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语文学：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话的奇葩
1877年的吉尔吉斯，天气特别冷，11月已经开始下大雪。12月份更是出现了多年未遇的暴风雪，冻死不少牛羊。不幸的事件接踵而来：饲料、口粮、燃料严重不足，许多年迈及体弱多病者冻饿而死。就在此时，1877年12月6日，一批来自中国西北的回民在战乱后越过中俄边界，在错误的时间来到这个错误的地方。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冻伤严重。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署后，又有一批新疆伊犁的回民进入俄国。于是 1877 年到1884 年间，中亚形成了一个华人穆斯林群体。最初移居中亚的回族移民只有5000多人，十月革命后发展到了3万多人。随着苏联的建立，这些回民在1924年民族识别和划界时，被苏联当局定为“东干族”。
俄国人认为东干族有三个来源：
第一批在1878年，马郁素夫率领下由甘肃狄道州前住吉尔吉斯东方卡拉科尔，有1180人。第二批在白彦虎率领下前往哈萨克江布尔州与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市一带，有3314人。第三批有1000人，在马大老爷率领下由吐鲁番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奥什。
东干人的语言
“东干”的确切含义有几种说法。有的人认为，“东干”是“东部甘肃”的简称，即“东甘”。因为有些东干人来自甘肃东部。日本汉语史学家桥本万太郎认为，“东干”来自汾河“东岸”，“东岸”变读“东干”。因为他们有的原居住在汾河东岸的一片地区。还有人认为“敦煌”或者“潼关”才是“东干”的本字。上面这些说法实际上都将“东干”看做某一个汉语词汇的谐音，但新疆和中亚一带说突厥语的民族把从陕西、甘肃迁移过去的回族移民叫做“Tunggan”，于是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东干”其实来自中亚突厥语的“turup qalghan（站下的，住下的）”的简化形式：Tunggan>Dun'gan。对于东干人本身而言，这些外族对其的称谓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自称为“老回回”或者地理方位更明确的“中原人”。后者在历史上同样曾经是回族的自称。
与散居在中国各地的回族普遍使用当地汉语一样，东干人带到中亚的是一种源自中国陕西、甘肃原居住地的汉语方言。东干话里又分陕西话和甘肃话，两者主要差别就是声调。东干的陕西话有四类声调，和中原官话里关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相同；东干语里的甘肃话有三类声调，平声不分阴阳（即普通话第一声第二声合并），和中国西北方言中原官话里的陇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相同。东干人的语言还保留着古汉语的说法“衙门”、“大人”、“衙役”、“学堂”、“使唤”、“路数”、“营生”，这是东干人每天都要说的词。他们称总统为“皇上”或“皇帝”，称商店为“铺子”，称银行为“钱庄子”，称货币为“贴子”，称朋友为“联手”，称理发师为“待诏”，把“签名”叫“画押”，把结过婚的妇女叫“婆娘”，等等。
陕甘一带的方言分布
东干人的迁入实际上意味着汉语在700多年后重新进入了中亚地区。早在12世纪初期，辽代皇族耶侓大石西迁到新疆与中亚地区后建立的西辽王朝（穆斯林史料称为“喀喇契丹”即“大契丹”）就曾经将汉文作为通用的行政语文，而在这个王朝倾覆之后，波斯语、察合台语（老乌兹别克语/老维吾尔语）与俄语相继统治了这个地区，汉语汉文的存在反而逐渐式微了，直到东干人的到来。
印有汉字的西辽钱币
但是东干人带去的只是纯粹的口语。在最初的东干移民中，绝大多数是不识汉字的农民。这就使得苏联当局为东干人“创造”文字时可以完全无视汉字的存在。1918 年，苏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表通告，宣布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和文化部门可以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并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
1932年苏联学者以东干甘肃话为标准音帮助东干族创造了拉丁化的东干文字，包括31个拉丁字母和自创的5个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不标声调。1929年第一本 《东干识字课本》出版后，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30种计10万册东干文教科书。1953年，东干文字又顺应苏联国内形势改用38个西里尔（斯拉夫）字母拼写，使得东干人成为“世界上唯一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话成功的人”。
东干语分布图
东干俄罗斯文字母
这样做自然有利有弊。拼音文字易于学习，20世纪50年代东干人便基本消除了文盲现象。但坏处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失去了书面汉语汉字的传承，东干语书面语口语化严重，有失精练，不够完整、严密和规范。
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名句，被东干学校作为鼓励学生学习的“座右铭”，用东干文写出来，便成了“念呢！念呢！要念呢”。
同样因为没有汉字的支撑，随着东干语文与汉语母体文化的分离，许多字只留其音却不知其义。在东干方言语音的干扰下，没有汉字对语音的固定，语音容易变异，进而影响到了语义的变化。
譬如民歌“茉莉花”由江南传唱到西北地区，东干人再由西北地区把这首歌带至中亚时“茉莉花”本义已完全丢失，并按照东干语汇的习惯，在“茉莉花”一词后附加一“子”后缀，变成了“毛李子花”，意为“毛李子树上开的花”。而“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的俗语也东干人理解成了“掏宝很伤人，历史书下埋死人”……
东干妇女和陕西大姑娘一模一样
东干文孕育了独特的东干文学，东干文学语言以中国西北方言为主体，同时融入了俄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词汇。在所有的东干语词汇中，外来语借词约占10%，而其中俄语借词占7%。
东干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民间文学是在东干族人中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书面文学是东干族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从东干文创立至今也有了百余年发展历史。
先说民间文学，由于历史渊源，东干民间故事与中国西北民间故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曾编著《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研究中亚东干民间故事，他认为中亚东干族的民间故事部分来源于中国，如“张羽煮海”故事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元杂剧。从李福清编选的民间故事来看，其中不少故事就与中国的韩信、薛仁贵等历史人物密切相关，在收入书中的 86 则故事里，有 76 则在中国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有异文流传。
民谚俗语被中亚东干人称为口歌口溜，仔细比较中亚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黑牙·兰阿洪诺夫辑录的《中亚东干(回)族的口歌口溜》与中国西北的民间俗语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中亚东干人的书面文学常从民间生活中汲取营养，东干文学无疑是中外民俗的汇流之地。
再说书面文学。1932年东干人创办了第一份报纸《东火星儿》（后更名为 《苏联回族报》），1931年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出版的诗集《亮明星》则是东干文学成熟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尔里·阿尔不都、伊玛佐夫、十四儿等多位东干族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伊玛佐夫、十四儿等人多次到访中国。
报纸
十娃子是东干文学最重要的作家，研究他的作品可以最直观地了解东干文学的精髓。
十娃子出版过20多部诗集、 散文集、长篇小说和剧本等，其中有《革命潮》《富足的光阴》《走过的路》《劳动的火花》《逝去的岁月》《春风》《我播种的欢乐》《生日》《银笛》《天山的英雄们》等。
小说《走过的路》表现的是东干人民“昨天、今天、明天”的主题：贫苦农民出身的主人公艾底子过去靠租地种田为生，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还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只有到了十月革命后，他才过上了幸福了新生活，从此也开始加入到为祖国美好明天而奋斗的建设者的行列。
他不但进行创作， 还用东干文、吉尔吉斯文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罗斯作家、诗人的作品，东干文《国际歌》就是他翻译的，他还从俄文翻译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片段。下面是十娃子翻译的普希金《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的头两节：
那侯有一个老道来，他是一个朦头来，老道在巴扎上转，他把有的杂货看。
一个Balda到面前，不知他往那里转，他给老道说得好：＂为啥你今儿起得早？你在这达儿把啥找？＂
诗人雅斯尔·十娃子对他先辈的故土怀有深厚感情，不少作品写给中国， 例如《中原》《给陕西的信》《银川——我爷 的城》《献给诗人屈原》《凭吊诗人萧三》等等。
十娃子的作品里往往把中国称为“母亲”，把中国人民称为“兄弟姊妹”，把中国西北的回族聚居地称为“故乡”。当他从新华社广播中得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一首《新华的声》的诗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诗中写道，“毛把陕西解放哩，四川，西藏。把全东方照亮哩，就像太阳。西安今儿才高兴哩，我爷的城。高兴声我听见哩，新华的声”。
东干文学是东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干学最早属于俄罗斯汉学的一个分支。
19 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家开始关注东干族的民间口传文学。1930 至1940 年代，曾出现了东干民间文学的研究热潮，前苏联著名汉学家德拉古诺夫等人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1950 年代，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了东干学部，这是研究东干学的专门机构，该机构的成立促进了东干文学研究的发展。中亚东干文学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著作有3 部。1977 年出版的俄文版《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等人编著，主要研究东干民间文学，其中收集了多篇民间故事，并把东干民间故事和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 该书2011 年被翻译介绍到国内 。
1984 年出版的俄文版《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由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学者玛凯耶娃所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东干文学史，既介绍了东干民间文学，也重点分析了东干书面文学发展史。1991年出版的英文版《雅斯尔·十娃子———苏维埃东干诗人的生活与创作》由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所写，把东干书面文学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学者，书中主要研究了东干著名诗人的诗作。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撰文介绍中亚东干文学，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常文昌教授。他被学界称为东干文学研究的领军者、国内东干文学研究的奠基者。
2003 年，他出版了俄文著作《雅斯尔·十娃子与汉诗》，通过对东干族诗人的个案分析，论述了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2010 年，常文昌主编的中文著作《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出版，这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常教授认为，“由于东干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对东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更有发言权”。
常文昌提出，中亚东干文学语言虽然不用汉字书写，但具有中国西北方言特征，东干人属于华人，东干文学应被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中亚东干作家使用的东干文，不用汉字书写，但具有汉字语音特征，这种语言，应属于汉字之外的一种特殊汉语。中亚东干作家还常使用俄文、吉尔吉斯文写作，显示了海外华人作家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中亚东干文学的出现，拓展了世界华语文学的研究范围，呈现了华语文学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一条新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