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称呼（称谓）一个国家，竟然是国家间关系亲疏的晴雨表
中国对日本的称谓，从“东瀛”“扶桑”，到“倭”“倭奴”“倭寇”，再到“鬼子”“小日本”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从礼貌的“汉土”“唐土”“中土”等到蔑视与不屑的“支那”的改变。
今天就来说一说国家之间的称谓问题。
话说在2002年1月29日，那时候的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该文竟然准备了3个多月，修改了25次之多。
为啥如此兴师动众？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该怎样称呼他们？
最终，国情咨文使用“邪恶轴心”一词。
从“轴心国”、“邪恶轴心国”，最终到“邪恶轴心”，时空改变，政权更替，但依据自身的好恶对他国进行称呼的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
在人类言语活动中，称谓走在其活动的前沿，代表发话人最基本的认知判断、话语内容趋向及情势的构建；对于受话者而言，称谓是构建其社会身份的第一要义。通过称谓来把握称谓者和被称谓者彼此之间或明示的或隐含的关联信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称谓就是国家亲疏关系的晴雨表。
正如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是复杂多样的，国家间称谓也多元繁杂、内涵各异。
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博弈关系。
在外交上赋予国家间关系特定的名词，诸如友好关系、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及同盟关系等，是为了强调两国之间的外交权利和义务。国家间的称谓，如“美帝”“苏修”“鬼子”“欧洲的中国”“亚洲的法国”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和双方共同利益的多寡。简而言之，国家间关系的称谓反映了国家间博弈的现实状态，成为国家间合作与否的直接体现。
国家间的称谓种类繁多，庞杂多变。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称谓；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另外同一个国家的称谓也不尽相同。
为了更好地阐述国家间称谓，根据国家间称谓的应用场合和目的等，将其分为正式称谓和非正式称谓、官方称谓和民间称谓、历史称谓和现实称谓三类六种区别标准。
正式称谓是在官方话语体系、正式场合下的称谓；非正式称谓是在非官方话语体系或非正式场合下的称谓。正式称谓一般都有一套正式的力求价值中立的国家称谓，因此正式称谓含有更多的理性因素，而非正式称谓更灵活、更直观，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篇章。中国亲切地称苏联为“老大哥”。“大哥”一词本身已经体现出了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老”字更是突显出中国对苏联的无限尊敬。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同盟关系，中苏两国进入“蜜月期”。及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和恶化。随着内部争论向公开论战的转变，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战略方针出现对立并最终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中国外交政策从“一边倒”改成“两个拳头打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不顾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对美政策上，竭力推行所谓“和平相处”；在对华政策上，恶化中苏关系，撤走专家、催债逼债；在中苏边界和中蒙边界屯兵百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施压以攫取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做法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原有的路线，形成了新的帝国主义，于是开始称自己的“老大哥”为“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
毫无疑问，不管是“苏联”抑或是后来的“俄罗斯”，都是正式的不带有价值倾向的正式称谓，而“老大哥”“苏修”则是非正式称谓，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据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称谓改变背后两国关系的变化。中苏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奠定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但后来受国际社会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两国关系出现过波折，中苏关系走过了从蜜月、对抗、缓和及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阶段，相应地中国对其称谓也发生了变化。
今天伴随着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关系的迈进，对中俄国家关系的称谓也逐渐由“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到“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官方称谓也称政府称谓。在国家称谓中，官方称谓并不一定都是正式的，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如上面提到的“老大哥”和“苏修”都是官方使用的称谓，但并不是正式称谓。正式称谓是一种按照国际关系准则，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中立的称呼；官方非正式称谓和民间称谓有相似之处，都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但官方非正式称谓通常具备民间称谓所不具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
在中美关系历史上，中国曾经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属于官方的非正式称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中诞生。美国对向社会主义阵营执行“一边倒”政策的中国充满敌意，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对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还与中国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直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此后，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热战”，导致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相互僵持和敌视状态。
直到1954年，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才开始有所接触。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作为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到1970年2月20日，双方共举行了136次会谈。耗时15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国际社会称为“聋子的对话”。中国对美国所称的“美帝国主义”尽管属于官方的非正式称谓，但确实代表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表达，具有更加直观、生动、可达性的特点。
民间称谓即非官方称谓，是在民间自发形成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对特定国家的称呼。国家间民间称谓的存在可谓历史久远，种类繁多，褒贬不一。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山水相连、友谊源远流长，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951年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在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和巴基斯坦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患难之中见真情，共筑了彼此友好的深厚的民意基础。进入21世纪，在构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走向新的历史时期。
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出动军用运输机将本国作为战略储备的帐篷第一时间运抵中国灾区；2010年，巴基斯坦遇到特大洪灾时，中国派遣大规模医疗队，迅速开展救援；2015年，在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帮助176名巴基斯坦公民迅速撤离动乱区域等，成为彼此友好关系最直接的体现。中国和巴勒斯坦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源于这种友好的情谊，中国民间亲切地称巴基斯坦为“巴铁”。“巴铁”暗含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如钢铁般坚硬，结实，不可动摇。由此可见，国家间的民间称谓源于各国民间的直观感受，带有独特的感情色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间关系远近、亲疏、好恶的表达，是外交称谓语言在民间最为直观、最为生动的呈现。
国家与国家间称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称谓的变化可以解析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称谓变化历程也是国家间关系相互变化的缩影。
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同处东方，有多方面共生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历史上中国对印度的称呼几经变化，从“身毒”“西天”“天竺”到“印度”，这些译名皆源于印度梵文。
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陆续接收到印度传来的消息，也从这些信息中对印度形成了一个神秘国度的形象。例如，《列子》中有两处提到与印度相关的内容。一处是在《列子·仲尼》中，孔子在回答商太宰什么是“圣”时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另一处是在《列子·周穆王》中有“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的记载。-所谓“西方圣者”当是佛陀。“化人”指的是来自印度的幻术家。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对印度的敬仰也逐渐强化。
对于中国佛教徒来说，印度就是“佛国”“西天”。“身毒”这个名字已经不能被接受，因此变“毒”为“竺”，改“身”为“天”，为佛国正名，把“身毒”的字面含义上升到“西天”的高度。中国正史把“身毒”改成“天竺”，表明中国社会肯定了佛教徒敬仰印度的基本态度，是按照儒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对印度的形象进行“正名”。明朝著名小说《西游记》中对印度称为“西天”，可以说是对印度称谓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天竺”名称的消失有两大原因：一是佛教在中国的式微；二是印度变成印度教统治的社会，又分裂为许多小国，过去那种以佛教或印度教为主导思想的“天竺”已不复存在。之前，唐代玄奘仔细探讨了“身毒”“天竺”这些名称，并根据当地发音称其为“印度”。后来“印度”这一称呼被广泛采用。
国家称谓的指示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称谓标记讲话者身份或态度，反映交际双方关系。在国家间称谓中，其隐喻功能包含的信息更多，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称谓的指示功能，即称谓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描写的功能，又称认知功能。这是称谓最基本的功能之一。
在对外交往中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官方正式称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指示功能。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国家交往源远流长。在朝鲜半岛发展的历史上，这里曾出现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常常以其国号呼之。
1392年李成桂开国，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取“朝日鲜明”之意，定国号为朝鲜。由于是李成桂开国，历史上这个国家也称其为李氏朝鲜，一直持续了500多年，“朝鲜”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
甲午战争后，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于是李氏朝鲜决定放弃“朝鲜”这个称号，遂于1896年改国名为大韩帝国，以示自己的独立。现在的大韩民国，显然是秉承了大韩帝国这个名字，简称就成了韩国。
称谓语包括直接称谓和间接指代。
在称谓语中，称谓语的间接指代更能体现发话人的身份或态度，反映交际双方的关系。在人类的语言发展过程中，称谓语的“创造性使用”特别是“有意误用”时有发生，这就是称谓语的隐喻用法。无论是词语的“创造性使用”还是称谓语的“有意误用”，称谓语隐喻用法的产生及其解读，与人的认知能力、交际者的关系和语言使用的语境密不可分。这里的语境是指认知语境，既包括文化语境、语言语境（上下文），也包括具体语境(言语活动场合）。对隐喻意义的解读要求受话人进行动态的推理。
称谓语的隐喻用法往往用来表达交际者之间的亲疏程度以及发话人的情感和态度。称谓语隐喻用法的表达分为正极（尊敬友好）和负极(讽刺攻击），相应地，国家间称谓也有正极和负极之分。
（1)中国与古罗马
古罗马有一句谚语：“人离得越远越受尊重。”这一谚语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将自己对美好事务的思念和向往，寄托在遥远的民族身上。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证例。正因为两个国家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人民彼此间了解甚少，因此只能借助想象和猜测形成对方的体形面貌和道德状况。可以认为，这时期是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羡慕的时期，种种美好的传说在民间流传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彼此心仪直到16世纪东西方两大文明间真正相遇为止。
“大秦”称谓是由中亚人创造。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Qin(秦国）。这个名称既是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国的名称，也被称为统一后中国朝代的名称，以后便流传下来。China就源于Qin（秦），指中国。而在中亚民族的心目中，罗马帝国是一个疆域比秦国更辽阔、国力更为强大的国家，故称为“大秦国”。这个词被中国人民采用，以称呼罗马帝国，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罗马帝国的敬意。当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大秦国”国民是“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而在通往大秦国的路上没有匪徒。罗马帝国灭亡后，中国又以“拂菻”来称呼东罗马帝国。
与上述内容相对应的问题是：罗马人对中国人怎么称呼呢？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inae、Serica、Seres），拉丁文Seres原意是“有关丝的”。一般而论，中国人如同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居民一样为罗马人所熟悉，是遥远的东方国度，然而中国的特产丝绸与众不同，因而中国被称为“丝绸之国”。
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中国人非常高大。中国人和希腊一罗马人固执地相信对方与自己相似，只是比自己更高大和富有一些而已。而公元四世纪西赛尔对赛里斯人的描述更印正了罗马人对中国的正极友好的形象呈现。
（2）美日
日本将“America”翻译成“アメリカ亞米利加”，即“米利坚合众国”，简称“米国”，与中国对“America”的翻译中带有“美”的含义相去甚远。
在当时的日本看来，America的主要特点不在于“美”，而在于拥有吃不完的米山面海。America是真正的农业大国。“米”原是人们必需的食粮，对于亚洲人来说尤为如此。
日本用“米”这个字来称呼美国，这无疑代表了日本人对美国的具体的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日驻军。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在旧金山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即《日美安保条约》。该条约奠定了日本屈从美国的法律基础，可以使美国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使日本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跳板。时至今日，美国一直都视日本为其最重要的盟国，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石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日本对美国称谓的正极隐喻也不会改变。
中俄交往由来已久，中国元明清时期称俄罗斯为“罗斯国”或“罗刹国”。而罗刹国也指大海中食人的罗刹鬼聚居之所。
史料记载：罗刹国经常侵扰中国的黑龙江领域，对当地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进行野蛮杀掠。用如此名字称呼俄罗斯，可见当时中国对俄罗斯是一种恐惧的心态。除了“罗刹国”这一称呼外，中国还曾用“老毛子”来称呼过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最初源于莫斯科公国（1283一1547年），经过不断发展和对外扩张，到彼得一世，特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已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清朝后期，国力衰落。沙皇俄国乘机南下，强迫清政府割让黑龙江外大兴安岭以北原属中国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大片领土，并开始向东北腹地渗透，疯狂攫取利益。在不断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沙俄制造了包括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在内的多起惨案，残忍杀害包括汉族在内的当地各民族同胞。
沙俄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老百姓的愤慨，“老毛子”一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结合俄罗斯人的外貌特征和性情而使用的。
后来，蒙古族人用蒙语拼读俄文“ROCIA”时，在“R”前面加一个元音，因此，“ROCIA”就成了“OROCCIA。”
清朝时，蒙语的“OROCCIA”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而英语中，俄罗斯（Russia）也与“罗刹”相近。及至乾隆年间官方修订《四库全书》时，将元代译名为“斡鲁思”、罗刹等名称正式改译为“俄罗斯”，从此终止了自元代以来对俄罗斯译名混乱不统一的局面。
自清末开始，长期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就开始向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渗透和殖民。在日本向中国渗透的初期，在华人员多数是日本军人。
为实现日本对中国侵占的长远的战略目标，日本需要对占领区进行日常统治和人员管理。基于日本本国人力的局限、路途的遥远以及费用等问题的困扰，日本人不可能从本土迁来大量的移民。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从当时已经实现“日韩合并”的朝鲜半岛征调大量人员来华。这些人由于之前接受了所谓“日韩同祖”的教育，来华后行为不端，被当地华人称为“二鬼子”。但是征调来华的“二鬼子”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所以这些“二鬼子”警察无法得到日方给予的任何武器，不得不将妇女用于洗衣服的棒子当作打人的武器。
由于这些“二鬼子”来自古代被称为高丽的地区，且行为粗野、凶恶，中国当地的老百姓也在背地里叫他们“高丽棒子”。
对此，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清乾隆十六年版的《皇清职贡图》第一册中也有所记载。因为具有很大的歧视性，“高丽棒子”这个称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官方所禁用。
按照黄普基的观点，棒子原本写作“帮子”，最初的意涵是明清时期朝鲜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帮子”从一个特定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泛称的历史演变，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使团接待政策所引发的朝鲜使团与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对“高丽棒子”贬义形象的构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受中日间国家关系的影响，中日间国家称谓大多时候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不论是中国对日本的蔑视性称谓，还是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式称谓，都展现了中日两国由来已久的情感纠葛。中日两国交流源远流长，日本大量遣唐使见证了中日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然而，这段悠久的交往历史似乎并没有让两国曾经的相互尊重、彼此欣赏的历史延续下来，相反在进入近代以来，两国经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变故后，积怨甚深。中国对日本的称谓经历了从“东瀛”“扶桑”，到“倭”“倭奴”“倭寇”，再到“鬼子”“小日本”的变化。而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出现从礼貌的“汉土”“唐土”“中土”等到蔑视与不屑的“支那”的改变。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包含情感的称谓正是当时中日关系最真实的描绘和写照。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00多年的交流历史。据《山海经》记载，在中国东部的海上有三座神山——瀛洲、蓬莱、方丈，而日本岛在中国的东面，所以称为东瀛。“东瀛”一词表明当时中国对日本并无特殊的情感，只是通过正常的地理方位来命名。
“扶桑”一词最早记载于《梁书》。这是中国正史中第一次记载中国东方海域中遥远又神秘的国家。然而，东瀛和扶桑都不是正式的官方称呼。
从秦汉到南北朝，官方一般称日本为“倭”。《山海经》《论衡》都有这种称谓的呈现，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甚至为“倭”立传。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
“支那”一词起源于印度。古印度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需要把佛经译成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支那”一词并无贬义彩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此词的含义在日本逐渐有了改变，其意指“半死的人”，充斥着对中国的蔑视和侮辱。
1937年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其外务省也开始按着其军部的叫法称中国为“支那”，将“卢沟桥事变”称作“支那事变”。在整个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本延续了这种称呼，将中国人统称作“支那人”。
日本战败后，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认为，日本对中国称“支那”暗含蔑意，要求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一词。此后，作为含有蔑视之意的“支那”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及媒体中被祛除。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间越来越注重外交语言的使用，日本逐渐停止在公众场合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中国也不再使用“鬼子”等词来描述日本。
但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右翼分子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对中国不断挑衅。随着中日近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中国国内爆发了多次反日游行，国内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持续加剧，在中国民间也可听到对日本不雅的、带有轻蔑含意的那些旧称。哈哈哈哈，尽在不言中。
中国人对印度人称“阿三”来源于上海“十里洋场”时期的吴语上海话。
历史上，吴人称呼人喜欢用“阿”字，而上海话中与“三”相关的词汇，如阿三、瘪三、十三点、猪头三等则含有贬义。
在上海英租界存在期间，经常会有从印度调来的“公务员”负责一些杂事。这些印度人被看作是英国人的“看门狗”，整天警棍乱舞，因此上海人便蔑称其为“阿三”。
此后，“印度阿三”一词广泛流传开来，并且多含调侃之意。
中印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是山水相依的邻邦。长期以来，中印关系融洽，交通和贸易往来频繁。印度的天文、数学、医药、音乐和炼糖技术很早就传入中国。当然最为壮观的交流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当时许多中国僧人不辞千难万险，跋山涉水到印度取经求法。在当时中国对印度称为“天竺”“西天”，蕴含着中国对古印度的无限尊敬与崇拜。
及至近代，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中国与印度的往来中断，两国都生活在外国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下。共同的遭遇，苦难的命运，强化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同情。然而，在今天中国和印度由于边界争端问题及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一些历史上带有消极的、含有贬义的称谓还会在两国交往中，特别是在民间交往中出现。但毫无疑问，中印之间需要彼此以诚相待、互相谅解，从而化解矛盾、弥合分歧，成为和睦的邻居和合作伙伴，让积极的、含有褒义的称谓在彼此间流行，进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读懂外交语言》 仪名海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