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请缨解放台湾，周总理笑言：放心，早安排好了
1949年，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正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准备走上新的历程。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降临到了正忙着筹备开国大典的古城北平。
5月4日，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六架美制B一24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北平城上空，投下了几枚巨型炸弹。
空袭的地点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很近，显然是一次有地面特工配合的有预谋的偷袭。
美制炸弹巨大的爆炸声在都市响起，震惊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层。
也许美帝国主义分子想不到，正是他们援助国民党的这六架B一24的“大驾光临”，促使党中央决定加快解放军空军部队的组建步伐。
B一24
经过二十多年炮火硝烟的磨砺，1949年春的解放军陆军部队已经成长为一支胜利之师，但是，空军部队的建设却还是八字没一撇，根本无从谈起。
没有一支能在天上保卫祖国领空的空中劲旅，显然是不能完成保卫新生国家的任务的。
这时候，摆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高层领导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在多长时间内组建起空军部队，以及这一支即将在未来作战中担负重要使命的部队交给谁、由谁来领导的问题。
北平的7月烈日高照、暑气逼人，就连古树成荫的中南海也不例外。在这时节，本来就习惯于日息夜作的毛泽东更是整夜地工作。
1949年7月10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案前的毛泽东一如往常，时而陷入沉思之中，时而奋笔疾书。
解放台湾的需要，国土防卫的需要，使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点上：组建空军。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短信：
恩来：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
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毛泽东7月10日
7月11日一早，周恩来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机要秘书就呈上来一封急信。这正是毛泽东几个小时前写的那封信。
接信后，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住处。
周恩来来到丰泽园时，毛泽东还在睡觉。他示意警卫别惊动主席，就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然而，没几分钟，穿着睡衣的毛泽东就出来了。
多少年来，这两位亲密战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
“主席，你的信我看了。我觉得你所提的组建空军计划是可行的。不过，当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人还没坐定，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是不是需要解决由谁来当空军司令员这个问题？”毛泽东笑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给你写了信之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你觉得哪个人最合适？”
“主席肯定心里有底了。”周恩来跟着笑了起来。他从毛泽东的笑声中，已经得到了明确的信息。
“你看林彪手下的那个刘亚楼如何？”
“主席，你前段时间不是准备让刘亚楼同志到总参工作的吗？”
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到过刘亚楼的工作问题，当时由于考虑到刘亚楼在任东野参谋长时的出色表现，准备任命他为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毛泽东点起一根烟，挥了挥手，说道，“红军时，他一直是部队的主官，但这些年他一直在机关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主官位置上工作了，确实需要补补这一课了。”
“不过，现在好像没有比他更适合当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好在空军司令员也是独当一面的岗位，能够好好锻炼锻炼刘亚楼。”
“刘亚楼同志还有留苏背景。下一步，我们组建空军的工作能否按计划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忙。”
“是呀，我也正是看中了刘亚楼留学苏联的优势，才最后作决定的。他在苏联学习过，啃过几年黑面包，俄语也说得不错。依我看，我们这个未来的空军司令，非他刘亚楼莫属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正好刘亚楼同志有事还留在北平，我找他来谈谈话，如何？”周恩来想了想说道。
“越快越好。”毛泽东说道，“做刘亚楼工作的事，就靠你了。据说，他现在求战心切，把当兵团司令员这一职看得很重哦。”
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论刘亚楼的时候，刘亚楼正在收拾行李。
他出任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命令已经下了，但由于四野司令部机关的工作还需要交接一下，因此，还在北平城里待着。
7月11日中午，已经完成了交接任务的刘亚楼正准备出发，坐火车前往当时十四兵团指挥部所在地。
然而，虽然行李送上了车，可还没等他人走出门，就有人送来一份加急电话记录：请刘亚楼同志速来我处急商要事。周恩来
于是，那辆早早就停在机关门口准备送刘亚楼到火车站去的军用吉普车，径直驶进了中南海。
下了车，刘亚楼就大步流星地往周恩来居住的小院走去。那昔日皇家院落，依然保留了金砖碧瓦的气派。
尤其是院子里那两棵枝繁叶茂的万年松，在烈日下为小院投下了一片阴凉。
远远地，刘亚楼就看到了早已站在门前等候的周恩来。
向周恩来立正敬礼后，人还没进屋，刘亚楼就急切地问道：“周副主席，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要交给我们十四兵团？”
这时候的刘亚楼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此行与未来的空军司令员有什么关联，根据他的经验，行前紧急召见，一般都是与自己即将赴任的部队有关。
周恩来冲刘亚楼笑笑：“别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是要为打台湾作准备吧？你可得为我们十四兵团安排重要任务，比如先头突击部队什么的。关于解放台湾的总体方案我已经做好了，大概是……”
作为一名战将，一听有重要任务，刘亚楼的大脑神经就兴奋起来。
当时，四野部队正在一线作战，南进的步伐非常快，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是全体指战员梦想的时刻。
对于刘亚楼来说，解放台湾还有一层特殊意义，因为他本人就是福建人，和台湾一水相邻，而且台湾人祖先大部分都是福建人。
在刘亚楼看来，让他这位“福佬人”去解放台湾，再合适不过了。
刘亚楼在北京闲住期间并没有闲下来，而是托人找了福建地图和台湾相关资料，研究起解放台湾的事宜来了。他曾打算一有机会就向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林总当面请战。
“放心，中央早有安排，决定让你担负解放台湾的重任，不过这事只和你本人有关系，与你那十四兵团却关系不大。”周恩来笑着说。
和自己有关，与十四兵团却没有太大关系，那会是什么任务呢？刘亚楼一时被弄糊涂了。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沙发上坐定的周恩来开口了：“亚楼，你在地上带兵打仗是个高手，可是如果要你带兵上天打仗去，愿不愿意？”
“我倒是想呢，可没长翅膀，心有余而力不足。”刘亚楼以为周恩来和他开玩笑，笑着回答。
“我说的是，让你当空军司令员。”不知道刘亚楼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周恩来看他老是摸不着边际，就把话题给点破了。
“我当空军司令员？”周恩来的话确实让刘亚楼大大吃了一惊，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从当初周恩来让他通知常乾坤、王弼到北平汇报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时，他就已经知道了中央军委正在积极筹备成立空军部队。
但是，他压根没有想到这事跟自己还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想不到让自己来出任空军司令员一职。
在刘亚楼看来，空军司令员这一职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应该由一个资历比较老、威望比较高的高级指挥员来担任。
而在人民解放军队伍里，资历比他老、威望比他高的高级指挥员，掰着手指数，也能数上好几圈，因此，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刘亚楼。
相比之下，他更看重自己即将上任的十四兵团司令员这一职。因为当时十四兵团正在大西南前线作战，那里的炮火硝烟味道，隔着几千里路，刘亚楼都能闻得到。
而且，这一职务可是求战心切的他想了一些办法才得到的。
“周副主席，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可是对空军一点都不懂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似乎让我有点难担此重任啊。”
刘亚楼从红军时期就与周恩来打过不少交道，虽然回国后很少见面，但电话联系还是不少。因此，在老首长面前，心直口快的他有什么话一下子都和盘托岀来。
其实，刘亚楼说这话，还是与他自己心里的一点小秘密有关。
天津战役结束后，为了培养锻炼刘亚楼，中共中央决定将其从东野参谋长调整到四野十四兵团任司令员，但是，由于林彪、罗荣桓等对他非常器重，一直没有放行。
直到7月初，才同意他到十四兵团赴任。这时候，已经在后方待了几个月的刘亚楼，心早飞向那炮火纷飞的前线。
空军司令员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更明白，在这节骨眼儿上，让他出任空军司令员，等于宣布他与一线作战永远告别了。
组建空军的情况他是有所了解的，要想成建制在战场作战，还需要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战将，炮火硝烟对他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他宁肯选择带着十四兵团去一线作战，也不情愿去当空军司令员。
“是不是上不了前线还有点想法啊？”周恩来一眼就把刘亚楼心里的小九九看穿了，笑道，“让你当空军司令员可是主席钦定的哦！”
刘亚楼一听这话，就知道既然是主席亲自指定的，自己这个空军司令员是当定了，再怎么说都没用了。
于是，他马上就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请首长放心，尽管对于空军我是一窍不通，但只要让我来当，我一定当好，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哎，这才是刘亚楼。就这样吧，十四兵团你就先不用去了。我马上让人电报告知四野。你马上到航空局去，和常乾坤、王弼他们商量一下，做一个组建空军的方案。过几天，主席要亲自听汇报。”
7月26日，中央军委给四野发了一封电报：
为尽快解放台湾，我们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首要任务……空军司令员人选以刘亚楼任司令员最合适，空军领导机关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
就这样，刘亚楼挑起了组建和发展人民空军的担子。
熟知刘亚楼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主要是因为他回国后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卓越的表现，以及其留学苏联并在苏军参加二战的背景。
在东北民主联军任参谋长期间成功打造司令部机关，充分显示了其严谨的工作作风、高标准的工作要求以及缜密的思维能力。
而天津之战则使他过人的机智、出众的组织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一切，都为他赢得毛泽东等人的信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刘亚楼在受命组建空军之前，就已经与有“铁鸟”之称的飞机打过很多交道了。
而且，与绝大部分对空军一窍不通的人民解放军高层将领相比，刘亚楼或许可以称得上是“空军通”。
说起刘亚楼初次接触“铁鸟”，还得从红军反“围剿”作战时期说起。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在福建漳州机场缴获了一架“摩斯”式通信教练机。这也是红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
说来也巧，这架飞机竟与后来的空军首任司令刘亚楼有着密切的关联。
1932年4月10日，刘亚楼所在的红一军团第十一师展开了攻占刘亚楼的家乡——龙岩城一役。当时，刘亚楼作为团政委指挥三十二团歼灭了福建军阀张贞部一个多团。
由于刘亚楼部的行动神速，敌方尚不知龙岩失守，仍派飞机去龙岩联络。当该机飞经三十三团营地上空时，副团长陈冬生架起机枪打了一梭子，受了伤的飞机摇摇晃晃地飞走了。
红军打下漳州后，听当地老百姓说，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被红军击伤，飞行员由于失血过多死了，飞机停在机场上。陈冬生闻讯，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赶到机场，缴获了这架飞机。
这时，红一军团正准备在漳州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
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机场，不仅察看了飞机，还一起在飞机前照相留影。得知消息赶来的刘亚楼也兴高采烈地在飞机前留了影。
按照林彪的指示，红一军团供给部想方设法终于把那架受了点轻伤的飞机修好了。
“五一”召开庆祝大会时，由一名学过飞行的红军干部驾驶这架飞机，在漳州上空散发了庆祝传单，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中共苏区得知红一军团在漳州缴获飞机的消息后，特意在瑞金叶坪赶修了机场，并将缴获的飞机由漳州转移到了瑞金。
后因战争紧张，油料、维修器材都供应不上，这架飞机也就废弃了，飞机的零部件被拆了埋在地下。
飞机拆埋的时候，时任红十一师政委的刘亚楼正带着部队进行反“围剿”作战。
当时，有一架敌机向他们投下一串炸弹，几名战士被弹片击中倒下。
这时候，有战士给刘亚楼提建议：“政委，你给林军团长打个电话，让咱们的飞机也给敌人扔几个铁蛋，炸他个娘的稀巴烂。”
还不等刘亚楼答话，站在他身边的通信员就接上口了：“你别做梦了，昨天我们的飞机都埋到地下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刘亚楼拉长了脸问通信员。
其实，这事他也听说了，由于飞机的油料、零配件缺少，那架飞机已经不能再飞了。
而且下一阶段，红军主力部队就要从瑞金地区转移，把飞机留下来，等于送还给蒋介石，因此，决定把飞机肢解掉埋到地下去。
但是，为了不影响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所以这件事是悄悄进行的。
因此，通信员说这话，刘亚楼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生气。意外的是他怎么知道这事的，生气的是这时候说这样的话，明显有损士气。
“我是昨天去军团指挥部取东西时，听张政委的通信员说的。”通信员知道自己说漏嘴了，小声解释道。
不过，通信员说的话，刘亚楼已经听不到了，他正拎起一挺机枪，冲着从天空飞过的敌机一通扫射。
而敌机则冲着他所站着的小土岗上打过来一串子弹，吓得通信员忙把刘亚楼拉下去。
那次战斗不久，刘亚楼率部奉命开始了战略转移，那架埋在地下的飞机，也就永远成了一种记忆。那记忆里融含着一种荣耀，也包含着一份遗憾。
不过，让他记忆最深，甚至让他惊出一身冷汗的，还是在他随着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的苏军一道回到国内战场后不久。那时候，他的身份是肩扛苏军少校军衔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参谋王松。
刘亚楼和苏联同事合影
在这之前，他已经在苏联伏龙芝军校系统地学习了陆空协同作战的参谋业务。在入华作战苏军指挥部，他是以一名业务熟稔的作战参谋身份岀现的。
这一天，作为当天值班参谋的刘亚楼制定了一份作战命令，让机要人员传给一线部队。
这份命令里含有空军轰炸日军阵地的时间、地点，以及地面部队发起进攻的时间。
但是，由于延误了轰炸时间，在地面部队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并夺取了阵地后，空军才向那块阵地进行轰炸，结果，炸弹都落在自己人头上，造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悲剧。
这件事震惊了入华苏军高层。得知消息后，苏军总指挥部立即下令查清此事的原委，并要求严惩造成悲剧的当事人。
于是，那份从指挥部发往前线的作战命令被电传到苏军总指挥部，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签发人正是王松（刘亚楼的化名）。
当入华苏军总指挥部正为自家的飞机炸自家人而大发雷霆并追查责任人的时候，坐在值班室里的刘亚楼还蒙在鼓里。
就在他拿起桌子上的值班电话，准备询问一下前方战斗情况的时候，一名苏军上校带着几个士兵冲进了值班室，不由分说地就把他架走了。
半个小时后，刘亚楼手脚都被捆得死死地关进了门窗紧闭的小房间里。到这时候，他还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入华苏军指挥部已经决定于第二天枪决他，他更是一无所知。
不过，最终刘亚楼还是大难不死，逃过了一劫。因为，当天晚上，入华苏军总指挥部在进一步核实事故全过程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地面部队到达轰炸点的时间比作战计划里规定的早了十几分钟，而空军部队轰炸的时间又比作战计划晚了几分钟。
主要原因是地面部队遇到的阻力没有预想的大，推进的速度快了一点，而机要员向空军部队发送作战计划的时间，又因为特殊原因晚到了几分钟，使空军部队没能及时轰炸日军阵地。
也就是说，作为制定计划的作战参谋刘亚楼本身，并没有犯什么错误。
于是，本来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枪决的刘亚楼，在当天半夜时分被“无罪释放”。
此次事件对刘亚楼来说，绝不仅仅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从此他对空军部队在战斗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使用空军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认识，对于几年后他出任东北老航校兼职校长以及后来成为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1947年10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兼任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
这所通常被人们称为东北老航校的航空学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有着空军“老母鸡”之美誉。
刘亚楼知道，仅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所需要完成的事务，已经够他忙的了，因此，这个航校校长一职，基本是有名无实，全靠主持常务工作的常乾坤、王弼等人操劳。
但是，作为联军作战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刘亚楼更明白这所航校建设的重要性。
因此，虽然人不能经常到航校去，但航校的事他却常记在心中，时不时地过问一下航校建设的情况，并力所能及地为学校解决各种困难。
1947年底，东北战事已经发生重大转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地区，只有铁路沿线地区和几个重要城市还在国民党军势力范围之中。
那阵子，只要前方打了胜仗，刘亚楼有一句话是必问的：“有没有缴获飞机或者航材装备什么的？”只要听说有，他马上就命令各部队尽快给航校送去。
东北老航校的领导对刘亚楼也非常敬重，经常向他汇报工作情况。
这时候，刘亚楼也从不认为自己兼职校长是个名头，就随便应付，而是真正把自己作为航校的一员来看待，并通过自己的言语行动来证明这一点。
从航校招收学员、训练到教员和学员们的日常生活，他一一过问，并利用自己身居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的便利，千方百计调集各部队的资源为航校建设解决困难。
刘亚楼兼任东北老航校校长一职，一直到他率领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作战。
可以说，除了1949年3月常乾坤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到7月毛泽东钦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期间，刘亚楼始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最高领导者，至少名义上是这样。
可真正当了空军司令员后，刘亚楼发现组建空军的任务异常艰巨。
当时，解放军空军部队还是一个“空架子”，飞机基本靠日本和国民党留下的老旧机型，飞行员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全国各地机场年久失修，大部分无法使用……
在第一次空军领导办公会议上，刘亚楼说道：“我们空军部队从司令部机关到所属部队，总共也就几千人吧，还抵不上野战军的一个师。看来，我是真正的‘空‘军司令啊。”
刘亚楼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人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会后，刘亚楼自喻“空”军司令的故事也不胫而走。
“可是，我要尽快让我这‘空’军司令不空，这任务很艰巨。”刘亚楼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即将成立的六所航校的领导成员人选问题。”
会议室里气氛非常活跃，大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各抒己见，广荐人才。
当时适合当航校校长的人选主要是从当时已经划归空军管理的、懂航空的团以上干部中挑选，因此校长人选问题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很快的，吕黎平、刘善本、方子冀、刘风、陈熙、安志敏等人的名字被列了出来。
吕黎平
但是，各航校的政治委员人选，却令刘亚楼等人颇费周折。主要原因是挑选的面大，而且涉及全军很多的部队。
由于航校是师级单位编制，因此全军各部队的师政治委员以及一些军的政治部主任都被纳入挑选范围。
且不说谁更适合的问题，就仅仅挑中的人选原部队放不放，能不能及时到航校报到等事宜，就够刘亚楼犯愁的了。
毕竟一个师政委或军政治部主任不能说走就走的，这里面总得有个程序问题。
然而，刘亚楼要人又是十万火急，一天都不能耽搁。
在数以千计的野战部队里，师政治委员以及相当级别的政工干部不计其数，单凭空军司令部机关的几位领导，很难确定究竟谁更适合当航校政治委员。
正当大家为怎样拿出适合的候选名单而议论纷纷时，刘亚楼一拍脑门说道：“有困难找主席和总理去。”
当天，刘亚楼兴冲冲地走进中南海。他手里拿着要求从野战部队推荐选调六名师政治委员或军政治部主任任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的报告。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说：“航空学校挑政治委员是件大事，不能马虎。这事我给你做主。”
毛泽东提起案上的毛笔，在刘亚楼呈送的报告上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要推荐出三倍的人选供军委选定。”
当由毛泽东亲笔批示的选调报告向全军发送时，刘亚楼则忙着直接给各野战军领导打电话，请求他们的支持。
很多时候，刘亚楼在电话里都是指名道姓地要人。有一回，刘亚楼打电话到三野要两名干部，对方说道：“刘司令，你点的将可都是我们部队的顶梁柱，眼睛盯得可真准啊。”
“你们给空军推荐了这么优秀的干部，我替未来航校的全体指战员感谢你们对我们空军的支持了。”刘亚楼笑了。
“你这哪是让我们给你推荐人，分明是拿着‘尚方宝剑‘挖我们的墙脚啊。”对方大声笑了起来。
说归说，各野战军都按照空军司令部机关提出的候选人要求，把那些德才兼备的干部推荐了过来。
尽管这里面的许多人在原部队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但为了支持空军建设，也都忍痛割爱了。
不出两天，各野战军就向中央军委推荐了十九名符合条件的政工干部，比毛泽东要求的还多了一个。
当那一摞子从各部队传来的推荐材料交到刘亚楼手里时，他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六所航空学校，在此同时，空军第一批航校的主官人选也出台了。他们分别是：
第一航校校长刘善本，政治委员姚克佑；第二航校校长刘风，政治委员李世安；
第三航校校长陈熙，政治委员王学武；第四航校校长吕黎平，政治委员李发应；
第五航校校长方子冀，政治委员王绍渊；第六航校校长安志敏，政治委员张百春。
军委批准六所航校成立的当天下午，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军委航空局的会议室里，刘亚楼主持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第一次干部会。
出席会议的除了空军司令部主要领导外，还有刚刚从各部队赶来的六所航校的负责人。
会上，刘亚楼首先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的任职命令，同时宣布成立六所航校的命令。
宣布完命令，刘亚楼开始讲话：“大家知道，空军是靠飞机来说话的，没有飞机，没有飞行员，我们这支部队就不能够称为空军。建航校培养飞行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当前，我们的工作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 切为了办好航校，一切服从于办好航校。”
刘亚楼的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同志们，解放台湾的任务已经进入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而要解放台湾，没有空军不行。”
“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空军抓紧培训战斗机飞行员，尽快组建一支强大的空军部队，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说到这里，刘亚楼站了起来：“能够一个月内敞开大门迎接新学员的，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
“所有航校必须在12月1日开学！”无论是空军司令部的领导层，还是与会航校负责人，大家在感受到重任在肩的强大压力的同时，创业的前景令他们胸中充满万丈豪情。
散会后，各航校领导顾不上休息，连夜赶赴各地，开始了艰苦而卓绝的创业历程。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问题后，各地捷报纷至沓来：第一、二、三、四、五航校均在12月1日开学。
第六航校的组建虽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校长安志敏和政治委员张百春带领全校官兵克服了困难，还是在12月11日开了学。
又是一个月后，在刘亚楼等空军领导的积极筹备下，1950年1月5日，利用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和日制、美制飞机组建的第七航校开学。校长为魏坚，政治委员由罗野岗担任。
至此，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第一把火就“烧”完了，不仅在一个月内“烧”出了六所航校，而且不久就又“超标”建了一所。
在一所所航校接连创建之际，各野战军领导以及海军司令萧劲光等人都纷纷向刘亚楼表示祝贺：“亚楼，你这个‘空’军司令的’空’字现在可以去掉了。”
没想到刘亚楼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这才搭了一个灶台，添了一把柴，锅里连米都还没有下呢。以后，我还少不了麻烦大家，直到我这个‘空’军司令真的不‘空’为止。”
按刘亚楼的设想，组建空军是先航校后机关，航校有着落后，空军机关各大部的搭建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关于空军司令部机关的组成，刘亚楼的心中早就有了成熟方案。
在他的方案中，首先以原十四兵团司令部为基础加上原军委航空局的干部及东北老航校的一部分干部，组成空军司令部、训练部、工程部。而原14兵团政治部则组成空军政治部。
然而，十四兵团无全兵团性质的后勤机构，因此空军后勤部的组成却一时拿不出合适的意见。
经过反复考虑，刘亚楼最终决定从自己较为熟悉的四野抽调一支后勤部队和部分骨干，来组成空军后勤部。
于是，根据刘亚楼的建议，中央军委电令四野后勤第六分部拨归空军建制，改称空军后勤部。
同时，任命四野后勤第二分部部长杨尚儒为第一部长兼政委、四野后勤第六分部部长石忠汉为第二部长。
自此，空军司、政、后三大部正式开展工作了。
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前，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就给刘亚楼打来电话：“亚楼，你们空军是特殊单位，伙食也应该享受特殊标准，这方面你们有什么考虑没有？”
刘亚楼知道，杨立三此番打电话，肯定已经是心里有底了。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地回答道：“这事倒是没来得及认真考虑，你们的意见呢？”
杨立三
杨立三说：“前些日子，苏联顾问倒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我们照苏联老大哥的规矩办如何？”
刘亚楼想了一下，说道：“借鉴苏联成熟的经验肯定没错，你先把你们定的标准告诉我，我让部队调查论证一下，看行不行得通，再作决定。你看可以不可以？”
与杨立三通过电话后，刘亚楼立即给几个航校打电话，把杨立三说的标准告诉给他们，让他们提出具体建议。
然而，他还是不放心，又找来几个在空地勤岗位上工作过多年的人谈话，询问有关情况。并让炊事员依照标准做了一顿饭，把空军司令部的领导找来一起研究。
“司令员，今天遇到什么喜事了，要请我们几个吃饭？”一群人走进食堂，看到两张桌子上摆着的饭菜，颇为好奇地问道。
因为，饭桌上的菜显然比他们平时吃的要好上许多倍。不但品种多了，质量上也提高了不少。
随即，他们又发现，两张桌子摆的饭菜还不一样。难道刘司令员请客还有级别待遇之分吗？大家一头雾水。
“嘿，这可不是给你们吃的。”刘亚楼正对着饭菜认真捉摸，背对着走进来的人说道。
“那你叫我们来干什么，难道来贵宾了，要给我们引见一下？”大家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说对了一半，这些饭菜确实是给贵宾吃的，只不过现在这些贵宾离得太远，一时赶不过来，因此想请你们看看给他们吃合适不合适。”
刘亚楼直起腰，回过头来招呼大家，“这是我让炊事员按空勤人员及地勤人员的伙食标准做的饭菜，你们看能不能让他们吃好？”
然后，他指了指一桌摆得比较多的桌子，说：“这是按空勤人员伙食标准做的。”接着又指指另一张桌子，“那是按地勤人员伙食标准做的。”
现代的空勤灶
大家这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一群人便根据自己过去的工作体会，一五一十地探讨起来。最后，大家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意见报送军委后勤部。
这时，刘亚楼才放心地笑了起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空、地勤人员吃好，这样才能完成艰巨的工作训练任务。”
1949年11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军委后勤部报呈的空军空地勤人员伙食标准方案。
按供应实物折算，地勤人员每日需小米十一斤二两，飞行员十三斤，即一个地勤人员约等于四点五个野战军战士的伙食标准，一个飞行员约等于五个野战军战士的伙食标准。
正当空军各项建设步入正轨时，盘踞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自1949年冬起对大陆沿海地区屡屡发起空袭作战，严重威胁江浙沪闽军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作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知道，组建一支能够胜任国土防空及解放台湾任务的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要有一定规模的空、地勤人员；要有健全的空军师、团领导指挥机构；要有足够数量的飞机装备。
然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但是面临的情况又不容许他和他的部队等待，这些矛盾如何才能解决呢？
这些问题早已经在刘亚楼心中思量了千百遍，他认为，目前要打击国民党空军嚣张气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苏联“借兵”，解燃眉之急，二是扩充航校规模，尽早组建成建制的航空兵部队。
1950年1月16日，恰好中共中央有个访苏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经中央批准，刘亚楼等人就随团一道启程了。
三个月前刚刚与刘亚楼商谈了援助中国组建空军的苏联空军领导人，对于刘亚楼的再次到来，表示了诚挚且热烈的欢迎。
这一次，苏联方面依旧派出高级别的空军将领与中国商谈出兵事宜。
整个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很快的，一项协议就在中苏双方之间达成了：
苏联同意派空军部队来华，其任务是协助人民解放军空军执行上海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以打破敌人对长江口的封锁，但不参与其他地区的作战。
苏联空军在华作战的时限为半年，届时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单独全面完成任务。
1950年2月26日，刘亚楼人还在莫斯科，苏联空军第一批来华的巴基斯基空军部队就已经到达中国了。
从这一批开始，一直到4月1日，陆续来华的空军部队全部到位。
这支部队共有两个歼击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对空情报雷达营，分别进驻徐州、南京、上海等地，执行长江以北地区的防空任务。
带队援华的苏军空军巴斯基斯中将
这支部队的入华作战，给了国民党空军一个突然的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对一下子变得强大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感到了莫名的恐惧，空袭活动减少了很多。
1950年3月16日，等刘亚楼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空军司令部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已经有一摞子关于苏联成功阻击国民党飞机的捷报在等着他了。
然而，尽管请苏联空军支援的计划已经圆满完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但刘亚楼却没有感到一丝轻松。
回国后，他集中全部精力，组建一支能够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的航空兵部队。
1950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报告：于近期组建一个空军混成旅。
在起草报告时，有人看见刘亚楼将拟成立的空军混成旅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就向刘亚楼提建议：
“司令员，这是咱们空军宣布正式成立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是不是可以称为’第一旅’，以后顺此类推？”
刘亚楼摇了摇头，说道：“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最后觉得还是叫第四旅为好。”
“为什么？”提建议的人不解地问。
“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取名叫红四军，也没有叫红一军。他的解释就是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的思想情绪。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如今我们从头开始组建部队，也要仿效毛主席当年的做法。”
刘亚楼耐心解释道，“而且，我们应该把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作为荣誉番号留给在今后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使用。”
空4旅组建时，从陆军调任的营以上干部合影
听了刘亚楼的这一番解释，大家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1950年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了刘亚楼的报告，并正式命名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旅长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而旅政治委员则由原第四野战军陆军第115师政治委员调任到第二航空学校任政委的李世安担任，副旅长周长胜、刘善本。
旅部机关由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的师部并充实了一些懂航空的干部改编组成。
该旅辖四个飞行团和四个供应大队，第十、十一两个团是歼击团，第十二团是轰炸团，第十三团是强击团。
当时，从六所航校速成班毕业的空勤人员，基本上全部分配到第四混成旅。
这些飞行人员绝大部分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还有少量起义飞行人员。
第四混成旅正式成立那天，刘亚楼亲赴该旅视察，要求全旅指战员要刻苦学习，严格训练，尽早形成战斗力。
这支部队按照刘亚楼的要求，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很快就投入了战斗。
其中，轰炸部队成立仅仅一个月，就开始担负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值班任务。
而歼击机部队也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换装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的训练任务，并于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任保卫上海的防空任务。
自己的空军部队岀现在新中国的上空，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还给陆军部队的作战士气以及沿海地区人民的建设热情，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作为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在空军部队有着极高的声誉，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即便是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年曾驾驶飞机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这样说：
“刘亚楼同志是我心中最敬佩、最热爱的领导人之一。”
林虎将军的话，代表着千百万空军指战员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