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不能说的秘密：蒋介石运走了多少黄金？
文 | 黄金生
转载：国家人文历史
编者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句话叫做“台湾钱淹脚目”，所谓脚目，在闽南语中是脚踝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台湾经济发达，钱扔在地上能漫过脚踝。
这话虽然夸张成分过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台湾的发展确实十分迅猛。到1990年，台湾的人均GDP已经迈入1万美元俱乐部，不仅拥有较为完备的轻重工业体系，在集成电路、电脑等高科技行业也进入了国际水准。
当时，台湾以3.6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面积，和2000万的人口，GDP居然达到了大陆的45.5%，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台湾奇迹”。
好日子过得早，看穷亲戚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哪怕大陆如今后来居上，台湾依然固执地自我思想封闭，一厢情愿地认为大陆还是个落后的专制之地。然而他们却选择性地忘了，出现所谓的“台湾奇迹”的基础是什么。
时光倒溯70年，在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的溃败，蒋介石对当时的内战前景大感忧虑，为了徐图后计，他决定迁移政府、军队、军眷、故宫文物、国库资产与相关档案等到台湾，用于振兴台湾、为日后反攻大陆做准备。其中，也包括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上海中国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以及南京中央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49年5月以后，整个上海地区最后只剩6180两黄金。
那么蒋介石当初到底运了多少黄金到台湾？这些黄金又是怎么运过去的呢？
1948年12月24日，上海市民争兑黄金发生惨案。图为银行一开门，排队市民如潮水般涌入，秩序大乱
1948年12月24日，地处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和汉口路的中国银行一开门，便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如潮水般涌进来。这些情绪失控的市民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地争抢、冲撞、踩踏，结果酿成挤死7人、伤57人的惨案。而这起惨剧的发生仅仅是因为被国民政府斥为“谣言”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英文《字林西报》的记者乔治·瓦因。1948年12月1日，乔治住在紧挨着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午夜过后，他扶窗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发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有挑夫模样的人：或两人担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轮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也正停靠在黄浦江边。新闻记者乔治凭着专业的直觉，推断挑夫挑的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于是，他立刻拟定并发出如下电讯：
“……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的《华商报》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都转载了这条消息。
消息见报后，举国震惊。本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闹剧收场之后的金圆券就已经江河日下，发行仅半年就已贬值到五百分之一。此消息一出，金圆券更是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上海更是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黄金挤兑惨案”。
乔治·瓦因或许没意识到这则报道捅了一个多大的娄子。当局一面“辟谣”，一面抓捕“造谣者”。乔治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获释放。
“绝密”的运金计划
范元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船员。1991年8月，他在台湾忆起当年运出黄金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1948年12月1日下午2点，范元健和其他“海星”号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谁知这一等就一直没了消息，到了深夜1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但并没有按照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接着便发生了乔治所看到的那一幕：
一队身着百姓服装的挑夫，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海星”号，船随即驶入茫茫夜色之中。
等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船长钟福林才透露，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而这批神秘的货物，范元健在事后才得知，正是运台的第一批国库黄金。
蒋介石的秘密运金计划应该与其迁台计划同时出笼，是在1948年底。国库的黄金对蒋而言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本钱，绝不能落入共产党和桂系李宗仁之手，为此，运金计划必须保持极度机密。10月9日，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对他首次谈起以改储金地点方式为由转运黄金的问题。为了谨慎，整个计划参与者全部为蒋的心腹，其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到启运之际，“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免被人知晓。据时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处稽核员张继凤后来回忆：“黄金运台是绝对机密，每个环节都是高度秘密作业，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但百密一疏的是，这个计划被一英国记者发现并捅了出来，难怪蒋介石如此的恼火。
央行总裁俞鸿钧
在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蒋介石还急电养病中的亲信陈诚，命其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与此同时，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据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1948年8月通过发行金圆券开始从民间收兑黄金，到1948年11月16日，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当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11月底，俞鸿钧接到密电，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的黄金运到台湾，那就应是200余万两。后来留在大陆的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个数字，他说“海星”号这次运出的黄金为200.4459万两，其后的1949年1月1日又运出60万两，所以第一批从国库运出黄金共计260余万两。
“黄金挤兑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而金圆券更是一泻千里，到1949年1月与银圆的比率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圆；到1949年6月，银圆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此举使得许多小康人家倾家荡产。
“预支军费”的“黄金草约”
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和桂系的“逼宫”，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蒋还不忘国库里的剩余黄金。1月8日，他密召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商谈运金事宜。因财政界反对声音较大，在俞鸿钧与财政部沟通、施压后，由蒋介石拟订一份“草约”，把国库资金的半数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起来，然后再秘密运出。之所以拟订这样一份“黄金草约”，据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博士推测，蒋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
“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
此时，蒋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吴认为，应该还算合法的。
就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天——1949年1月20日的清晨6点，海军“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眉”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以“预支军费”的名义被运出上海。
1948年11月23日至29日，上海爆发争兑黄金潮。图为中央银行内存放黄金的木箱
但是这次所运的90万两黄金，与之前1月10日运走的10万两一样，都没有直接运抵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鼓浪屿晃岩路30号）。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运往台湾。7月14日，吴嵩庆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然而奇怪的是，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居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缺少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方面的记载，而那份“黄金草约”其后也无影无踪了。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黄金草约很可能已随这批档案沉入海底。
“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记录。”
吴兴镛在研读过其父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记录。对于档案是否随“太平”轮沉入海底的说法，吴兴镛在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国库被搬空
蒋介石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由刘攻芸接任“央行”总裁。刘攻芸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刘攻芸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1月30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与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一同赴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在这次会谈中，刘终于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圆。
2月7日，香港《华商报》出现一则报道：
“央行又有黄金由中航专机飞台北，央行派出纳科郝树铭押运至台北。”
而据中央银行的档案记载，到8日央行的黄金量从80万两减至68万两，而一架中航C—46运输机的载重量恰好是12万两。由此可见，香港的这则消息是可靠的，但如此机密事宜怎会轻易泄露呢？或许是刘攻芸作为央行总裁，不愿守着一个空国库，虽迫于压力不得不同意，但仍心有不甘而故意为之。但这次的消息泄露，让下野的蒋介石非常惊慌，为防止李宗仁出面阻拦，他指示出动军机，在两天内运送了48万两黄金。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都参与执行了此项任务，可见蒋介石对此的重视程度。到2月10日，上海国库黄金只剩下20万两。
与上一批运出的黄金一样，这一次运出的黄金也并没有正式入账，都成了财务署掌控的绝密军费。对曾经阻挠黄金转移并涉嫌泄密的刘攻芸，则被蒋介石列入了“黑名单”，以致他在国民党赴台后被冷落并无法立足，1950年举家迁往新加坡并客死他乡。
1948年底，这些由人看管的金属锭，将运往上海转至台湾
等到李宗仁知晓此事时，国库黄金已差不多被搬空。他一面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一面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要求运回黄金，但其命令均成一纸空文。不仅如此，4月南京失守后，国库剩余的20万两黄金也由负责守卫上海的汤恩伯在蒋的密令下运往台湾。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圆100万元”。其后，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汤要求中央银行“除暂存留黄金五千两，银圆三十万元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而所谓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被迫停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起锚。
至此，上海国库内之黄金，前后分成四批，全部被运出。
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
根据吴兴镛的研究，当年运往台湾的黄金一共有400多万两，其中一部分又“回到”大陆各地——用于内战军费和国民党在大陆的行政开销。留在台湾的黄金，大约有35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台湾每人平均分到了50美元。此外还包括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也就是说，最终运台金银外汇总额度换算成黄金的总价值约为700万两。这700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当时的价格1两黄金约合38美元，700万两黄金就相当于2.66亿美元。这笔黄金虽无法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援助数额相比（据牛可在《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一文中引用的数据，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 5亿美元，相当于11857万两黄金；而美国1949年GDP高达2673亿美元，中国大陆为179. 56亿美元），但正是这批黄金支撑了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的艰难岁月，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它使台湾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冲击。据考证，蒋介石政府抵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包括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今天，大陆黄金运台一事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这件对台湾看来大有裨益的事情，在当时参与此事的当事人那里，却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直至1990年，当吴兴镛问其父吴嵩庆此事时，他还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2004年11月，李登辉对此更是矢口否认：
“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九百六十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长江）口就沉了……”
作为政客的李登辉或许出于意识形态而否认此事，那吴嵩庆则或许是因为过重的心理负担。毕竟，正如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提到的那样，“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这些黄金作为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然而，无数百姓却因金圆券的剧烈贬值而倾家荡产。曾拍摄《黄金秘档》的台湾纪录片制作人丁雯静说：“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提及。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中很多人都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
因此，长期追踪研究黄金运台的吴兴镛先生提议台湾当局，用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的利息建立一个“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他还声明，将其所著《黄金秘档》一书的全部稿酬捐献给这个基金，用以增进两岸交流、争取两岸和平。在他看来，这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笔巨金运台导致金圆券狂贬而受到损失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