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历史上的蒙古国,往往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成吉思汗,在许多人眼中,成吉思汗是统一蒙古,成为了蒙古国崛起的领袖人物,是一代天之骄子。其实不然,成吉思汗或许领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治国却有致命的缺陷,还是伟人更具慧眼,评价也最为精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一点,在他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体现得最为明显。
蒙古帝国,是一部历史上公认的“战争机器”,对于欧亚地区,几乎是横扫的姿态。他们身为游牧民族,为什么不好好放牧休养生息,反而一再的入侵他国呢?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比放牧生存要舒服很多的全新生存方式,那就是“以战养战”。
他们通过入侵掠夺其他国家,来强暴的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与资源,这些资源除了进行享受、消费以外,剩余的资源用来支撑军队进行下一次入侵和掠夺。蒙古凭借自己的铁骑,四处征战掠夺资源,无往不利,最终对于这样的生存方式上了瘾,成为了一台永远无法停止运转的“战争机器”。
但是他们也有不灵光的时候,比如他们攻打南宋时,耗时40余年,这对于蒙古帝国无异于一次沉重的打击,南宋的坚守差点将当时几乎无敌的蒙古帝国给掀翻在地。因为长时间的战争,只会让蒙古不断的消耗自己国力,不会获得财富和资源,为了激励军队继续作战,蒙古统治者会给他们不断输送军费,同时会加大对他们的奖赏,但是这些行为都会涉及到费用,一旦费用不足,却又不能停止战争,蒙古的统治者就会超发钱币,采取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做最后一搏。所以,当南宋投降的时候,看似强大的蒙古帝国其实开心的快晕倒了,南宋的财富和资源,足以填补他们这几十年来不断超发的货币窟窿,顺利躲过了这一次劫难。
蒙古帝国在攻占金朝的时候,金朝面临的处境与蒙古相差无几,只不过金朝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没能及时获得足够的资源,弥补自己国家的通货膨胀,最终被蒙古给打败。蒙古国本身是一个游牧民族国家,他也更适应游牧民族的制度,于是,金朝利用纸币的制度就被蒙古国给学习来,等到元朝建立的时候,就开始一种以国家为单位,全国使用纸币的一次历史实践。虽然纸币早在唐宋已经出现,却并不是一种全国性的使用,所以元朝的纸币的实践是一次历史性实践,与今天我们的情况有所相同,只不过在封建社会使用这套金融体系,还有点为时过早。
忽必烈一开始使用这种纸币的模式很稳定,运转也比较正常。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民族突然进入到了农耕文明,他难免会有不适应,这种休养生息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曾经“以战养战”的方式有本质不同,很快,元朝的贵族军事力量就按耐不住自己的躁动的心,又开始了对外扩张之路,毕竟直接掠夺别人的财富与资源,要比农耕税收来得快。
只不过,曾经的“战争机器”,此刻却没能重现往日雄风,在出征日本、缅甸、朝鲜等国时,他们却屡屡吃瘪,徒然耗费了大量的军费支撑战争,却没能依靠战争获取到财富与资源,这样的情况出现以后,他们又一次陷入了当年攻打南宋时的困境。支付军费、滥赏贵族、超发货币,为了支撑对外入侵战争,元朝又开始了这“老三样”的恶性循环,对内则不顾百姓死活,增加赋税。元朝建立几年时间,物价蹭蹭上涨,当年蒙古兵入侵南宋的时候,商人若无其事的继续经商,抱着一副“谁当家都一样”的心态,此刻却开始苦不堪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米价上涨几万倍,盐价甚至上涨到了吃不起要卖媳妇的地步。而元朝的军队开支却逐年增加,最高的一年,竟然达到了唐朝最鼎盛时期十年的年赋税总收入,骇人听闻。百姓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往往买一件物品,需要一车的纸币才能换取,货币竟然成为了货物交易的累赘,导致纸币的信用丧失,大家纷纷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出现了商业交易的倒退情况。
“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盐)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
人祸不断,又来天灾,黄河泛滥令黄河两岸百姓无法生存,元朝宰相脱脱带头组建了一支由军民组成的17万人队伍,治理黄河,虽然成功治理了黄河,却再也难以收复失去的人心了。
私盐贩子方国珍和张士诚揭竿而起,抢夺元朝的海运物资;韩山童和刘福通也“不甘寂寞”,在河道之中深入一个石头人,后背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趁机也举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两支起义军其实对元朝的打击极大,因为当时的元朝首都在北方的大都,而元朝的税赋则主要在江南之地,如果将大都比为心脏,则江南等地则为“造血地”,而京杭大运河与海运则是两条运输的“大动脉”,此刻京杭大运河与海运却被起义军截断,元朝犹如一个无“血液”输送的“心脏”一般,濒临死亡,只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已,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则是成吉思汗子孙不会治国,对于经济依然采取征讨财政的方式,将元朝最终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元末曾经流传着一首民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用短短20个字,将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其实,真正毁灭元朝的不是朱元璋,而是元朝开创历史性实践的“一张纸币”。
文/野史日记
参考文献:《元朝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