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甚嚣尘上的“台独”声浪中,民进党是个非常打眼的名词。
该政党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却很快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本土派政党,与此前掌控当地政局的国民党分庭抗礼。
回望过往,这些台湾往事,已经充分展现了民进党是如何崛起,然后一步步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党的。
众所周知,国民党自1949年退到台湾,掌控全岛的权力就一直被紧抓在蒋介石自己手中。
退往台湾之前,蒋介石在人、财、物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深远的准备耕耘,一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对岛上原有居民以及大量随军往台的人员进行审查。
这件事被交给蒋经国亲自负责。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此事极受重视必须交给最信任的人,所谓“上阵父子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蒋经国先行历练,以备将来好接班。
据说仅1949年,台湾本岛居民中就有上万人遭受逮捕审查,随军入台者也有大量被“清除”。
这些举动当然是为了巩固权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与台湾本岛居民之间的冲突。
果然,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亡之后,蒋经国无风无浪地接掌了大权。
为了营造继承父志的“孝子”人设,蒋经国先是大操大办丧事,仅仅一个移灵仪式便动用了近百辆宪兵车开道。
接下来,他又宣称自己悲痛至极、“哀毁骨立”,不但蓄须志哀,甚至还假惺惺地提出要辞掉自己“行政院长”的职务。
当然他的请辞被不少人拦了下来,最终蒋经国成功上位并执掌大权直至病亡,后世称为“两蒋时代”。
表面看来,“小蒋”掌权时期与“老蒋”差不多,都是紧紧抓住权力不轻易假手他人,将整个台湾岛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实际上自从1945年台湾光复以来,国民党在台湾本地居民视角中便留下了“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印象。
此类认知后来逐步发酵、更经由“台独”分子不断炒作,成为台湾分离主义倾向的催化剂。
起因在于国民党对台湾施行经济上控制、政治上打压的策略,代表国民党受降并长期担任行政长官的陈仪,更是公然把“台湾人不适宜担任中高级公职”之类的言论摆在口头。
再加上国民党大员贪腐、军队纪律废弛等种种问题,最终酿成了爆发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台湾自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执行党禁、报禁、海禁等多种严苛规条,同时使用军警特控制社会。
由于采取连坐制度,杀良冒功等情况时有出现,时不时就会有人忽然失踪,后世称之为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台湾社会逐渐形成横亘于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立场鸿沟,双方不但难以达成彼此间的身份认同,更逐渐演变成类似“压迫者”与“被压迫”的心态。
民进党的前身“党外后援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借势壮大,以“民主”和“台独”为诉求,拉到了大量闽南裔台湾人群体的支持。
1978年,台美“断交”,党外运动也借此浮出水面激起浪花,逐渐出现了国民党压制不住的征兆。
1979年底的“美丽岛事件”被视为党外运动的高潮,不少知名人物如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陈菊等人都牵涉其中,并有多人因此入狱服刑。
其中领头的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最终其实际坐牢时长累计超过26年,他也以此自许为“台湾的曼德拉”。
而人称“祖母绿”的民进元老之一吕秀莲,原本是国民党员,后赴美留学期间密切接触了海外“台独”势力,从而成为其转向“台独”的起始点。
《美丽岛》杂志及其衍生的事件成为某个契机,原本各有派别的党外人士及力量逐渐彼此靠拢并进行整合,最终催生出1985年的“党外后援会”。
由于国民党明确禁止组建政党,这一组织仍在秘密状态下运作,但实际上已经初具政党雏形。
同一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中,该后援会提名了11人参选,结果居然全数当选,这一事实本身就折射出国民党在当时已经何等力不从心。
1986年9月28日,共计132名党外后援会成员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敦睦厅开会,商讨筹组新党事宜。
最后他们决定采取谢长廷及尤清主张的“民主进步党”为名,民进党由此正式成立。
在民进党正式成立的过程中,最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的,自然是执掌大权的蒋经国持什么态度。
如果按照国民党一直以来的规定,显然这种私下组党的行为既不受允许,还可能会遭到实际行动取缔。
较为意外的是,蒋经国对此反应相当平静,基本上表达出一种默许和默认。
蒋经国为什么会这样做?
古语说“盖棺论定”,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终于可以对其生平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台湾之所以会有持续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蒋经国应负直接责任;也有人认为他一手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终结党禁,而且为人俭朴可亲,私德还算不错。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近似两极的评价,其实用蒋经国自己的言论就可以回答。
民进党成立前后,蒋经国曾经说过“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也在变”。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的特派员马汀曾经形容蒋经国是一个忠勤任事、毫无大官架子的人,但与此同时,“他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
这样的蒋经国会默许民进党对规则的挑战,一大原因就是在当时,台湾本省土著与外来人士之间的矛盾经由多年发酵和党外人士的不断鼓吹,已经上涨激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蒋经国也同样不敢完全对美国期望置若罔闻,他得迎合美国关于“民主化”的呼声。
从务实的层面来讲,“美丽岛事件”的余波尚未平静,国民党就因林义雄被灭门案而声誉扫地,后续更有陈文成、刘宜良等案相继发生。
一旦对民进党再下重手,来自各方的压力只会更大。
林义雄被灭门案通称“林宅血案”,林义雄是“美丽岛事件”的策划和带领人之一。
当时他正被捕坐监,家中寡母游阿妹和双胞胎女儿却被人杀死,长女身中六刀侥幸逃生。
此案被广泛认为出自国民党保守派手笔,蒋经国虽然多次否认,但也没有哪个部门真正把案情调查清楚、给出一个足以服人的说法。
默许虽然是默许了,但当时尚未解严,国民党当局仍然是不愿承认民进党的:在一些媒体新闻中需要提到这个新党派,往往会写成“民X党”或者“X进党”。
即使没能获得国民党的正式承认,民进党仍然组建起十八人小组,并于同年11月10日举行其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确定党章与党纲,并出曾为美丽岛事件作辩护的律师江鹏坚为首任党主席。
由党外运动各团体整合而成的民进党,至此真正以一个政党的面目介入台湾政坛,在“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中争夺席位,同时继续呼吁国民党解除戒严。
次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解除报禁党禁,民进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
1988年,蒋经国急病身亡,当天晚上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就宣誓就任,坐上了新一任“总统”的位置。
在后世人们眼中的李登辉,有一个“蓝皮绿骨两面人”的评价。
所谓蓝,指的是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而绿,则是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
蓝绿两色,被用来指代这两大政治联盟和派别。
有了这样的李登辉执掌大权,大量在戒严时期流亡海外的“台独”分子开始纷纷返台,其中不少人与民进党联起手来,或是干脆陆续加入民进党、以民进党人身份参选。
陈水扁、吕秀莲等人也在这一时期频频活动,俨然成为新晋的政治明星。
陈水扁以“美丽岛事件”辩护为契机步入政坛,善于利用自身农家的身份煽动地域对立,从中获利达成目的。
在多年当选“议员”和“立委”之后,更于1994年以民进党竞选人身份首次拿下台北市长一席的执政权。
而吕秀莲则自“美丽岛事件”入狱以来很快借“保外就医”的名头跑路,第二次返台便不遗余力地炒作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鼓吹“独立主权”。
为了搞大这一倡议的影响力,吕秀莲主导在岛内造舆论、到美国租广告,抓紧各种联合国纪念日大搞活动博眼球,甚至还策划出“众筹”捐钱寻求联合国承认的闹剧。
这两人后来长期被民进党绑定宣传,称之为“水莲配”,一度用来与国民党推出的“连宋配”相抗衡。
早期的民进党因为其强烈的分离主义色彩与抗争氛围,虽然也拉到了大批支持,但同时也催生了台湾社会对其执政能力不看好不放心的情绪。
为了选票为了上位,民进党逐渐把自己改造成温情主义者,表面上淡化激进色彩,实际上仍做着各种分离主义的小动作。
1995年,“台湾曼德拉”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后,积极主张联合和解、化解长期对立,以解除外界对民进党“执政”的疑虑。
1996年担任主席的许信良则曾经提出“大胆西进”的主张,这标志着当时在民进党内部,对于自身的路线也存在不同想法。
1996年台湾地区首次“直选”,民进党推出“台独”精神领袖彭明敏参选,由于内外多重原因不敌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虽然如此,民进党在地方上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
在次年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拿下了整个台湾地区12个县市的“执政权”,席次和执政人口均首次超越国民党,这也成为民进党“以地方包围中央”选举路线的成型契机。
1998年,在广受外界看好、有望连任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败于国民党马英九后,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运作了一场公开的电视辩论,最终将“大胆西进”与“强本渐进”妥协成了“强本西进”的共识。
此后,民进党为2000年选举而大幅修改自身基本策略,以“台湾前途决议文”宣扬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
恰逢国民党宋楚瑜因兴票案而支持率大跌,加上民进党操盘以及李远哲“相信改革的力量”宣扬支持,最终陈水扁以2.5%的差距胜选。
自此,民进党在成立14年后成功击败国民党,于2000年实现了首次“政党轮替”,走上前台成为“执政党”。
此后,民进党被视为台湾最大本土派政党,与国民党的彼此竞争攻讦、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成为台湾政坛常态。
2000年至2008年间,民进党为“执政党”,2008年至2016年期间马英九上台,国民党重回“执政党”,之后就又由民进党蔡英文上台。
梳理民进党的诞生起源不难发现,虽然同为一个党派,但其源流实际上来自各有主张的“党外人士”,因此民进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攻击扯后腿的事情屡见不鲜。
初建时期的民进党以旗帜刊物为区别,分为“美丽岛系”、“新潮流系”等派系。
后经多年势力消长局面变化,又催生出“新系”、“英系”、“正国会”、“苏系”等等,部分派系还存在“套娃”情况,彼此争斗也愈演愈烈。
早在2010年,曾任民进党主席的施明德就曝过料,声称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等人均为“抓耙仔”,意谓“美丽岛辩护律师群体”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卧底,目标是为了铲除异己,堪称“政坛无间道”。
今年陈水扁也曾经对民进党提名的台北参选人陈时中“开炮”,称他在防疫行动中抗击不力,“踏着尸体进军台北市政府”。
不过,陈水扁很快就通过办公室进行解释,声称陈时中会是继他之后第二位民进党市长。
除此之外,诸如陈水扁弊案、接二连三的前民进党高层“退党潮”,也都让人对民进党的整体印象低回不前。
香港《大公报》日前就曾发表评论,评价台湾局势“魔长道消,群邪乱舞”,认为民进党想方设法“救扁”,不惜通过修法来洗白陈水扁的“公务机要费”污点,这是对法制的严重破坏。
日前挂牌成立台湾地区“数位发展部门”,则又一次因为其豢养网军、投入多达217亿新台币预算的举动而引发争议。
有人认为民进党自己在野时推崇所谓“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如今为了打压不同意见者,不惜浪费纳税人的钱。
也有人认为这笔钱花得完全无谓,不如拿来改善劳保、健保。
各方的吵嚷折射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预算的正当性并不足以说服他人。
根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随着台岛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民进党各方人士也早早开始动作。
这次选举的过程和结局被广泛认为与2024直选关系极深,虽然民进党前“民代”郭正亮表示即使选上了,也“会是台湾有史以来最辛苦的领导人”,但这也并不妨碍大家依然对此趋之若鹜。
毕竟对于民进党而言,拉票和当选早已超越其他诉求,被摆在了追求的第一位。
吕秀莲发表“心理退党宣言”时痛斥民进党“丧失党魂”,固然有内讧失败的因素,其中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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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