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道君语:
敦煌壁画闻名于世,
但敦煌文书知者寥寥。
它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
溯至百年前,
物道君带您重温这揭开历史封印的始末,
一探敦煌文书的历史谜案。
大漠之中, 简陋的木制平板车,吱呀吱呀推动着,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步履蹒跚,此前他已经拜访敦煌县城,但县长对他车上堆成小山的文书绢画不屑一顾。
王道士心有不甘,拖着他自觉不菲的文卷,徒步百里,前往肃州。他并无私心,虽为避兵燹而出家,来到莫高窟,出于怜悯,以道士身份清理这埋没近千年的石窟。
在1900年农历五月廿六日,这天夏至,他依旧在兢兢业业打扫洞窟,扫帚触到墙壁,发出哒哒的声响,难不成墙后面空的?随即他徒手剥开薄薄的掩墙。就因这一举动,怎想成就了后世对于敦煌一系列研究寻踪,甚至开创敦煌学,成为世界文明翘楚。
封印终被解开。点着烛台仔细观看,王道士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在另一个窟内壁上的洞口,如墙上的佛龛,狭小的内部空间里,却堆得满满古物。随意抽取了一些查看,均是汉、藏文的经卷,或是佛教绢画和法器。王道士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对此不感兴趣,仍旧把洞口原样遮蔽了起来。
这就是藏经洞被发现的过程,虽不经意,但王道士也懂得这古物一定来之不易,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为了筹集修补莫高窟的资金,他不得不为文卷寻找出路。
遗憾的是王道士这一趟又无功而返,官员们在清末乱世自身难保,哪有心情梳理已铺上尘土的残卷余篇。
确有识货人,本来甘肃学台叶昌炽有心整理,但苦于没有资金而作罢。
不久却有人找上门,只不过是外国的探险家。他们在本国接了任务,到远东中国、日本和印度,攫取历史文物。这些国家尚在前工业时代,并没有意识到印在沙土上的沧桑有多么可贵。
最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他在中国寻宝已久,消息灵通。王道士见到买主自然开心,他只是想把资料给识物人;另者是求得资金,修缮莫高窟。他本不识字,却懂得修寺补庙,是为虔诚与功德。
于是斯坦因得偿所愿,在拿了文书九千多卷和绢画五百,并粘走一些壁画后,支付了二百两马蹄银,心满意足离开了。
消息不胫而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是个中国通,他如获至宝地翻阅了所有的文书,精选出其中最为上乘的七千卷,付五百两银后,欣然离开。
伯希和虽为汉学家,但对于极为高深的古文字,还需请教。他便带着古卷,拜访末代帝师罗振玉。罗是金石大家,深谙中国文字和文化艺术,看到这些,惊讶不已,赶忙上报朝廷。这才将最后九千余卷运往北京,收在什刹海广化寺。
待剩余文献全部运京后,朝廷奖励王道士六千两银子,而最后到手,只剩三百两……
就这样,几万卷敦煌文书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大部分已遗落海外,其中英国藏一万三千余卷,法国藏六千卷,另有少数失落在曾为列强的不同国家的博物馆中,而俄国人掳去最多,达一万九千件。现仅有一万六千余卷保留国内,大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是国图的四大镇馆宝之一。
从发掘无人问津,不懂得经卷价值;到后来因其价值连城,抢夺拆散,再到举足轻重的敦煌学建立。眼看如此国宝惨遭涂炭,失落异邦,成为了无数国人心中的痛。
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提起敦煌,便条件反射般想起千年莫高窟,在几百个洞窟中,镌刻着历史原本的痕迹,壁画、雕塑带着时代的印记。但留意并重视敦煌文书的人却微乎其微,它们大量遗落海外,而就是这些尘封已久的古卷,又是如何促成举世瞩目的敦煌学的呢?
莫高窟16窟的右侧墙壁上,王道士当初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墙后的藏经洞,也就是今天的17窟。
如今的藏经洞,中央是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辩的真容像,背后绘制供养壁画,两侧画近侍女、比丘尼侍候,并立《告身碑》。这里本是洪辩和尚的禅窟,圆寂后被弟子改为影堂,用于纪念。
但刚被发掘的藏经洞可不是这样,它是窟中之窟,不易被察觉。因为它的门在西夏侵占敦煌前就已被人为封住,并绘补了壁画,隐藏得天衣无缝。
在藏经洞经过整理后发现,敦煌文书最早从前秦永兴三年(359年)到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封存了跨越长达六个多世纪的一手历史文献,世界罕见!
文书多为手写本,少量为刻本。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汉文卷约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西夏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家、儒家经典,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典籍,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皆有收录。
在历朝的政治运动中,都曾有毁书灭迹之事,这使得被封存部分的敦煌文书,已成为孤本或绝本,天下无双。
敦煌文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囊括了几大文明的传播与交融历程。活化石延续至今,倔强的生长,被尘土与遗忘滋养得枝繁叶茂,只待好事者发问,便能娓娓道来。
于是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内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百年风霜,虽然敦煌古卷已拂去灰尘,现于世人,但它依然有很多求解之谜。它是历史的唯一见证者,静谧的在那里,等待一代代历史学家和好事者的亲昵或挑战。
藏经洞那么重要吗?
几万册卷集,由诸多种文字写成,包罗了各类文化、宗教典籍。那么它重要在哪里呢?又是什么原因被汇聚在这个小小的洞窟之中呢?古代文卷并非常见,识文断字者鲜有,这远古的藏书阁又是依凭着什么机缘巧合集卷成山呢?
先仔细看看这些文卷都写了什么吧。包含了关于佛教、道教、牟尼教、景教等宗教的典籍,发掘出很多孤本。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变文,是将佛教经卷通俗化翻译的文学体裁,作用像现在通俗易懂的网文。
甚至流传至今的逸事描述都有差异。
传说写《易筋经》的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初代祖师,在少室山下,密林之中建立少林寺。传至五祖弘忍,再选择继任者。他决定让弟子们在墙上写偈子,谁能物道,便将法脉托付。
偈子又名偈诗,大多是顿悟佛法而作诗,四句为一偈。不求格韵周章,但求学法通透。于是备受期待大弟子神秀提笔成颂: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看到这词,弘忍法师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有慧却未悟透。”扫地、舂米的小沙弥不甘了,平时不言不语的他,上前便写了那首著名的《菩提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到此,五祖弘忍有了打算,夜至三更,找来沙弥,传予佛教圣物木棉袈裟,传讲《金刚经》。后恐他人害其性命,要他南去,三年后再弘法。这个小沙弥就是禅宗六祖惠能。
《坛经》中详细记载了五祖传授衣钵的这段故事。脍炙人口的呈心偈也流传至今。然而在敦煌文书的《坛经》原本,就与这广泛流传的故事有些不同,甚至这首点睛的偈诗也有出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同为敦煌文书,由西夏文翻译本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法常清净,如何有尘埃?
无独有偶,敦煌文书所纳的经史子集,民俗逸事,甚至当时诗人的作诗抄本,与后世流传的也有出入。
比如李白著名的《将进酒》,原名《惜罇空》,意思是惋惜酒已饮尽。其中“高堂明镜悲白发”变为“床头明镜悲白发”;“天生我材必有用”变为“天生吾徒有俊才”;“古来圣贤皆寂寞”变为“古来圣贤皆死尽”等等。
原来千古名句都不一定是原汁原味!当习惯日常的认识,接受既有的印象,便不再揪根。于是敦煌文书就调皮的给我们提个醒,要时刻保持深研的态度,脱出“习焉不察”的矩镬。
藏经洞内还有大量的稀缺典籍,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均为历史首见。敦煌文书珍贵可见一斑。
如此重要的经卷资料又是为何聚集到一起的呢?这又是众说纷纭。
莫高窟本是出家人修禅之所,遗留下一些经卷也是合情合理,但如此之多,类别之繁却是未解之谜。
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百年有余,学者们在梳理古卷后,发现这些文书几乎都是残本,甚至是行数不足一页的“残片”。就连斯坦因也遗憾道:“其中写本或失首,或缺尾,或中裂,甚至仅存标题。”
残片虽多,但能“缀合”的不再少数,就是可将不同的残本组合成全本。
那么,收取如此多的残本意欲何为?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唐朝。历史上,在莫高窟前有座三界寺,是晚唐敦煌佛教官寺之一,地位非同一般。会昌灭佛后,佛教在河西走廊受到吐蕃和西域影响极大,恢复往日兴盛。
因此有人认为藏经洞的古卷是三界寺的藏经和供养资产;另一方面,由于经文是常常翻阅的文卷,使得古书的破损无法避免,愈是使用频繁的经卷,卷头卷尾更为尤甚。于是为了修复佛经,便收取残片,集后查缺补漏,以传后人。
在众多的修复经卷者中,最著名的莫过道真和尚(915——987)。他是宋初时期莫高窟三界寺管理佛经的僧人,19岁已是沙门。在典藏佛经时,他发现许多经书或遗失或损坏。出于对信仰的虔诚与弘扬佛法的决心,便发起了修补佛经的活动。
敦煌文书就有记:“长兴伍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 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 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在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非常稀缺。归义军政权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
唐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尽被吐蕃占领,不但阻断了与西域的联系,强迫汉人同化。当时坊间便有“汉人学的胡儿语,却向墙头骂汉人。”的说法。然而在848年,河西汉人张议潮,趁吐蕃内乱,联合释门都僧统洪辩,收复了河西走廊。敦煌壁画就有记载。
唐宣宗闻信大喜,册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实际上晚唐时期,朝廷无力顾及河西。直到被西夏所灭前,沙洲实际是归义军政权统治。
寺院里没有那么多素纸,如何修补佛经?道真便四处募纸,募集到许多残经、书信、合同、档案等文卷,以此来裱补残破的经卷。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且能缀合的文卷收集于此的原因。
但随着道真和尚圆寂,佛经修复工作也画上了句点。僧人们将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整理汇总,置于藏经洞,临时封存。
也有提出不同看法,疑问绢画和法器又为何汇集于此?又有人提出了避乱的假说……学界有人这样说法,有人那样主张,而我们只能等待答案浮现,也许永远不会浮现……
古代的敦煌水草丰美,是丝绸之路上在河西走廊的交通枢纽,作为关键隘口,是沟通外界贸易的大门,地位类似现在的深圳。
随着气候恶化,晚唐的战乱也使得中原失去与西域的联系。宋朝兴商,于是海上丝路兴起,敦煌辉煌不再,落寞于黄沙之中。
11世纪,西夏消灭归义军,占领敦煌,僧人担心寺庙会遭到破坏,逃难前将大量无法带走的典籍、法器、绢画等放入莫高窟封存,希望战乱后再取用,谁知却一去不返……
但西夏人占领敦煌后,并没有拆庙灭佛。西夏皇帝崇信佛教,接受汉制,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开凿新窟弘佛,保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
此后,宋神宗为了改变在西北被动挨打的局面,也为了平复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国内矛盾,便打算攻打西夏,史称“河湟开边”,为两宋唯一都护府——陇右都护府的建立奠定基础。
至哲宗朝,更是响应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一同攻打西夏的请求。消息传到敦煌,僧侣们惊慌失措,慌忙将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入密室,免受涂炭。
然而战火并未侵入沙洲,宋人也并未收复敦煌。而这些经卷、法器就永远的沉睡在莫高窟最隐秘之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元灭西夏的战乱而封存,种种猜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或许一切只是徒扰,也可能不过是收敛道真修复文卷的余物而已。但这却成全了后辈们的畅想与忖度,也恰是敦煌的魅力所在。
1952年,人们在第53窟也发现了类似的秘室,补编为第469窟。其内已没有成卷藏经,仅存寥寥断片,却保存下搬运藏经的指痕,将原藏经典搬往它处,洞窟无用便封住。
在清理莫高窟后园土地庙的塑像时,竟然发现有六朝时期的文卷藏于其中。塑像内藏经,可谓奇幻。此后断断续续在莫高窟的不同区域发掘到了少量经卷。
直到八十年代,还从莫高窟的北区洞窟中清理出一些文献。
或许除了已发现的藏经洞外,可能还有未见天日之处,深埋着一卷卷过往历史。但就是这样,敦煌才散发出绝无仅有的吸引力。
“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陈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所发出的喟叹,是出于民族情怀,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忱而遗憾的唏嘘。转眼已过百年,我们在敦煌不断发掘钻研,力图循迹曾经中华文明的伟大。
遗憾的是,如此国宝遗散海外,不得全景,待到回归时……
历史原因,使得学者甚至要去别国一观珍贵的文物,就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吊诡。
刺耳,又似乎又不无道理的说法,成为了中国学者的心结。
于是他们便从英、法博物馆中逐字抄回,用自己的手拼凑失落的记忆,竟已有几百万字。隽秀的小楷,尽心竭力抄写,仿佛梦回千年,如同那些洞中坐禅清修者,不见得化身罗汉,但定心无旁骛,一心向佛。
虽零落于世界,也能大同在敦煌。不经意间,将敦煌绝唱,传至全世界。
毕竟人类的,也是世界的。
实际上,我们并非只为学术不达伤心,而是为国宝散落而难过。对人们而言,历史的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王圆箓也并非余秋雨笔下的贪婪之辈,他已尽分内之事。但那时候,更该负起责任的难道不是国家吗?可清廷已外忧内患,自顾不暇。
所以,唯有让大众认识到敦煌的好,敦煌文明的精妙,去保护它,延续它,发扬它,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数百年的沉睡,尘封千年回忆,为之魂牵梦绕。沧海桑田间,不变的遗卷,诉说着往昔磅礴。物是人非,功成立业的人也执拗不过时间,它就如佛祖,淡然微笑着,看这世间大众,周而复始,绵延不息。
或许,对平凡的我们来说,了解就是最好的珍惜吧,就像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点个在看,让美不消失,让它被更多人熟悉了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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