南明弘光政权瞬间灰飞烟灭。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叔父郑鸿逵于是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隆武政权。这个朱聿键是朱元璋第23子的八世孙,看着离皇位挺遥远,但那个特殊年代,只要是朱家的血脉,就有可能被供着,为反清复明站台。
实权,则掌握在郑芝龙手里。
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郑芝龙战败投降。他那22岁的长子郑成功反对父亲降清无效,遂与父亲决裂,拉起一支队伍,继续反清复明的事业。
郑成功的个性比父亲强悍很多。他原名郑森,又名福松,字大木。此前,他谒见朱聿键,朱聿键问他救国之策,他回答道,只要像岳飞说的那样,文臣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会天下太平。朱聿键闻言甚喜,认为他是个奇才,恨自己没有女儿可以许配给他,只好给他赐姓朱、改名成功,以示尊宠。这就是“国姓爷”的由来。
1650年,郑成功夺取了厦门,从此厦(门)、金(门)两岛成了他的抗清基地。兵力最盛时,属下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士兵近20万人,拥有各种大小船只5000余艘。养兵粮饷则由覆盖南海贸易网络的郑氏海商集团供给。
说到底,这是一个军、政、商一体化的权力体系。
到1657年,解决完与荷兰殖民者的贸易问题之后,郑成功决心开拓抗清的新局面。当何斌替他在台湾征税的时候,他至少三次率领水陆大军北上,希望攻下明朝故都南京。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1659年的夏天。郑成功联合在江浙岛屿上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人,一举攻下了崇明、瓜洲、镇江,进抵长江,直捣南京。
来自当时在华传教士的报告称,“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顺治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这个记载明显语涉夸张,但足以看出郑成功此次北伐对清廷的打击之大。
可惜,最后因为战略指挥失误、骄傲自满等多种原因,导致南京久围不下,清军大部援兵赶到,郑军惨败于南京城下,被迫退回厦门。元气已经大伤。
不久,北京传来密报,清军准备进攻郑成功的大本营,意图一举歼灭。顶着巨大的压力,郑军内部士气低落,人心涣散。
恰在此时,郁闷难当的郑成功,见到了破产来投的何斌。
何斌不会空手而来,准确地说,他是有备而来。
史书没有记载郑、何这次见面的情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何斌从台湾回到大陆后,向郑成功进献了珍贵的台湾地图和赤嵌城木制模型。
他同时游说郑成功说,台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而且城中的荷兰殖民者“不上千人”,攻之唾手可得。
何斌的献图献计,正合郑成功之意。前面我们讲了,郑成功一直视台湾为中国领土,更准确地说,视台湾为父亲郑芝龙留给他的土地,早就想收回来。眼下逼得他必须早做收复台湾决定的形势,则源于清军在福建的反扑。
1660年的金(门)厦(门)保卫战中,郑成功虽然取得胜利,迫使清军统帅达素自杀,但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赶紧找到一块新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而且,面对军中人心浮动,他也需要一条新的出路,来收拾和凝聚军心。
主客观因素叠加,推动了郑成功开始落实收复台湾的计划。
然而,当郑成功在军事会议上抛出这一计划时,却遭到了军中一大批文臣武将的激烈反对。去过台湾的吴豪直接拆穿何斌的谎言,什么“沃野千里”,屁,那里荒凉不毛,还容易水土不服。吴豪还强调,荷兰殖民者“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勇,而不能施”。
这些话把复台的困难想得很大,又把复台的好处说得很小,很快就得到了一批将领的附议。
但很明显,这些话,郑成功不爱听。他无奈宣布散会,择日重议复台事宜。
第二次军事会议上,部将马信有所松动,提议可派小股部队赴台试水,而杨朝栋赞成直接出兵。郑成功很满意,大赞杨朝栋,说他的发言可破“千古疑惑”。
就这样,尽管反对声音仍然占主流,郑成功还是愉快地决定:出兵东征,收复台湾!
顺带说一下,何斌为什么要极力怂恿郑成功收复台湾呢?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征税事件爆发后,在荷兰统治下的台湾,何斌尽管曾贵为华商首富,眼下已经一无所有;而一旦郑成功复台成功,他何斌才有可能东山再起。所以,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的思想中,确实有一些“政权领土”的观念,但真正促成他采取复台行动的,则是抗清新形势下另建根据地的现实需要。
现在我们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何斌也为收复台湾作出极大的贡献,这虽然都是以结果论英雄,但都没毛病。假如以动机来评判,那郑成功和何斌又成什么人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评价历史人物,不应以动机、而应以结果为标准,原因就在这里。
1661年4月21日,37岁的国姓爷郑成功率领2.5万名官兵,数百艘战船从厦门出发,揭开收复台湾的序幕。何斌作为向导随征。
这个时间的选择,恰到好处。一方面,当时顺治驾崩,清廷处于“国丧”的特殊时期,无暇顾及郑成功;另一方面,郑成功一年多前北伐失败后,台湾方面就盛传他要出兵复台,荷兰东印度公司大本营——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派来了一批援军守卫台湾,结果不见郑军动静,1661年2月,部分援军又返回巴达维亚。
空窗期就这样出现了。
4月30日,郑成功的舰队从荷方设防空虚的鹿耳门水道突入大员港,登陆成功,荷兰守军以为神兵从天而降。因为这条水道平时海水很浅,海底都是石头浅滩,荷兰人还把损坏的船只沉入海底,构建出一道天险。谁知道郑成功利用海上涨潮之机,巧渡鹿耳门,一直冲到赤嵌城附近,向荷军展开猛攻,杀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史学家认为,郑成功采用这一路线,可能正是听从了久居台湾、对当地港道状况十分熟悉的何斌的建议。所以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何斌功不可没。
接下来的一场海战,郑成功大获全胜,荷兰方面仅有一条小通讯船玛利亚号逃跑掉,其他三条战舰均战毁。郑成功对跑掉的玛利亚号亦不在意,当时台风季将开始,大部分时间海上只刮南方,一艘帆船不可能顶风航行到巴达维亚通风报信。
仅用了四五天时间,郑军就拿下赤嵌城。
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总兵力大概1600多名,其中四五百名在赤嵌城,绝大部分在中心据点热兰遮城。郑成功随后兵分水陆进击热兰遮城。
热兰遮城堡采取了最先进的文艺复兴式城堡设计,不仅城高墙厚,而且每个角落都有箭头型的堡垒向外突出,可以形成交叉火力,使得整座城没有任何死角。郑军损伤惨重,对热兰遮却久攻不下。台湾长官揆一明知兵力处于下风,却凭借城堡优势,拒不投降,苦撑等待巴达维亚的援军到来。
强攻不行,转而围城。热兰遮城已是一座孤城。郑成功改变策略,布下兵力,绕城挖深壕,希望以断水断粮的方式,逼迫揆一投降。这一围,就是整整9个月。期间,双方互使间谍战、攻心战,以及各种突围与反突围战斗,简直比电影还精彩。
郑成功多次写信对揆一劝降,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
这是何等霸气的英雄气概,既义正辞严,又宽宏大量。
揆一的态度却十分强硬,鼓动热兰遮的士兵继续抵抗,并不时谎称巴达维亚的援军就快到了。
果不其然,逃跑的玛利亚号绕道菲律宾,花了两个月竟然奇迹般地回到巴达维亚,搬来了10艘战舰的救兵。这大大出乎郑成功的意料之外。
当荷兰舰队突然到来时,郑成功措手不及。当时,他的军队正分散在台湾各地从事屯垦活动,以解决粮食危机。好在天佑中华,一场台风让荷兰援军不得不退到澎湖,等到他们重返热兰遮时,郑军已经完成了集结。
最终,经过两场海上战斗,荷兰援军被击沉和被俘虏战舰8艘,他们的海军统领,跑了。
热兰遮城的荷军闻讯,士气消沉。加上此时城内瘟疫开始蔓延,能打的荷军仅剩三四百人,他们更加消极怠战。揆一向他们许诺以重金,都起不到什么效果。
城破之时,指日可待。
历史的结果,不是一早就写定的。史学家在讲到这场复台之战时,屡屡庆幸天佑中华,郑成功如有神助。
郑成功虽然在兵力上对台湾的荷军形成绝对优势,但有两大潜在威胁,只要一个奏效,能否拿下台湾大成疑问:
一个是荷兰战舰在火力、航行等方面均大大超过郑成功的水军,而且巴达维亚的援军随时可能出现,这对疲于围城、屯垦的郑军,是巨大的威胁。如前所述,若非适时出现的台风,战果或许改写也未可知。
另一个是清军的可能介入。清廷如果介入这场战争,矛头肯定指向郑成功,而不是荷兰殖民者。一旦出现清军与荷军联合剿杀郑成功的局面,战后荷兰继续窃据台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郑成功围困热兰遮期间,一条荷兰商船曾进入泉州,两名荷兰代表甚至被送到福州与靖南王耿继茂会面,并给揆一带回了清军愿与荷兰共同攻打郑成功的意向。结果,因为沟通障碍和荷兰人内讧,这一对郑成功最坏的联合局面才未形成。
1662年1月底,围城将近9个月之时,郑成功采取了投降过来的荷军一名军官的建议,在巴达维亚或中国大陆的救兵到来之前,对热兰遮城发动最后的总攻。
攻城的具体建议是以堡垒对抗堡垒。郑军新建3座炮台,以重型炮弹猛轰,两小时内发射炮弹2500发,硬是在热兰遮城堡南面打开了一个缺口,并迅速占领了一个突出的支堡。
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郑军从这个支堡猛轰热兰遮城内部,揆一束手无策,宣布投降。
1662年2月1日,揆一代表荷兰殖民当局签字,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对台湾长达38年的侵占历史。
史学家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大战。郑成功代表东方国家取得胜利,使台湾回归祖国,不愧是民族英雄。
但关于台湾归属之争,并未就此落幕,后面的历史同样值得叙述。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何斌作为郑成功的重要幕僚,协助稳定了台湾的秩序。郑成功按照大陆的行政体制,建立起府县制度,并遥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这相当于把台湾纳入南明王朝的疆域之中。
南明与大清,一直在争夺中国的正统权。与荷兰殖民者的外来侵略不同,这属于祖国内部政权交战。
郑成功雄才大略,可惜天不假年。在他收复台湾大约5个月后,就心力交瘁,卧病而亡,享年仅38岁。他原本想发兵攻打吕宋(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至此也计划“烂尾”,不然历史可能还要改写一次。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位。郑成功原来称台湾为“东都”,意为南明的东方首都;郑经一上台,就改“东都”为“东宁”,俨然以“东宁国”国王自居。
清廷多次派人向郑经喊话,要其归顺。
郑经不从,却也没有与大清争中国正统的志向,而是要清廷按朝鲜例对待台湾,作为清朝的属国来朝进贡。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郑成功的路线,要知道郑成功至死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郑经的要求是想台湾独立为国。
郑成功泉下有知,岂能瞑目?
连康熙也怒了,对郑经的分裂主义行径严词拒绝:“台湾本属中国版图,又都是中国人,岂可按外国例!”
双方谈判破裂,战事重开。郑经一度趁着“三藩之乱”,反攻福建,康熙帝下令反击,将郑军逐回台湾,又再谈判。
在大陆政权未稳的情况下,康熙坚持走“文统”路线为主。两岸就这样谈谈打打,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去世,他年幼的儿子郑克塽继任王位。此时,康熙已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遂决定对台湾采取“武统”路线。
这个时候,他再度起用精于海战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早在康熙三年(1664),施琅就曾为福建水师提督,半年内三次进军台湾,结果均因飓风影响,失败告终。
时隔近20年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
6月14日,施琅指挥清军跨海东征,经过七天激烈战斗,攻克澎湖,全歼郑军精锐。郑克塽审时度势,最终采取大将刘国轩的建议,归顺清廷。
8月11日,清军进驻台湾,实现和平统一。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率军拿下台湾的施琅,曾经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部下,又与郑成功、郑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1651年,为了是否处死一名亲兵,施、郑关系破裂,郑成功气急败坏,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逼得施琅投奔清军。1680年,施琅的侄子因谋划反郑投清一事泄露,家族70余人全被郑经杀害。
所以,当施琅再任福建水师提督时,曾说要一雪父弟子侄之仇。
不过,当施琅以胜利者身份登上台湾岛时,他还是分清了公义与私仇。有人提醒他,复仇的机会来了。施琅却不为所动,反而亲自到郑成功庙拜祭,并说“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他放下个人、家族恩怨,使台湾军民消除了施琅平台是为了复仇的疑虑,从而稳定了台湾的局势。
历史学者李细珠有段话说得很精妙,他说:“历史有时候很是吊诡。郑成功与康熙时期平台主将施琅本是一对世仇冤家,但是,从郑成功驱荷复台到康熙统一台湾,正是完成中国领土与主权统一的一脉相承的两个步骤,而这恰恰又是郑成功与施琅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历史的辩证法奥妙无穷。”
以上种种,都是17世纪的故事,距今不过300多年。
天命轮回,历史是可以随时回望的。
参考文献:
1.欧阳泰 (Tonio Andrade) :《1661,决战热兰遮》,陈信宏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
2.连横:《台湾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3.陈碧笙:《郑成功历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0年
4.陈思:《再论“何斌事件”的前因后果——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5期
5.陈国强:《论郑成功收复台湾》,《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6.施宣圆:《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