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占领了台湾半个世纪的侵略者——小日本,终于投降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遭受到了日本惨无人道的镇压和迫害,受尽了奴役和折磨。
其痛其苦,不言而喻。
因此,当看到日本军队宣布投降后,六百万台湾民众一片欢呼,喜气洋洋,犹如过年。
受降仪式结束之后,国民党驻台警备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做了讲话,说道:
“本人奉命为台湾受降主官,此次受降典礼,已告顺利完成······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但是,国民党虽然接手了台湾,但是对于台湾的管理却是差强人意。
尽管蒋介石对台寄予厚望,在1946年和1047年分别都去台湾巡视讲话,可是冠冕堂皇的好听话听着十分美好,在现实的落实上却令人极其失望。
国民党第70军率先进驻台湾后,台湾老百姓本以为这是一支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人民军队,但是却事与愿违。国民党第70军进驻台湾后,军纪极其混乱,可以说没有军纪,士兵们蛮横不已,轻则擅闯民宅,重则当街抢劫财物,并且把抢劫来却无甚用处的财物当街叫卖。
简直是岂有此理!
就连当时老蒋指定的台湾负责人陈仪都看不下去,无法忍受,国民党第70军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陈仪无奈,也管不了第70军,只好向蒋介石汇报此情况,申请撤走第70军。
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撤走第70军这么简单了。
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解决好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胜利后,一直摆在那里,但是蒋介石政府却一直没有处理好——那就是到底收拾人心还是接受财物?
在大陆,蒋介石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难题,到了台湾,同样没有处理好。
因为,在后面就继续上演了类同第70军在台的情景。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溃败,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都心生大势已去之感,或明或暗涌入台湾。这些人各自依仗手中权势,在台湾那是横行一时,轻则巧取豪夺、侵占地产,重则夺人妻子、奸淫妇女,更有甚者私设公堂、草菅人命。
总之,他们不是来收拾人心来了,而是来做强盗来了。
此时的蒋介石焦头烂额,大陆的溃败已经收拾不清,哪里还有精力顾及台湾之乱情。
结果呢,就是苦了六百万台湾民众。
刚从狼嘴逃出,又落入国民党乱军之虎口。恰如当时台北学校流传的一首诗,先摘录两句,如下:
“除去财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
在1946年冬天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台湾目睹之情状,写了一篇采访稿,其中一位台湾大学教授这样说道:
“你们美国人对日本只丢了两个原子弹,对我们却放下了一个比千百个原子弹还厉害的蒋介石政府······他们的官员来了,只接受财物,不接受人心。”
其实,这是蒋介石政府的旧疾,后经时累积致癌。
在大陆,亦是如此。
这位台湾大学教授很是厉害,点出了蒋介石政府最后必然兵败之根源。
到了1947年初,2月到3月。
原本是春意悄至的好时节,但是那一年台湾的春天却血光暗溢。
事件的导火索发生在1947年2月27日下午,大概是六七点的时候。
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太平町天马茶房的旁边,有一个烟摊。
烟摊的主人叫林江迈,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丈夫过世,自己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烟摊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唯一经济来源。
可是,对于当时的台北市管理者而言,私设烟摊买卖香烟是违法的。
为了禁止私设烟摊买卖香烟,台北有个关门的管理机构叫台北市专卖局。
当然,任何时期都一样,有了机构,就产生了权利。
有了权利,便有了利益。
有了利益,便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这不,在27日下午六七点的时候,台北市专卖局的专员叶德根带着9名“稽私”工作人员忽然出现在街道上,街道两边的私烟贩子见此情况,纷纷撤摊躲藏。唯独林江迈见到晚,来不及撤走,被9名“稽私”工作人员围了一个严实。
叶德根给林清迈开出的罚单非常高,不仅没收了她的几十条香烟,而且还把她仅有的全部家当——六千元现金全部没收。
对于穷人而言,当维系自己身价性命的稻草被夺走时,自然不肯罢休。
所以,林清迈是苦苦哀求,声泪俱下。
但是,一名稽查人员不堪纠缠,竟抡起手中的枪柄,搞起了暴力执法。
那枪柄砸在林清迈的头上,林清迈被打死了。
可怜的一对小孩,扑在妈妈的尸体上哇哇大哭。
自古以来,如此场景,最易激发众怒。
果不其然,围观的群众爆发了,他们袭击了稽查人员。
双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其中稽查员赵子健和警员张启祥被群众暴揍。
但是,在混乱中,稽查员傅学通开枪打死了一名市民陈文溪。
至此,这场原本简单的稽烟冲突便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民变。
第二天——也就是1947年2月28日,在台北延平北路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请愿队伍,他们举着“打倒专卖局”“惩治屠杀良民的警察”等条幅。
他们来到了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前高喊口号,要求官方处理,但是遭到了军警的阻截。
于是,双方又发生了武力冲突,结果当场导致30余人丧生。
这个情况非常不妙,可以说是昨日稽烟冲突的2.0版本。
流血冲突,从来都是官民矛盾升级的最敏感的跳板。
2.0版的暴力冲突之后,事态进一步扩大,原本简单的游行示威再次升级。不过这次升级,已经发生了质变。
前面不过是想通过文明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诉求,但是后面,这一次却不再有任何诉求,而是要通过武力为自己争取利益了,他们要把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去,实行自治管理。
反蒋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起义的群众队伍放火烧掉了专卖分局,包围了省公署、省专卖局、省警察局以及无线电台等机构。
军警与起义队伍的对抗则更为可怕,枪声不断,死伤众多。
在起义队伍占领广播电台之后,对外广播台北军警屠杀群众的可怕事件,以及台北市人民已经起义。各地闻讯后,吃惊之余,竟纷纷响应。短短数日之内,起义烽火在台湾各地轰轰烈烈地燃烧了起来。
当时,台湾的驻军并不多,原本有第70军驻守,但是因其军纪太差被陈仪申请调离。新的驻防队伍尚未就位,当时驻防台湾的兵力仅有第21军的一个独立团,此外就是一些警察。
所以,起义队伍开局极顺,很快就击溃了军警,台湾除了基隆和高雄两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之外,其余各地,基本均被起义队伍占领和控制。
时至3月2日下午,起义者们在台中戏院以“宪政促进会”为名召开起义大会。时任大会主席的是谢雪红,他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对起义成果进行了合理安排,对下一步的起义工作进行了部署。
该次大会上,成立了台湾自治军台中指挥部,选吴振武担任总指挥官。
后起义武装解决了六个宪兵队,俘虏官兵三百余人、以及空军第三机械厂官兵三百余人、警察一百余人和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台中全市被控制,成为全台起义的中心。
彭化、大甲等各处的武装起义队伍,纷纷朝台中靠拢。
原本,陈仪认为人民起义不过是小打小闹,完全可以控制得住。但是,到3月2日,当起义队伍有组织有部署的占领各地后。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手中的兵力已经无法控制起义的风暴。
于是,在3月2日,他惊慌失措地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特急”电文,写道:
“南京,特急。
蒋主席均鉴: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
蒋介石看到这封电文后,也是大吃一惊,随即令驻守在上海附近的刘雨卿率领第21军火速奔赴台湾平息起义战火,并且要求其在3月8日之前务必赶到。
刘雨卿领命后,立即整顿队伍赴台。
在3月8日上午,21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基隆港。
但是,21军的先头部队尚未登岸,就遭到了岸上聚集起义队伍以及普通群众的抗议和阻截。
21军先头部队为了登岸,直接架起机枪,对着岸上的群众疯狂扫射,许多无辜群众当即命丧当场。
但是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21军先头部队登陆后,将许多抗议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用铁丝捆绑,丢入大海,一时之间尸漂海面,惨不忍睹。
接着21军四面出击,一边是血腥“镇压”,一边朝台北进军。
在此期间,尤其是基隆一地,屠城三日,比如集中屠杀了400余名站岗的中学生。其情形之惨烈,令人不忍笔述。
更有高雄一地,当时起义部队攻打高雄要塞的时候,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见起义队伍浩浩荡荡,令全军死守,不敢出击。但是后来,在21军抵台对起义队伍进行残酷镇压的时候,彭孟缉立即令守军向高雄、台南一带进行血腥出击,甚至说“错杀几个人,没有关系”,因其之令,导致手下部队开启了滥杀无辜的模式。对于老百姓是灾难,但是对于彭孟缉却成了升迁之功。该次血腥镇压之后,彭孟缉被提拔为台湾警备司令。
“二·二八事件”引爆的大起义,最终被残酷的血腥镇压了下去。惨遭屠杀的起义民众、无辜人民数目众多,总计多达3万以上。其中彭孟缉上报击毙“暴民2500人以上”,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焘上报击毙“暴民1000人以上”,台中市长黄克立上报“死1500人以上”,台北市上报“死5000人以上”,其余各市、县上报死亡人数皆在数百人以上。
有关人士称,这些都是官方上报数据,实际死亡人数远比3万多。
台湾,经此一变,人心大失,尤其是对国民党政府之失望。
在处理该台湾起义的事件上,蒋介石再次耍两面派,一面是派军队残酷血腥镇压,屠杀人民三万之众,另一面却在3月10日于南京发表演讲,把该次起义的原因等事宜,全部栽赃到共产党头上。想借此制造“民共”矛盾,以此收买人心。
同日,又派白崇禧至台慰问。可是,白崇禧却磨磨蹭蹭,到17日才到台湾,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是惨遭血腥镇压屠杀三万多人后的尸横遍野了。
可是,台湾的矛盾,蒋介石知道靠推、骗是解决不了的,总得找个替罪羊,妄图堵住舆论之口。最终,陈仪成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和台湾起义的第一责任人。
在责斥陈仪的文件中写道:
“(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骄粉饰是尚······可谓太痛恨也!”
接着,陈仪被免职。
至此,蒋介石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乃至其后起义的事件的处理,算是暂告结束。
参考资料:《风暴,向台湾海峡逼近·血火燃起》《蒋介石传》《陈仪全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