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为何能够打败美军，统帅之道上的差异，可以一探究竟
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较量，既是一场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军事艺术的较量、精神意志的对决。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志愿军能够击败美军有诸多因素，除了我军将士一流的军事素养，以及我国政治、外交战略政策方面的成功运用以外，志愿军卓越的指挥艺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与美军在指挥方式上存在着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中美两军的对抗，体现出统帅之道上的差异。
美军的指挥体系如同他们的作战风格一样，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极度依赖高级指挥员个人。
美军采用任务指挥式方式，将指挥权委托给朝鲜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
最初，“联合国军”司令员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的指挥水平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美军在战场上的胜负。
当麦克阿瑟认真思考时，他能够综合全局做出正确决策，美军便打出了仁川登陆这样足以载入史册的精彩战例，一举扭转了战争初期美军的不利形势；但是当麦克阿瑟犯浑时，美军也就跟着任性起来，应变力严重不足，以致于接二连三地遭受败仗，最典型的就是麦克阿瑟指挥美第十军在元山登陆，然后兵分两路追击朝鲜人民军，给志愿军参战留下了一个“口子”，埋下了前三次战役失败的种子，美军最后从鸭绿江退到“三七线”。
当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时，美军似乎重回正轨，不过美军打不打得赢，仍要取决于李奇微个人决策的正确与否。
李奇微与麦克阿瑟不同，他是美军当中典型的“学院派”，少有个人情绪冲动和疯狂念头，客观、理性、审慎、低调。
在“学院派”眼里，战争是一架按照程序严密、稳定运转的机器，打仗时注重敌我双方技术、统计、实证、计算。典型的“学院派”军人严格按照美军的作战条令规范作战，十分注重作战程序、规则，讲究的是“科学决策”，讲究的是“有章可循”。在他们眼中，志愿军在每次战役中的持续时间、攻击强度、后勤保障状况都是可以加以量化认识的。但是，“学院派”军人却难以对志愿军所蕴藏的意志力等非牌面上的实力和由此爆发出来的能量进行充分的预估。
简单说来，美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把指挥大权交给前线指挥官“单打独斗”，虽然前线指挥官的上面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国防部、有总统，但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就是前线指挥官，前线指挥官发挥的好坏直接关乎美军战绩。
把全军安危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水准，这就有点不太稳了。
志愿军方面，抗美援朝的战略指挥体制，仍然延续了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沿用的模式，即：重大战略决策在充分征求并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基础上，由中央军委最后作出。
在这种指挥方式中，强调的是战争谋划的全局性，战略实施的创造性以及战略智慧的集体性。
中央军委由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坐镇领衔，还有一批久经沙场的“老帅”级人物担任军委委员，军委作战室更是集中了全军的智囊和最强大脑，集体智慧的结晶自然就比某一个人的意见更加稳妥全面。我军又历来强调党指挥枪、大权集中于党中央，因此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在部队可以得到坚决贯彻。
同时，中央军委虽统筹全局，掌握着最后决策权，但是在军委下达最后决断、发布最后命令时却高度重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解放战争时期的几次关键战役，就体现了这一指挥方式的优越性。
如在华东战场，中央军委曾提出在中原地区打几小仗，粟裕却斗胆直陈建议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忽集忽分”打大仗；1948年初，中央军委又提出华野三个主力纵队南下，粟裕再次建议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中央军委和华野、粟裕多次电文往来，中央高度重视并且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全局和局部最后达成统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军委掌握全局，指挥员直抒己见，这种指挥方式的好处还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本位主义”，最大限度地降低“失败指数”、提高“胜利指数”。
以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为例，四平保卫战如果单从东北战场一隅来看，确实是难以坚持打下去，东北民主联军也提出要主动放弃四平，但是为了全国一盘棋、为了实现以战促和的战略目的，中央军委依然命令东北民主联军坚守四平。到后来，林彪就围困长春、攻打锦州多次与中央军委磋商，但大政方针依然由中央军委通盘考虑、权衡利弊后做出，这也是东北解放战争最后大获全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再回到朝鲜战场上看，我们在阅读抗美援朝战争史料或者观看相关影片时，经常可以看到志愿军“电告中央军委”、“电告党中央、毛主席”这样的字样，而军委发给志司的电文也极为频繁。前线与总部随时保持着密切沟通和信息交流，这种指挥体制的优越性，可以帮助志愿军及时获取战场情报，以便作出针对性决策。
比如，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就是前线部队在侦察到南朝鲜军队突击冒进后，经志司请示中央军委后由毛主席亲自部署的。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志愿军将南朝鲜军第6师大部歼灭。再比如，在志愿军进行了四次战役后，中央军委、毛主席认真分析了历次战情，并加以分析，综合敌情我情，提出我军一次作战以歼灭“联合国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形成了“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前线部队采用此种战法，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我军也实现了由运动战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变，进入了打歼灭战的阶段。
得赖于中央军委在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全局掌控，志愿军前线指挥员对形势的判断、对作战时机的把握明显要强于美军，因此志愿军体现出高于对手的战争适应性。
与此同时，彭总作为志愿军前线指挥员，其对战场敌我形势的感知是最敏锐的。在理解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彭总从政治、军事、兵力、态势、地形等方面，找出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在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后成为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
例如，志愿军原计划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但志愿军入朝后，彭总根据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入朝，正分兵冒进，当机立断，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在运动中歼敌作战方针，打赢了出国第一仗。再比如，第三次战役进攻作战取得胜利时，鉴于美军主力没有被削弱，而我军相当疲惫、减员很大等现实困境，在外界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的轻敌气氛下，彭总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坚决停止追击，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可采取“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给了彭总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这是十分英明的。
彭总作为战区指挥员的战场现实感、作战方案构思、战局控制能力、作战指挥才能，与中央军委对全局形势的掌控比较好地衔接，微观和宏观统一于一体，局部和全局有机结合，成为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指挥是战场的灵魂，也是对军队风格的重要观察点。美军高度依赖战区最高指挥员个人水平发挥的好坏，并由此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胜负走向，结果就是这支军队整体应变能力不如志愿军。
事实证明，能够正确判断全局战略形势，及时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高质量、高效率实施战略决策的“军队大脑”，以及具有独立判断力、作战指挥水平高的战场指挥员，是志愿军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抗美援朝时，我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美军等世界一流军队，但是经过常年革命战争血火洗礼的检验，志愿军的军事指挥方式和军事指挥艺术日臻成熟。也正是通过成熟的军事指挥方式，志愿军将自身战斗素养、作战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一支在美军心中凿下深刻印痕、赢得尊重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