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中的神谕｜九十年前的西陲光影史诗

他在看着你。

她在看着你。

他在看着你。

她也在看着你。

有许许多多个这样的他或她，在看着你。

凝视这些眼眸、背影，是穿过时空和其他族群的对视，也是透过庄学本和他的镜头，照见一个个与他相通的、苍茫旅途中的纯粹、质朴的灵魂。

这是纪实摄影的魅力，因为它告诉你，这些人都真实存在过，在时间的长河里游弋过那么一段光阴；

这也是肖像摄影的魅力，虽然它那么“老套”，但它真真切切地告诉你，“人”的魅力——它让我们看到人的不同， 在这个世界上有兆亿万千的个体，以自己的感官体验过自己的人生，每一双眼睛或每一对耳朵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过一个世界。

这些距今80多年前的照片，出自庄学本之手——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摄影大师。

庄学本

1909 - 1984

嘉绒少女。她们以红珊瑚珠盘成头饰，身穿花衣，腰缠花册，耳戴珊瑚银环，为当时贵族盛行的一种装束。图中少女正在弹口弦，奏时用线扯动竹簧，发声清越

1909年

出生于上海浦东。

庄学本（左一）在理番县（今理县）什谷脑与（嘉绒）藏民等合影

1934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庄学本拟以《良友》、《中华》画报和《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行署进藏考察，到成都后因专使不允，入藏计划落空，只得另选当时被诬为“吃人野番”居住的青海果洛去考察。果洛当时在地图上还是一块未经探索的“白地”。他请人缝制了一顶白帐篷，找了一个翻译、两个旅伴，由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进山北上，进入阿坝草原，得到土司信任，被护送至川、青交界，然后进入果洛草原进行民族调查摄影，历时六个月。一路拍摄的照片和旅行记由《申报》、《中央日报》等发表，并在上海出版《羌戎考察记》一书。

赶场路上的羌人。农闲时羌民便作商旅，晨背农产远道入市，至暮而归。每当夕阳西下，见羌民三两休憩山径之旁，盖已易货归来矣

羌民田间劳作

进入果洛这里是纯牧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1934年秋，庄学本由阿坝进入果洛，一路没有投宿之处，要自带帐篷、生活用品，由牲口驮着走。傍晚，选择地势平坦的地方设帐歇宿，埋锅造饭，清晨拔帐而去。1949年后这里已划归青海省，成立了果洛藏族自治州

1935~1936年

被国民政府护送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并受中央研究院委托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受中山文化教育馆之托搜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此行由南京到西安，经兰州、西宁、果洛草原到玉树，拍摄了九世班禅在塔尔寺（青海湟中）和拉卜楞寺（甘肃夏河）举行的盛大法会，并乘便在青海作了四次短途游历，考察了互助、乐都一带的土族，贵德、共和的藏族，三角城群科滩的蒙古族，循化的撒拉族。沿途旅行的见闻，以《西游记》、《青海旅行记》等专题，连载于《良友》、《申报》。

为隆重欢迎九世班禅莅临拉卜楞寺，藏民七八万人在广阔的甘加滩草原上先期搭了数百顶花白帐房，使此处成为一座临时帐篷之城

牧羊

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九世班禅回藏受阻、病重。日寇进犯上海，庄学本心里只想回家参加抗战，先后三次告假才得批准。他渡过通天河，经康北道到甘孜，闻知班禅圆寂、家乡战事失利，心急如焚，后经炉霍、道孚于12月底到康定。

1938年

1月回到成都。此时上海已经沦陷，有家不能回，庄学本欲投笔从戎报考航空机械学校，未被录取。西康建省需要各种技术人才，其即受聘任西康省政府参议顾问，继续从事民族考察和摄影工作，先到丹巴，考察大金川流域的嘉绒。又到越西田坝考察彝族。

1939年

年初在冕宁、西昌扮作邮差的伙伴，进入时称“彝族奴隶社会中心”的昭觉城，“用一台留声机播放唱片，这也是他长期采用的一种田野工作方法，吸引许多看稀奇的彝人与他攀谈，继而照相、访问，再受邀到奴隶主的家中饮酒吃肉。”

奴隶主吸烟，由奴隶娃子为她扶杆点烟

后又经盐源进入极富神秘色彩的“喇嘛王国”木里，南行到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永宁、泸沽湖。返程经九龙回康定时正是夏季。休息一个月后又携帐篷西行，经理塘草原，到有“关外苏杭”之称的巴塘，拍摄藏戏，又顺金沙江南行到得荣，再从白松折返，经义敦到巴塘。原计划沿金沙江北上德格考察，终因甘孜事变受阻。于是在巴安过冬，春节看喇嘛寺跳神、晒大佛、送瘟神。

1940年

冒着春雪回康定。这一时期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傈僳、纳西等民族。所著《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良友·新西康专号》、《康藏猎奇记》、《康藏民间故事》等分别由西康省政府、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时代书局出版。

昭觉盛装的彝族新娘

敬神

1941年

发表长篇论文《西藏之戏剧》，从藏戏起源、代表剧目、表演等方面，对藏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西康巴安、甘孜藏人观戏的盛况：“戏场周围，帐幕毗接，环作圆形。远隔数站的牛场娃，届时也扶老携幼，纷至沓来。所以藏戏在藏人的脑海中印象非常普遍而深刻。”

摄影作品汇集成“西康影展”，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展出，吸引观众二十万人，西康的工作告一段落。

1 古耳沟的藏民；2 古耳沟的藏族妇女；3 黑水的藏族姑娘；4 喜好装饰的藏族上层少女

1942年~1945年

想继续完成到当时的“禁地”西藏去摄影的夙愿，应邀加入康藏贸易公司并前往印度，拟随公司开辟的驮运路线进藏。但最终没能实现，滞留在印度三年。在这一时期，庄学本拍摄了大量反映印度风土人情的照片，并于1945年在加尔各答出版摄影选《西竺剪影》画册。同年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整理十年西行的作品。

1948年

在南京、上海、杭州举办“积山石区影展”。

1949~1980年

1949年11月到北京参加民族工作，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接见，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1965年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的处分；1975年“平反”；1979年，他抱病参加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1980年，《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羌族端公作法，据说个个法力高强，刀枪不入，常替人袪病、消灾，掌握羌族宗教之权。羌族无文字，经咒均由口传

还愿时端公作法

1984年

7月因病在上海去世。

荒原中的神谕

庄学本的西部影像人类学之旅

文：朱靖江

我们不妨将八十多年前的历史还原成一张素朴的黑白图片：1934年8月14日，在海拔5800米的高寒山地宿营的庄学本，借着熹微的晨光，眺望阿坝草地的无边 山色。亘古不变的雪岭大川逶迤于苍莽的川藏路上，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人肃然对视蛮荒的风景—旷古冷肃的荒原渺无人烟，远方的雪峰似乎与尘世凛然隔 绝—手中的照相机沉醉地追捕着光影流动的瞬间。单薄的行装与未知的旅程，虱子一般如影随形的挫折和匮 乏，全然失色于胶片显影时的灵光绽放。他在不时邂逅 的野羊群的目送下，与一名“番人”同伴萧索地策马缓 行，身后是几头支“乌拉差”的牦牛，驮着他简陋的行 李，包括一顶帐篷、半囊胶卷，以及一些冲印照片的药 水和工具。在漂泊的寂寞里，那人期然寻觅着生命的奇 迹，而这奇迹竟也在他的面前昭然呈现：以如花的美色和野性的尊严，为一段早被风雨销蚀的边地故事，定影成一幅绝版的记忆。

对于庄学本而言，这只是他前往“廓落克”（果 洛）那片所谓“白地”旅途中并不重要的一天，他于 帐幕中写下数百言的日记，陈述一日的行程与见闻，唯值一提的，或许只是渡河时偶遇的三名陌生人与他们持枪戒备，互相惊疑对方是剪径的盗贼。而这旅程继续伸展，从果洛至康定，从中国至印度，又从青春朝气的来路，到沉默郁结的暮年，再凝聚成图文档案与书稿，用劫后遗存的文字与影像，默默地启迪着循 道而来的同路人。又或如半个世纪后的诗人海子在《九月》中所吟唱的：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羌民田间劳作

一

沿途均无道路，遍山均可行，唯认牛足印而已。待至垂暮，于水草丰美处下帐房而歇……太阳初升时即起熬茶，茶沸稍揉糌粑即启行。登山而西，碧草露湿，晨寒侵人，云雾未升，四眺清朗，远瞩群山起伏，如海中碧浪，一望无际……

—庄学本

本世纪最初几年，原本沉寂无闻多年的庄学本，在其身后的时日里，再度成为中国摄影界与人类学界共同瞩目的现象级人物—距他上一次的声名鹊起，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的岁月。如同“流放者归来”，人们讶异地发现这位生前谦卑和善，中年时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晚景也颇为凄凉落寞的“非著名”摄影家，曾经在中国最艰难的抗战时代，独自奔走行摄于土司割据、盗贼横行的西南山地与西北荒野之中，如同一位被神谕感召的圣徒，决意用影像的力量，为救亡图存、“开发西北”之国策做探路的先锋。

那些侥幸逃过战火与动乱的底片，静默地显影于一个仿如隔世的新世纪，绽放昔日的荣光，令观者同样静默，且毋需言辞称其为“伟大”。学界公认：近二十年来，中国影像史学最重要的收获，便是重新发现了庄学本及其同时代的孙明经先生。这两位大师级的影像工作者，以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纪实摄影与纪录电影作品，填补了中国影像史上的诸多盲区和空白，他们的归来，极大丰盈了中国现代的影史篇章，也因其高洁的人格魅力，为我们树立起两座仰之弥高的不朽丰碑。正如中国摄影学者李媚所言：“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光亮，应该成为烛照黑暗的指引。”

对于中国人类学界而言，庄学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所记录的藏边影像有着非常宝贵的民族志价值—如将庄氏发表于《良友》《中华》等画报上的图片报道，与同一时期登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上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边疆题材照片相比较，前者在真实生动、意态气韵方面其实犹胜于后者，特别是种种不为外人所知，而又为庄学本所亲见并摄取的械斗、婚丧、巫术等内容，更是有其人类学上的长远价值。庄氏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有关边地地理与族群的文章和书籍，大都来自亲身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史地与民族文献意义。

庄学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从事田野摄影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自觉吸纳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接受任乃强、葛维汉、丁文江、徐益棠等学术大家的指导与训练，不断探索影像与学术结合的路径；另一方面，又满怀爱国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开发西部的事业当中，决不当清谈的看客与空头的艺术家，这使得庄学本在20世纪前半叶“救亡与启蒙”的文化大潮中，颇具时代精神与使命意识，而他与边地民族的交往平实而质朴，甚至比多数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更具平等与合作的态度。因此，庄学本被称为“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的确是实至名归的定论之说。

有关庄学本的早年生活，我们多只能从其家人的概述中知其大略。他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东的村舍里。父亲庄鼎熙务农为生，兼在私塾中授课，颇受乡邻敬重，但庄学本却因家贫，只在上海的寻源学塾读过两年旧式中学，便辍学赴沪上的几间洋行、公司做练习生和小职员，自力谋生，并开始接受摄影技艺的启蒙。1930年，庄学本参加了一支由青年人组织，自上海出发北上的全国步行团，以“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为口号，一路进行社会调查、图片拍摄、证物搜集，“以贡献社会，作学术上之参考”。步行团深得蔡元培、胡适、徐悲鸿等文化名 流的赞赏，沿途也访问过陶行知等知名人士。虽因直奉战争爆发等原因，步行团行至北平而告中止，团员们却对中国的世态民情有了些切实的体会。这一长途旅行、为天下先的经历，也成为庄学本此后执着于游历考察、影像拍摄的前奏。

庄学本于步行考察团解散后留居民国首都南京，在南京大同地产公司和万国储蓄会当职员，工作之余，亦练习摄影技法，早期多为风景、静物、人像等“沙龙”式的作品。他发表在1934年《华安》杂志上的两幅图片—《幽居》，一幢山林中的茅草土房，《陶工》，一名蹲身制作陶盆的男子—都还难称影像佳作，显示不出拍摄者的独特趣味与创作天赋。这样的习作与生活，似乎预见了一位民国时代南方城市青年正常的人生路径：安稳度日，娶妻生子，兼有一份艺术气息的业余爱好，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但在内心深处，暂时蛰伏的庄学本依然等待着远方的使命召唤。

法事活动

庄学本个人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宏观而言，源于国家局势的震荡与国土的沦陷：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令中国知识界心忧国是，更有所谓“丢失东北，开发西北”的思想与行动。庄学本亦更加关注西部边疆地区，“想从事步行摄影，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励人民抗日保国的热情”（庄文骏）。更为具体的原因，却是一桩与他的日常生活轨迹并无直接关联的事件。1933年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专使行署入藏致祭。这一看似“远在天边”的消息，竟触动了时为南京万国储蓄会职员的庄学本的心弦，他绝意辞去首都商 会的工作，打算以《良友》《申报》等报刊“特约记者”的身份，自费追随专使团进藏参访。

20世纪30年代，西藏并非如当代文艺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灵魂圣地”，反而是一个在众人心目中野蛮封闭、迷信落后，且不允许汉地官民随意进入的“喇嘛王国”。庄学本之所以对西藏产生调查与拍摄的兴趣，或始于其早年未能完成的全国考察计划，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又“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加之国事危急，“愈觉非努力奋斗不可”，所以仍希望以考察边疆、旅行摄影的方法，做出一番报国的事业，取得一些惊人的成就。

庄学本一生的夙愿和他半生的羁旅—无论是追随吊唁十三世达赖的专使团（1934），还是参加护送班禅回藏的行署（1935~1937），再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称顾问）徘徊于康藏边界（1938~1942），后来取道南亚，滞留于印度三年（1942~1945）—全是为着能够进入西藏，拍摄这方雪域高原的神秘姿容，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彼时波谲云诡的国内政局，以及暗中成为国际势力角力场的西藏局势，都将庄学本的“入藏幻梦”击得粉碎。这虽说是人生的一场悲剧，但也因此成就了庄氏摄影艺术的非凡境界，亦如他日后的回忆：“入藏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反而因战事的演变，使我在边地游历了十年，增加了许多摄影资料，这是出发时所梦想不到的。”

1934年，四川甘孜，羌人咂酒

1934年，四川理县 ，一群小喇嘛

1936年，青海共和，黄河皮船

1936年，青海海晏 ，穴居的蒙人

1936年，青海互助 ，抬神出庙挡冰雹

1936年，青海上水磨沟，一对土族老人

1937年，康定老城雪景

1937年，炉霍县城

1937年，青海玉树，藏族母子俩

1937年，青海玉树，国民政府委员、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马大师

1937年，青海玉树，天葬时喇嘛诵经超度

1937年，玉树长虹，山上建筑为结古寺

1937年，玉树最大的寺庙—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玉树大寺（结古寺）全景图，九世班禅行辕即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宫，后大师圆寂于此

1938年，四川康定，茶马古道茶店的背夫

1938年，四川康定，康定茶庄的甲朱娃

1938年，四川康定，康定茶庄分包的茶工

1938年，彝族婚宴，备喜酒数坛，招待宾客

1939年，四川得荣，绝壁险道

1939年，四川理塘，老街

1939年，通往得荣县城的江边小道

1939年，庄学本与摄影家孙明经在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