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二）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然后赴苏联出席苏共二十大，最后，在回国的途中还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6年3月底回到北京。当时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名翻译，有幸随朱老总访问了东欧五国，并出席了苏共二十大。现根据有关材料和我的记忆，将这段经历追忆如下。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邀请后，于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
朱老总作为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于2月4日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随同朱老总一起来到莫斯科的聂帅、刘澜涛便回国了。师哲留下来仍然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原来的班子。苏方对朱德的到来非常重视，赫鲁晓夫于2月6日接见了朱德和刘晓，接着安排朱德先后同布尔加宁、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见。此外，苏方还专门安排朱德在苏联国防部大楼同苏军元帅们会见，出席会见的有朱可夫、马林诺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等，宾主双方共叙两党、两军的友谊，气氛十分热烈。
值得注意的是2月6日赫鲁晓夫在接见朱德和刘晓时的谈话。赫鲁晓夫详细介绍了苏联农业的落后状况。他说：苏联农业集体化虽然在组织上、技术上解决了问题，但粮食产量长期低于十月革命前（1913年）的水平。主要的原因是党的农民政策不对，斯大林认为国家已经给了农民土地就算是对农民的最大照顾，可以无穷无尽地从农民身上挤出东西来。没有给农民必要的和可能的物质利益。农民送到收购站的粮食得到的报酬，甚至弥补不了运输费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党的领导人既不了解农民，也不熟悉农业。斯大林除1928年到过西伯利亚农村外，再未去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农村，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大体上也是如此。
2月11日，中共代表团的其他3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
2月13日，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向中共代表团介绍了苏共二十大的议程和各国代表团的情况，请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朱德表示要致贺词。
2月14日上午10时，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代表大会。第一天，赫鲁晓夫作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仅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功绩，反而不止一次地影射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执政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迷信的后果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另外，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新问题。他指出，在火箭——核武器时代，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越来越多样化，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朱德、邓小平对上述问题，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有可能否定斯大林的问题提高了警惕。为此，中共代表团立即致电中央和毛主席，请示对策。中共中央在回电中明确指出：会议照参加。
2月15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言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词。朱德在发言中首先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全面援助表示感谢。接着全面肯定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国内政策方面，高度评价了苏共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增长的做法；在外交方面，赞扬了苏共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肯定了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对澳和约），推动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增进同芬兰、挪威的关系，等等。朱德在发言中指出：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和久经考验的、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共产党坚如磐石的团结分不开的。”“苏共中央遵循共产主义学说，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紧密联系千百万苏联人民，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粉碎了贝利亚阴谋叛徒集团。苏共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卓越模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突击队’”。朱德在发言中最后说：“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种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它已成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道，为巩固世界和平，为实现全人类的进步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2月16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言。他没有指名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他说：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个人迷信的理论和实践，在党的十九大以前得到了传播，这给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种理论和实践缩小了人民群众和党的作用，减弱了集体领导，破坏了党内民主，压制了党员的积极性、首创性和主动性。
同一天，苏共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的米高扬的发言最引人注目。他第一个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斯大林。他不仅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还批评斯大林的理论观点。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之后，‘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这一大家知道的论点，在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时候，对我们未必有所帮助，也未必是正确的。这些论点并不能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的复杂的和矛盾的现象，以及战后许多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事实。”米高扬还列举了斯大林在外交和国内建设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提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洗”运动。
苏共二十大期间的2月21日是中国旧历除夕。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到我驻苏联大使馆看望全体工作人员，在那里同使馆人员共进除夕晚餐，并摄影留念。
在随后几天的苏共二十大上，布尔加宁作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1956—1960年）的报告，卡冈诺维奇作了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像以前的代表大会一样，代表们热烈地讨论并一一通过了这些报告。2月24日，苏共二十大在选出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后宣布闭幕。
外国代表团没有料想到，就在大会闭幕的2月24日晚间，大会秘书处又把所有参加会议的苏共代表重新召集到克里姆林宫，举行秘密会议。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所以称它为秘密会议，称赫鲁晓夫的报告为秘密报告。会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向中共代表团解释说：你们本来是可以参加的，我们对中共代表团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但是如果你们参加了，其他党不参加，不好办。我们不希望其他党的代表团参加，因此你们也就不要参加了。后来听说，作为例外，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克西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大概是因为他们同30年代大清洗有牵连吧。
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中共代表团。我驻苏使馆一秘阎明智、我和周彦连夜译成中文，供中共代表团研究。
中共代表团看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很多。谭震林认为，我们不能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该有自己的态度。朱老总说：报告讲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是来这里做客的，不便于讲什么。邓小平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简直是胡来！至于表态的问题，待向中央汇报后再说。
2月28日，赫鲁晓夫接见了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气氛友好而热烈。赫鲁晓夫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他说：不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中共代表团根据事先商定的对策，对赫鲁晓夫所谈的关于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表态，采取了回避态度。
在同赫鲁晓夫会见后，邓小平、谭震林立即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特别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朱老总留下继续参观访问，王稼祥留在莫斯科另有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