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空望去,朝鲜半岛是一片从东北亚白色大地中伸出的绿色长城,北接长白山区,南抵东海之滨,南北跨度达1100公里。
由于三面环海,只有北部与大陆接壤,朝鲜半岛在物种组成区系上很大程度上与东北亚相似。但不同于东北亚地区以温带向寒带过度为主的特征,朝鲜全境尽管属于温带气候,但却深受海洋和季风影响,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朝鲜半岛南北一月平均气温差可达20℃以上,意味着当盖马高原皑皑积雪未化时,济州岛早已杏花微雨纷纷。
这种差异使得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地区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在人类未涉足之前,这里是由猛兽统治的野性大地;虎豹豺熊,夺气长啸;雕鹗鹰鹞,飞扬击伏。
但在今天,朝鲜半岛引以为傲的生物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已经丧失殆尽。野性的仙境消失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人为造就的景观。曾经的隐士之国跌落凡尘,就连作为民族象征的虎,也难见踪影。
虎被誉为朝鲜民族的象征。1908年,朝鲜文学近代先驱崔南善在发表的《槿域江山猛虎气象图》,将朝鲜半岛描绘成一只气势雄浑的高丽虎。崔南善曾自豪的夸赞:“没有什么地方的虎故事比朝鲜更多,而且也没有哪国人比朝鲜人更爱听老虎的故事。”
虎豹的消失是半岛生态系统衰落过程中最无奈的告别。但当我们回顾过去却发现,这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来自现代化发展的诅咒。
其实,早在数百年前,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启前的中世纪,祸根就已经埋下。
该岩画最早在1971年发现于蔚州郊外的大谷川河中游,描绘有鹿、虎、野猪等陆地动物和鲸、海狗、海龟等海洋动物,以及猎人狩猎,渔夫乘船捕鱼、捕鲸等场景,反映出朝鲜先民的生活与习俗 @ Wikimedia Commons
朝鲜民族流行的檀君神话的叙述中,天神桓雄受命下凡建立神国,当时有同住在一个山洞里的虎与熊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变为人身。桓雄许诺它们藏在山洞中百日不见阳光,即可得偿所愿。不过,虎因野性未驯,等不及百日便挣脱出洞。熊则耐心等待,最终化身成一个女人,并与天神桓雄结合,生下朝鲜民族的先祖——檀君。据民间传说,那只虎最后成为了支配与守护山岳的“山君”,庇佑一方天地。
一部分学者分析,该传说实际上隐喻着一起历史事件,远古时期的朝鲜北部曾存在两个古老的部落;一个部落崇拜“虎”,另一个部落尊敬“熊”。这两个部落后来发生斗争,虎部落溃败,民众与土地尽数涌入熊部落,它们因此共同成为朝鲜民族的先祖,而崇虎文化也就此被流传了下来。
这种渔猎文化孕育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虎的畏惧。
由于朝鲜半岛地形极度破碎,山川和高原占总面积的80%左右,林木繁茂葱密,野兽出没频繁,自古便因虎患猖獗而闻名。
必须指出的是,自古以来,朝鲜民间一直流传着“虎豹结为夫妻”的故事,虎为丈夫,豹为妻子,并将虎豹视为同一种动物。因此豹有时也被称为“雌虎”,许多古籍记载中提到被人徒手打死或驱逐的“虎”,实际上可能只是“豹”。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当时的新罗国虎患极为严重,甚至发生过野虎闯入王宫及惊扰王室的记载。《后汉书· 东夷列传》写道,当时的古朝鲜“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又祠虎以为神。”
出土于今吉林省集安市的洞沟古墓群,注意图中左上方还有一对马鹿 @ Wikimedia Commons
大约在三国时期,佛教首次由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由于连年战乱不断。佛教“忌杀生”的教义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但到高丽王朝建立后,随着政局稳定,佛教教义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
那一时期,即便是食人虎也很少被官方主动通缉。通常而言,野虎在尝过人肉后,继续袭击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佛教多么盛行,贵族和武士阶级始终存在着对于野味和毛皮的需求。再加上虎豹等猛兽会对山民的生命财产与安全造成威胁,民间自发的猎虎行为始终存在。
不过总体而言,相较于后世的李氏朝鲜,高丽时期的朝鲜半岛人口稀疏,广阔的山林仍保持荒野,未遭开垦。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说过:“我们国家(高丽国)虽说其地千里,但多是『山林天泽』,无用的土地足占七成。”
这种意象在朝鲜民间十分流行,有着极为吉祥的寓意,其中喜鹊代表忠义,老虎代表勇猛,松树代表长寿,形象滑稽而亲近。请注意,由于民间虎豹不分,因此民间画师绘制的虎,实际上夹杂着两个物种的特征
名臣姜邯赞就任南京(今首尔)时,因贤明而声名远播,当时百姓间流传称,附近仁王山中作乱的老虎听闻他的贤名后,也急忙迁往别处,不敢作乱。这事实上反映出当时虎患十分猖獗,连京城周围都受到困扰。
当时造访的外国使节说:“『高丽国每年有一半人被虎捉走,另一半人忙着祭祀被掳走的同伴』”。
古时人们相信,丧命于虎口的人会变成一种名叫“伥 [chāng]”的厉鬼,并成为老虎的奴仆,帮助虎寻找其他牺牲品。
为了不让伥鬼作乱,人们会将老虎吃剩下的残骸收集,葬入石墓,并在外面栓上几道铁链,插上铁叉,以防止伥鬼出世,这种习俗称之为“虎食葬”,至今太白山区一带仍存在160多个这样的“虎食冢”。
到朝鲜王朝建立后,虎患仍然层出不穷。直到世祖大王时期,京城昌德宫御苑内还有野虎出没的踪迹。例如《朝鲜王朝实录》有记载,“(太宗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夜,虎入汉京勤政殿庭”。这些虎可能通过近郊的仁王山或北岳山进入王宫后苑内。再加上御苑内常人不能轻易出入,且林深树茂,易于隐藏,有些个体甚至在宫内安定下来。
当朝鲜王朝逐渐稳定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开始稠密,对棉粮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官府也适时开放“山林禁”,鼓励平民进山屯垦。为了迅速获得耕地,农民们常常采用“火田”方法,不惜将生长几个世纪之久的原始林全部烧毁,只为今后两三年内能有好收成。
此前的高丽时期,为避开洪水泛滥,人们通常选择在远离河道湿地的高地开辟农田。
但到了朝鲜时代,得益于水利设施建设,原本蚊虫肆虐的河川洼地则成为泄水殖垦的不二之选。大片平原优质生境消失,迫使虎迁移到贫瘠的山地高原。
森林的减少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呈现;据记载,直到17世纪中叶,朝鲜修建宫室所需的巨柱大多从忠清道和全罗道一带的沿海森林采伐。但到1865年重建景福宫时,京畿附近已无良材,不得不派人到遥远的雪岳山丈量合适树木。
迟至17世纪中叶,平原地区的湿地苇荡已基本化为稻田。18世纪以后,不少高原平地及缓坡带也被改造成梯田。当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失去猎物的野虎要么挨饿至死,要么转而攻击人畜。
此外,与高丽时代崇尚“忌杀生”的佛教不同,李氏朝鲜以儒学治国。因此,推行重农主义的朝鲜王朝从一开始便实施严厉的“枪箭政策”,将危害百姓的虎豹视为害兽驱杀。
负责守卫王室的卫兵中,有一部分专门负责防御虎豹的'捉虎甲士'。这一护军最早可以追溯到太宗十六年[公元1416年]设立,并在世宗三年[公元1421年]得到制度化。
最初的捉虎甲士只有40人,分两班轮流出卫,随着捉虎甲士体制的不断完善,到了成宗十六年[公元1485年]时,其人数已达到440人。这些甲士不仅承担守卫国君的责任,更要时时对出现在汉京附近的虎豹进行清剿,保障都城安全。
除了中央,朝鲜王朝在地方上也设立了专门负责捕猎害兽的群体“捉虎人”。按照人口等级差异,州府级可配备50人,郡级共30人,县级只有20人。
据成宗时期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估算,京畿道约有1440名捉虎人,忠清道有1350人,咸镜道有1350人。以此推算,当时整个朝鲜八道专门的捉虎人共有9900多人,相当于平均每人负责22平方公里区域。基本具备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
正所谓“苛政猛于虎”,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虎患并不比贫穷更可怕,为了在地主豪强和沉重赋税之间求生存,不少人仍义无反顾的选择逃往虎豹肆虐的深山老林。
朝鲜全国当时除了偏居海外的济州岛未受波及以外,几乎各地都有爆发虎患的记载。尤其是高丽时代末期受倭寇侵略而沦为荒芜的庆尚道一带,情况极为严重。当时有人说:“『朝鲜国每年一半人在捉虎,另一半人在被虎捉』”。
众所周知,作为分布区内的顶尖掠食者,维系虎豹的生存繁衍不仅需要大片完整连续的栖息生境,更要求数量众多的食草动物有健康稳定的种群。
而朝鲜半岛已知的偶蹄类动物只有马鹿(C. canadensis)、原麝(M. moschiferus)、獐(H. inermis)、东方狍 (C. pygargus)、长尾斑羚(N. caudatus)及梅花鹿(C. nippon)等六种。
其中獐与东方狍体型较小,常见于靠近人类定居区的低地平原及低山丘陵;长尾斑羚是典型的山地物种,大多出没在陡峭的悬崖峭壁附近;原麝则因麝香在传统医学中的作用而被大量捕杀,野外难得一见。
因此,虎可利用的大型猎物实际上只有寥寥几种鹿类及野猪。
同中国类似,鹿在朝鲜半岛也被当做吉祥长寿的象征。《述异记》记载:“鹿一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化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宋书·符瑞志》称:“鹿为纯善禄兽。王者孝,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亦见。”
古代分类学尚不发达,獐、麝等有时也会被统称为鹿。通常而言,以上两种并没有结群活动的习性,且体型大小与鹿也有明显差异。因此一般来说,古代朝鲜将梅花鹿(C. nippon)称为“鹿”,而将马鹿(C. canadensis)称为“大鹿”。早在高丽时代,鹿皮及鹿肉即被定为名贵土贡之一。
以一对雌雄为核心,结小群活动的马鹿曾广泛分布在朝鲜半岛。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太宗八年[公元1408年],全罗道水师官兵经常趁着空闲时间在海岸一带猎大鹿牟利,后被海道察访韩雍发现,尽数充公。世宗四年[公元1422年]二月,京畿道捕得大鹿九头,送至奉常寺,以制造祭祀用的肉醢。
这些记载均表明,过去马鹿曾遍及半岛各处,甚至远至西南部的全罗道沿海。但到16世纪以后,由于栖息生境内的高原平地大多被开辟为牧场或农田,已知的马鹿产地只剩下北部的盖马高原和长白山一带。
随着马鹿愈发罕见,全国各道不得不以高价购买鹿皮鹿脯充作土贡,更进一步造成该种数量锐减。18世纪以后,朝鲜全国只剩下因“圣山”名义而受到封禁的长白山区一带偶尔能见到少量个体。
对于适应能力较强的梅花鹿而言,历史上该种的分布区域涵盖整个朝鲜半岛、包括济州岛等部分沿海岛屿。由于数量众多,再加上大群活动的习性,地方军队常以“猎鹿”名义来训练士兵,一次能捕获成百上千头。随着高强度的栖息地破坏,至17世纪以后,野外的梅花鹿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不得不建立专门的养鹿场,以满足王室需求。
大约在公元1636年,一种强传染性牛瘟由中国东北传入朝鲜半岛。这种疾病最初只是在牲畜间传播,但不久后便波及到附近山中的鹿群中。经历一系列交叉感染后,朝鲜半岛的野鹿几乎进入灭绝阶段。当时人形容,即使翻山越岭行走数日,也难以见到一头山鹿。
当鹿作为虎豹最主要的食物之一而迅速灭亡时,迫使这些饥饿的大猫不得不下山前往村镇中获取食物,更进一步导致人兽矛盾激化。
五月山深暗草莽
于菟谷子须湩乳
已空狐兔行搏人
离弃窟穴横村坞
樵苏路绝藨
山氓白日深闭户
嫠妇悲啼思剚刃
勇夫发愤谋张弩
县官闻之心恻然
敕发小校催猎虎
——丁若镛《猎虎行》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朝鲜时代狩猎风俗,无论虎患多么猖獗,虎仍是人们心中“山君”的化身。如果山民猎虎到衙门换取赏金,需要先接受3下名义上的鞭笞——一种象征性仪式,并非真正的惩罚,然后才可以领取奖励。
朝鲜传统文化中,虎被视为力量的象征。仅《朝鲜王朝实录》中关于虎的记载就多达635次。
这反映出当时一个极为矛盾的现实;一方面,虎依旧作为山神受到特别崇拜,另一方面,作乱的野虎被视为祸首而毫不留情的驱逐捕杀。
到朝鲜王朝中期以后,随着生态危机愈发严峻,连军队都被派出协助镇压虎患,甚至无需国王颁布敕令。如果是为了猎虎,越过权限调动军队也不会受到惩罚。
『仁祖反正』时期,西人党大臣即假借派兵猎虎名义,调集军队攻入汉阳,废黜光海君,新立绫阳君为王。
换句话说,虽然下放兵权可能会造成反叛,但当时虎患如此严重,以至到了必须“先斩后奏”的程度。
由于豹皮上的纹路优美而质地柔和,广受市场欢迎;而虎皮十分粗糙厚重,只能作为地毯或坐垫使用,价值不高。为了鼓励民间消灭害兽,朝鲜王朝规定可以将虎皮作为土贡来抵消税收,且价格远高于平均水平,以此激发民间需求。
仁祖十一年[公元1633年],曾任全罗道地方官员的大臣申楫在上奏中建议,为镇压虎患,全国每个郡县每年都应上缴3张虎豹皮。该上疏很快得到朝鲜仁祖批准,据此计算,当时朝鲜全国有县郡330多座,意味着每年捕获的虎豹数量至少有1000多只。
距李朝建立两百多年后的1633年,朝鲜全国仍可每年捕获一千多只虎豹,足以反映出当时虎祸多么严重。考虑到高水平的狩猎压力和栖息地丧失,当时至少有4000~6000只虎豹生活在朝鲜半岛,才能维持种群的正常延续。
早在成宗时代,朝鲜国库内据说堆积有成千上万件征收的毛皮。这些库存中除了维持王室自用及用于赏赐的部分外,按惯例,朝鲜每年需向清朝进贡27件虎皮和30件豹皮以示臣属。另外部分毛皮也会通过设在对马岛上的贸易站售往日本。
这张大型地毯由48件豹皮缝制而成,原藏于景福宫,为明成皇后闵妃的爱物。后流出宫外,并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一位美军士兵带回国。最终在韩国大使馆的强烈要求下,这件地毯被归还给韩国,现藏于位于首尔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随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部分地区已经难以年年献上虎豹毛皮,至1724年,贡皮制度被废除。但到那时,整个朝鲜半岛生态系统已经支离破碎。
…当乾獐乾鹿香脯备办之时,官府聚民而猎,数至千百,笼山络野,久至经旬,所获之兽,不过二三,如或不获,则旁求四方而买纳……典医监所纳鹿角、诸道军器妆饰鹿角,一只之价,绵布则一匹余,米谷则二十余斗,狐狸獐獭之皮价,亦如之。至于无孔大鹿皮之价,绵布则十余匹,米谷则二百余斗;大虎皮则绵布二十余匹;若豹皮或五六十匹,或七八十匹。……如其禽兽未盛之前,则江原、京畿两道讲武场与黄海、平安、咸吉三道禽兽蕃盛之处,移定其贡,以待下三道禽兽之复盛。
前架阁库副录事濯毖上书条陈时务
(世宗三十年/公元1448年)
随着原始森林急剧减少,不少郡县已经很难发现虎豹踪迹。18世纪末以后,部分地区甚至因而爆发狼祸。据推测,当时除了人烟稀少的平安北道、咸镜南道及全罗南道等府道,大部分地区的虎豹种群已经较为少见。据创办延世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安连(Horace Newton Allen)夫妇回忆,直到1888年,汉京城郊仍有老虎出没。
19世纪末期,朝鲜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于抵达半岛的外邦猎人而言,高丽虎是非常钦羡的猎物;皮毛华美而性格凶猛。
据英国猎人福特.巴克莱(Ford.G.Barclay)回忆:“朝鲜半岛北部的虎似乎比南部更多,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及其他英国猎人和旅行者的经历,在北方寻觅老虎比南方更难。鸭绿江流域森林茂密、面积广阔、老虎可以轻易隐藏期间,狩猎它们几乎不可能。但除了这一地区和东部西伯利亚边境外,整个朝鲜半岛森林极少,所以老虎可以稳定猎捕。”
据记载,当时外国人首选的猎虎地主要集中在全罗道海岸一带,另有部分人会选择前往咸镜道由俄国人经营的林场。
巴克莱还在全罗南道·木浦港附近的珍岛发现4只自渡海而来的虎。侧面证明当时由于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迫使老虎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从大陆迁移到人少却食物丰盛的海岛上。
进入日本统治时期后。由于害怕地方抗日势力兴起,时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最初在1907年宣布禁止一切朝鲜人携带武器。但兽患因此再一次频发,对人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种情况下,日韩合并后的朝鲜总督府在1911年以“野物无主,人皆可得”为原则,出台相关狩猎管理条例。针对虎、豹、猞猁、豹猫、狼、野猪等“害兽”,则在1913年9月专门颁布了〖害兽驱除事业〗通知,要求各地军队、宪兵部队不遗余力的驱灭清除。
一系列管理规则将合法狩猎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和规定范围内。禁止在禁猎区和日落后使用枪支狩猎,禁止使用爆炸物、毒物等大规模杀伤性猎具,禁猎物种包括秃鹫、胡兀鹫、鸳鸯、冠麻鸭、貂类、梅花鹿(雌性)和丹顶鹤等。
日据时代,竞选县众议员失败后的商人山本唯三郎为排解苦闷,组织起一支规模宏大的团队前往朝鲜半岛狩猎,并自称“山本征虎军”。这一举措符合当时朝鲜总督府利益,因而被大肆宣扬。 @ Wikimedia Commons
与此同时,所有猎人必须取得殖民政府颁布的许可证才能进行狩猎。这种狩猎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持甲证者可采用罗网、圈套和鹰猎等传统方式狩猎,只有持乙证者才被允许使用火枪和机械枪。其中甲证手续费为每年7元,乙证手续费为每年20元。另有一种特别的许可证专门给予采割鹿茸、熊胆和野猪肚等传统药材的猎人,每年收费为70元。
按照朝鲜总督府在1914年公布的《朝鲜狩猎解设》通则,朝鲜国内狩猎季从每年9月15日一直延续到次年4月30日。不同物种的开猎时间也不尽相同,例如雄鹿猎季只有每年2月1日到4月1日,而虎豹等害兽则全年无限制。
〖害兽驱除事业〗名义上为了减少野生动物的危害,实际上是便于日本人更安全的定居在朝鲜。为了遏制朝鲜民间的反日浪潮, 很少有朝鲜人被允许持有枪支,即使因兽患而必须使用枪支弹药,也会受到严格管控。
例如在日韩合并之初的1910年,当时统计持枪的日本人有6371人,而朝鲜人只有39人,两者达到163:1的极端比值。此后随着日韩合融,大韩被逐渐被视为本土的一部分,朝鲜平民持枪率才缓慢上升,然而直到1926年,其人数也只有日本人的六分之一。
这只亚成虎最初是在1908年由全罗南道灵光郡一户农民在附近的佛甲山上设陷阱捕到,后以350元的价格卖给富裕的商人昭次郎,后者将其制作标本,并捐赠给当时是日本学校的儒达小学。该标本也是目前韩国境内唯一一件较为完整的朝鲜虎标本。
根据朝鲜总督府历年列出的官方统计数据;仅1915年和1916年的两年内,朝鲜各地捕获的虎豹数量分别有24头和136头。而到1919年至1924年的数年间,共有65头虎和385只豹因〖害兽驱除〗名义被猎杀、至1933年至1942年时,已知捕获虎豹总数下降到8头和103头。
由此推算,1915至1942年间,朝鲜半岛至少有97头虎及624只豹被猎捕,如果加上漏算年份及未报告事例,实际上会有更多个体因此丧生。
如此严格的执行〖害兽驱除〗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服务当时推行的“满蒙开拓”运动,日本大本营希望尽可能的将过剩的民众输送到边疆地区,以稳定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对于被派驻到朝鲜的日本官员而言,朝鲜出产的上等毛皮是带回国的绝佳纪念品,无论赠送还是自用都非常适宜,因此会竭力搜集。
例如1918年在江原道·春川郡藤木鹤山附近捕得的一只173kg重雄虎,最初猎人以331元25分价格出售,但经过几轮转手后,其皮及骨的最终成交价分别达到500元和665元。
据悉在1935年时,一张完整虎皮在汉城市场上的售价高达1000-1500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一名低层官僚近一年的薪水。而在当时,野虎在南韩几乎消失殆尽。
1921年10月2日上午,庆尚北道·大德山附近的一名村民在进山樵采时,突然遭遇到一头猛虎袭击,他奋力逃脱并下山报案。附近的日本警察局接到报告后迅速展开行动,并将附近的筑路工人召集起来协助搜寻。一些当地居民称,这头野虎此前在附近的庆州郡吃掉一个人,最近才流窜到九政洞。
经过几百号人浩浩荡荡的搜寻,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这头食人虎被迅速发现及击毙。虎肉当即分发给附近村民,虎皮后被进献给当时正在朝鲜访问的日本皇室闲院宫载仁亲王。
“大德山虎”一度被误认为是韩国出产的最后一头野虎,值得一提的是,该故事后来被编入朝鲜总督府钦定的小学课本,以韩国最后一头虎的牺牲宣扬对日本皇室的忠诚。但事实上,即使在大德山虎被捕后,韩国境内仍稳定有获虎记录,例如全罗南道在1924年就有6头虎被猎杀,江原道同年也有一次猎捕记录。
从1933年到1942年间,来自朝鲜总督府的记录显示共有8头虎被射杀,但所有猎虎点均位于今天的北朝鲜境内,尤其是在咸境北道周围。
1924年1月31日在江原道中部横城郡猎获的雌虎是迄今为止韩国境内最后一起确认的猎虎记录。有趣的是,韩国境内的虎患仍在发生,例如1936年在忠清北道和庆尚北道均发生过虎袭击人的报告。迟至1942年,庆尚南道还有居民不幸丧命虎口的事件。
至1945年朝鲜光复以后,半岛绝大部分区域已经难见虎踪。即使有少量虎残存,无论如何,随着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野外大片栖息地被破坏,幸存个体也一定也很难生存下去。当时北朝鲜境内除了长白山区一带未受战火波及以外,其余地区的虎或许是本土种群消失后自满洲一带迁移来的个体。
与体型较大,率先受狩猎影响的虎不同,适应能力顽强的远东豹,艰难的挺过了战争期间炮火纷飞的年代。但这个历经苦难的物种,却最终没能熬过战后贫瘠的岁月。
据1959年出版的《韩国野生动物及其狩猎指南》一书中指出,由于滥捕,梅花鹿当时在韩国全境已经灭绝。1967年由文教部刊录的《韩国动植物图鉴·哺乳动物篇》提及,当时满洲梅花鹿只在中国有分布,咸镜南道部分地区可能有栖息。而北朝鲜在1968年发行的《朝鲜禽类与野兽》中也有“梅花鹿在日殖时期大幅减少,几乎完全消失”的记载。
由此可见。至少60年代及以前,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梅花鹿已经绝迹。伴随着猎物的减少,原本偏居深山的远东豹不得不更频繁的下山寻找食物。1959年3月24日,庆尚南道的山清郡发生一起豹袭击村民后被打死的事件,这表明战后由于猎物匮乏,饥不择食的豹甚至将目光投向村民上。
1910年8月,咸境北道富宁郡出现虎患。两头结伴的猛虎,到处袭击人畜。致使当地人心惶惶,甚至白天也闭门不出。这幅漫画即表现当时巨虎闯入民宅,叼走幼孩的场景,刊登于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1909年12月12日版
1963年,京畿道扬州市的一个村庄发生两起幼童被豹叼走的案件,也是韩国境内最后一例因大型猛兽丧命的记录。
因此,即使韩国光复之后,远东豹也并未受到法律保护,而是被继续视为害兽允许捕杀。相较于日本殖民时代每年动辄几十头的猎捕记录,此时韩国豹的种群数量已经大不如前,十分罕见。
这些个体大多在捕获时已死亡,唯一的圈养记录来自庆尚南道的陕川郡,1962年2月12日上午,居住在五道山附近伽倻村的一名村民在村庄附近的后山巡视时,无意间在猎獐圈套中发现一只幼豹。村里众人都很高兴,于是将它捉下山,关入临时木笼内。大家商议后决定将它捐给当时韩国唯一一家动物园——昌庆苑动物园(今首尔大公园)。
村民们通过警察署向动物园方面转发想要捐赠豹子的电报。收到消息后,昌庆苑动物园紧急派人前往庆尚南道,以方便运输。大约在19日晚上,经过近一天的据称,幼豹平安运抵汉城。据一些村民称,将它从搬离伽倻村的过程中,母豹一直在四周窥探。
据记载,当幼豹交付昌庆苑动物园后,所有人都很激动,甚至欢呼起来。动物园给这头雄豹起名为“1号”,意指它是战后第一头到达动物园的韩国豹,象征着国家焕然一新的局面。由于村民此前一直小心的用自家饲养的兔子和牛羊肉给它喂食,年幼的1号身体十分健康,很快便适应了圈养环境。
1963年3月23日,当地猎人在陕川郡·妙山面捕到的亚成体远东豹。与此前活捕的“1号”不同,该个体被石头砸死,后以6万韩元的价格卖给大邱市一家药店
1963年11月13日,有人在陕川郡五道山的铁丝陷阱中发现一头雌豹尸体。经测量发现其身长近2米,重约56kg,据信因挣扎时力竭而死,被认为极有可能是1号的母亲。
昌庆苑在得到1号后,一直努力为它寻找伴侣。1963年7月,全罗北道·益州市一家教会宣称捕到一只约3岁左右的雌豹。但由于该个体在猎捕过程中前肢受伤严重,及教会要求的价格过高,动物园未能如愿获得。据说这只雌豹后被杀死以作药用。
1970年3月4日,一头巨大的雄豹在庆尚南道的咸安郡被猎人枪杀。该个体身长近160cm,重51.5kg,后在市场上以70万韩元价格出售。自此以后,韩国野外再没有发现过任何远东豹的踪迹。
当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及优先程度自然被摆在后面。伴随着国际保育运动的兴起,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本土物种的价值。
昌庆苑动物园在1964年从新德里动物园引进一只名为的“5号”的雌性印度豹。由于长期未能在国内寻获一只合适的雌豹,为了能够使得韩国豹血统延续下去。1971年时,动物园决定将5号与1号合笼繁殖,尽管最初两者爆发激烈的战斗,但很快便成功交配。一年后的1972年9月17日,5号成功产下两只雌性幼崽。
这是1号的一生中唯一一次留下后代,它已在昌庆苑动物园内生活了11年之久,从一只幼豹逐渐变得强壮,之后在岁月的激荡下垂垂老矣。1973年8月11日,1号突然因内部器官衰竭而倒下,数日后抢救无效死亡。
当1号死后,昌庆苑动物园又在1977年引进一头雄性印度豹,意图与1号的一对女儿繁殖。但却始终未能成功。5号后于1981年因年老死去。不久后,昌庆苑动物园在1984年搬迁至果川市,并改名为“首尔大公园”重新开张,1号的一对女儿被随之移交。其中一只在1989年11月死去,另一只不久后也消失在动物园名录。
自此,韩国最后的远东豹血脉完全断绝。从1945年到1970年间,整个韩国境内只有18起关于远东豹的记录。早在解放之前,野生豹的数量已经微乎其微。
而在北朝鲜,由于长期对外信息封锁,该国对于广大国际学界而言依旧是一个十分神秘且新鲜的存在,其野生动物境况很大程度上是完全未知的。朝鲜境内可能会隐藏着一大片不为外界所知的优良栖息地,并支撑着一个繁荣的虎豹种群生存吗?
就目前已掌握的信息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平壤中央动物园曾赠给北京动物园数只朝鲜豹和其他物种,1986年时又再度赠予一对高丽虎。
1974年,为加强和伊朗的联系,朝鲜曾邀请阿卜杜拉·巴列维王子前往朝鲜游猎。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巴列维王子在朝鲜境内曾捕得一头巨大的虎,不过具体猎获地点不明。
还有证据表明,1987年12月24日,慈江道的和坪郡曾捉到过一只雄虎,并交由金日成综合大学制成标本保存。
而在半岛内部,得益于1998年金大中就任大韩民国总统之后,主张对北方推行“阳光政策”。朝韩关系逐步缓和,并在多个领域加强了合作与交流。为表达善意,朝鲜政府在1999年赠给韩国一只名叫“狼林”的雌性朝鲜虎。
“狼林”大约1993年左右在朝鲜北部的狼林山脉被捕,当时它还只是只小虎崽,后送到平壤中央动物园饲养长大。随着南北和解,又在1999年1月时作为朝鲜人民的礼物赠给首尔大公园。2014年4月15日,狼林因高龄在首尔死亡,寿命约有21岁,终身未留下后代。
这些证据均表明,由于战后人口减少和集体化政策的影响,朝鲜境内残存的虎豹并未像在韩国的同伴那样消失,而是艰难的生存下来,并且能够维持着种群自我繁衍能力。
此外,朝韩关系和缓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1998年,韩国MBC电视台被破例允许进入朝鲜北部拍摄自然纪录片。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得以首次实地接触到有关朝鲜自然生态的机会,意义重大。
虽然未能录得虎出没的踪迹,但MBC摄制组在朝鲜北部多地拍摄到远东豹及其他物种的珍贵活跃影像,如原麝、棕熊和猞猁等。
这再一次证明朝鲜境内仍保留了一个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南北之间又一次紧张局势加剧,这些珍贵资料在拍摄回国后被长期束之高阁。直到最近几年才陆续公开部分片段。
2003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共同努力下,朝鲜第一次公布了全国环境状况的报告书。尽管该文件被不少学者质疑是一项出于政治考量的“面子”工程,并未显示该国生态的真实情况。但却是朝鲜首次就目前环境形势编写的一份系统而详细的报告,十分珍贵。
根据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近年来,朝鲜境内记录到虎的地点主要集中在盖马高原和长白山一带,包括两江道的三池渊郡、云兴郡;咸境北道的茂山郡、富宁郡;咸镜南道的赴战郡、虚川郡、端川市等。
而有远东豹分布的地区则有两江道的大红湍郡、三池渊郡;慈江道的龙林郡;江原道的高山郡、洗浦郡、法洞郡等。
这些地点大多位于高原山区或国界附近,因而难以开发利用,自然生境保持相对较好,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宝贵的避难所。据悉,1995年夏季,两江道一个运输队曾偶遇一只携带两只幼崽的母虎。再一次证明朝鲜境内存在具有繁殖能力的虎豹种群。
众所周知,由于猖獗的偷猎行为,中俄两国野外的远东豹和东北虎数量在上世纪一度迅速衰减,濒临灭绝。尽管随着保育力度的加大,其数量缓慢恢复至目前的规模,但基因库单一仍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弊端,或许来自朝鲜的新鲜血液将有助于改善这一问题。
朝鲜和他宝贵的野生动物资源,未来会将成为东北亚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的中坚力量吗?朝鲜能否更加入国际保育合作,更好的保护本国生态?一旦朝韩统一,新生政权又能否维系好这份珍贵的自然遗产?
早在2000年左右,韩国山林厅便已开展了和朝鲜的林业合作,意图将猞猁、梅花鹿、赤狐等绝迹物种重新带回韩国,并能够恢复半岛的原生生态系统。
来自朝鲜平壤中央动物园的种源已经在韩国南部智异山国家公园建立一个稳定的亚洲黑熊种群。但从长远来看,虎豹是东北亚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不仅仅是最顶级的掠食者。更意味着赤狐、梅花鹿、东方白鹳、朱鹮等濒临灭绝的绝大多数野生动物。
『短短半个世纪内,原先富饶的野性国度被殖民者粗暴的践踏,实在令人痛心。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我们自己又是怎样行动的呢?再说,现在重要的是我们的反省和觉醒。
大自然可以被破坏,但却永远不会恢复成原来的生态系统,已经破碎的山河不再是锦绣江山。
——韩国动物园八十年史 昌庆苑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