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面对权力不堪一击！

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是一位公认的文武双全的大才子，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写过小说、出版过金融专著、操盘过“反腐剧”《人民不会忘记》。

他曾经是正义的化身，以孤胆英雄的形象参与过审计风暴，面对腐败分子的电话恐吓，他英勇地回敬，“告诉你，我参过军，打过仗，负过伤。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什么我没见过？”

这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近乎完美的人，却最终没能逃过权力的腐蚀，正如《人民的名义》里一身正气的侯亮平在剧终时因为严重违纪而倒下。的确，在这样一个散发着腐臭味的大染缸里，谁能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无动于衷？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做到。

思想家帕斯卡尔认为，“人”是一个处于“自主性”与“堕失性”之间的吊诡，“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

人也是欲望的动物，对权力、金钱、美色充满着欲望，这些并不会因他（她）有多少良心和觉悟就可以减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欲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使其所以然。尤其是对权力的欲望，多少人对其垂涎三尺。但是，人一旦有了无限制的权力，人性的丑恶便会无限放大。

电影《死亡实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科学家找来一群普通善良百姓，在一座模拟的监狱里，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为期两周。

开始时大家嘻嘻哈哈，后来狱警认为自己绝对权威，开始使用权力维持秩序，囚犯慢慢也觉得自己真的有罪。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的兽性慢慢暴露出来，狱警滥用权力、私刑、发泄个人情绪，囚犯展开血腥报复，最终演变成一场真实的血战，直到代表实验结束的红灯与警报声出现，所有人才明白这只是一场游戏和实验。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权力是一头怪兽，如果不被限制，欲望就会无限膨胀，邪恶就会丛生，腐败就无法遏制。“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抑制腐败就必须抑制权力的滥用。

如何抑制权力？良好的制度是不可或缺。而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权力的掌控者，因为在权力被垄断的条件下，只有他们才有权利制定制度。但是，让权力掌控者制定制度限制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不现实的。

垄断权力，以便贪污腐败，获取钱财美色，这正是权力暴露出的人性幽暗面。如何看待人性，中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推崇孟子的“性善说”，喜欢把人神化，迷信包青天、海瑞，寄希望于执掌权力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

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历史证明，垄断着巨大的权力、表面上完美的人，大多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变成了魔鬼。这与一个人的人性没有多大关系。人性在权力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前两年热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虽然揭露了权力腐败的丑恶现象，但其本质上还是“青天大老爷式”的期待，处处透露着“人治大于法治”的思维。

比如，剧情开始时，省检察院要拘捕外逃的副市长丁义珍，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态度强硬地坚持夺回办案权，原因是怕吓跑开发商，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这完全背离了依法治国的法治思维。

汉东省委书记、刚正不阿的清廉官员沙瑞金，以自己的权力命令大风厂工人撕掉了法院的封条，这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野蛮行径。然而，这些情节却成了剧中力图歌颂美化的亮点，其透露出的价值观比腐败本身更值得反思。

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说，“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不是以清官思维建设理想社会，应该是建设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基础的、遵循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共权力受到制约的现代社会。”“清官思维”与“人性本善”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

我们总是假定人性是善良的，而忽视了人性的恶。人性中的恶一旦插上权力的“翅膀”，便如潘多拉魔盒一样难以制约，造成公共权力泛滥、贪污腐败盛行、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西方社会则推崇“人性本恶”，认为人人都有原罪。比如，基督教强调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完美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在此基础上，按照“以恶治恶”的原则，谋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设计出权力制衡的制度，使掌权者想腐败而没有机会，从而催生出了相对公平、文明的社会。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将权力关进笼子绝非易事，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宗教信仰、法治建设、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等方方面面。

只有所有的因素都水到渠成，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要不然只会限于权力更迭、腐败越反越多的噩梦而无法自拔。

当我们不再强调“人民的名义”，而是强调“公民的权利”；不再强调“以德治国”，而是强调“依法治国”；不再迷信“青天大老爷”，而是直面人性恶、致力于制度建设，那时，我们便能看到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