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在一战中度过最黑暗一天，出现一个矮个子，他叫希特勒
作者：风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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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通往贡比涅的国道上，是我执政生涯中最沉重最苦涩的事情。”
——德国国务大臣，贡比涅停战谈判德方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
1918年8月6日，在整个春夏都在不停地发动攻势的德军伤亡惨重，被迫原地固守。将近70万人的伤亡已经几乎抽干了西线德军的精髓。失望，沮丧，悲痛与迷茫的情绪开始在德军中四处蔓延。此时的德军不要说再计划新的攻势，能否守住原有阵地都值得怀疑。而在德国后方，长期巨大的战争消耗令德国民众普遍挣扎在饥饿与贫困线上，特别是在春季攻势最终破产之后，德军“最后一击”的希望破灭了，民众长期毁家纾难忍饥挨饿支援战争，最后等来的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甚至绝望。德国民众长期坚守的信念开始动摇，浮动的民心就像瘟疫一样快速传播。毫不夸张的说，此时的德国国内的情势甚至比前线的军情更为堪忧，只是以鲁登道夫为首的德军高层此时丝毫没有察觉到。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失利后，鲁登道夫开始重新审视整个战局，并对春季攻势的最终失败进行了一些反思。在他战后出版的理论著作《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一书中，谈到春季攻势失败后的局势时是这样总结的：
„1918 erhoffte ich im Westen eine Schlachten und damit ein Kriegsentscheibung herbeizuführen. Ich feßte überlegene Kraft gegen feindliche Schwächen ein. Ich schlug auch den Feind, konnte aber die Armeen nicht zu anhaltenden Kriegshandlungen führen. Dazu reichte die Kraft nicht aus.“
（1918年，我本想在西线进行一次决战，以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在敌人的薄弱位置投入优势兵力，也将敌人击败，但最终因为兵力不足，未能持久作战。）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一书中也不吝笔墨的谈到了8月停止进攻步伐的德军所面临的危险境地：
„Die Schmungkraft des Heeres hatte nicht ausgereicht, den Feind entscheidend zu treffen, bevor der Amerikaner mit bedeutenden Kräften zur Stelle war.Ich war mir klar bewußt, daß dadurc h unsere Gesamtlage kehr ernst geworden war.“
“在美军强大的支援力量面前，我军根本无法对敌展开决战。我很清楚我们的整体形势在迅速恶化。”
事实上，就算没有美国远征军的襄助，单是凭借西线的法军北部集团军群，就能给予已经千疮百孔的德军防线以致命打击。
同样是在8月6日，因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指挥协约国军摧毁德军攻势，法军统帅福煦将军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军中春风得意的福煦没有心思去为自己庆祝，此时作为协约国军总司令的他，决定转守为攻，对德军在春季攻势中取得的防线发动全面攻势，以期击溃虚弱的德军，最终突破德军在法国北部与比利时一带构筑的防线，乃至向德国本土进攻。
1918年夏天，面对德军的颓势而一筹莫展的鲁登道夫
晋升法国元帅后，踌躇满志的协约国最高统帅福煦。与此时焦虑万分的鲁登道夫形成鲜明对比
协约国这场被后世称为“百日攻势”（Offensive des Cent-Jours）庞大军事行动，将以对索姆河至亚眠方向一线的德军发动突然袭击为开端。驻防在这一带的德军部队是在参与“米歇尔攻势”且伤亡惨重的第2集团军。相比较对面精锐尽丧的德军，协约国军在低档住德军攻势期间加紧进行人员补充。英军从大局已定的中东展现调来大批生力军，新的一批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自治领军队也纷纷加入。法军则将更多地殖民地军队调至本土，而更多地美国远征军部队也登陆欧洲。甚至连万里之外的暹罗都派分遣队参与。一时间，协约国在西线竟云集了上百万大军。
1918年8月8日协约国发动的“百日攻势”形势图，图中黑线是德军的兴登堡防线
“百日攻势”最先在亚眠一带打响。8月8日，也就是在德军停止在马恩河一线的攻势仅仅两天之后，以第4集团军为首的英军19个师在炮火的掩护下率先向德军防线发起突袭，与此同时法军以12个师的兵力从南部阵线策应英军行动。与以往在炮火覆盖后仅仅依靠士兵的血肉之躯发动进攻不同，此时协约国在前线总共集结了500多辆各型坦克（包括英国的Mark IV型坦克以及法国的雷诺FT-17坦克）用于突破敌军工事并掩护步兵，而天上又有数百架飞机做支援。地面上装甲车辆轰隆隆的引擎声加上天空中不断掠过的轻盈身影，让人感觉这彷佛是20年后纳粹德国发动的闪击战的预演。
图：协约国军在亚眠发动攻势当日，英军的Mark IV型坦克在索普维斯5F.1“海豚”型战斗机的掩护下突破德军阵地
8月8日，法军施耐德1913年式105毫米榴弹炮群轰击德军阵地
在“春季攻势”期间屡次倡导突袭甜头的德军士兵，没想到自己竟反被突袭，而且协约国的攻势来得那样迅猛，根本不给德军丝毫的喘息机会，而坦克与飞机配合地面部队推进的新战术对德军的堑壕进行着无情的碾压，这让德军的突击部队战术看起来更像是奇技淫巧。在协约国强悍凌厉的攻势面前，在春季攻势期间好不容易用争夺过来的阵地丧失殆尽，士气崩溃的德军逃离战场，不是命丧于协约国的炮火与履带之下，就是高举双手做了战俘。仅仅一天时间，德军就损失了3万多人（包括伤亡与被俘）。前线的败报迅速传到指挥部，协约国迅疾的攻势令鲁登道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后当他回忆起8月8日德军那次惨不忍睹的败退后，哀叹道：
„Der 8. August ist der schwarze Tag des deutschen Heeres in der Geschichte dieses Krieges“
（“8月8日这一天，是德军在整个大战中最黑暗的一天”）
协约国在亚眠一线的进攻持续了三日，至8月11日已经向德军纵深挺进了24公里，后因为后勤问题不得不停下脚步。为继续扩大战果，福煦又指挥协约国军在索姆河一带发动攻势，残存的德军根本无力招架，至8月末协约国陆续攻占阿尔贝特（Albert），努瓦永（Noyon）和巴波姆（Bapaume）等重镇。至9月2日德军已经全线撤往兴登堡防线内，“春季攻势”的所有战果至此全部丧失，双方一度又陷入僵持状态。鲁登道夫开始盘算让德军依托人造天险伺机反扑。
图：协约国在8月8日发动突袭后，被俘的德军士兵，他们中间有不少甚至直接戴着缴获的英式头盔，德军此时后勤补给短缺的窘状可见一斑。
在英军坦克掩护下待命的美军士兵，此战让德军真正尝到了遭遇装甲部队攻击的苦头
然而，福煦并没有给鲁登道夫留下太多的回旋余地。在9月中下旬迅速清除了兴登堡防线外围的德军残余势力后，协约国开始对兴登堡防线进行正面进攻。9月29日，英军第4集团军与法军第1集团军开始向圣康坦运河（St Quentin Canal）一线的德军防御工事发动猛烈进攻。此时精锐尽丧的德军早已今非昔比，虽然抵抗依然顽强，却也只能是困兽犹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英法联军就在正面突破了德国人苦心经营的兴登堡防线。不久，英第1与第3集团军又在康布雷（Cambrai）一带突破德军在此地的几乎所有纵深防御。
防线被骤然突破的德军犹如惊弓之鸟，在敌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纷纷作鸟兽散，协约国军士气大振，开始向德国本土挺进。士心崩溃的德军这时已经完全丧失了德国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变成了夺路狂奔，打家劫舍的暴徒，后听到大败消息的德国民众更是一片哗然，民心浮动，1918年10月的德国，犹如坐在了火药桶上，星星之火随时都能将其引燃并引发大爆炸。
图：协约国突破兴登堡防线后，溃不成军的德军成批向联军投降，在法国北部与比利时的道路上，一时间挤满了德军战俘。
在协约国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德皇不得不亲自出面，于10月3日任命出身巴登公国公族的马克西米连·冯·巴登（Maximilian von Baden）为帝国首相。面对眼前的烂摊子，巴登认为德国只有求和才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也有意求和，原本态度强硬的鲁登道夫在这时也开始向德皇建议向美国议和。
不过1918年春夏的一系列失败已经让鲁登道夫威信扫地。在政界与军界的强大压力下，鲁登道夫只得辞去陆军总长一职，由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接任，至此，在战争后期以军人独裁的模式控制德国内政国防外交事务的第三届最高陆军指挥部寿终正寝，德军指挥权又回到了威廉二世的手中。在离去时，满腹怨念与委屈的鲁登道夫向着老上司兴登堡丢下一句“我再不愿与你同行，只因你待甚薄”的话后扬长而去，出走瑞典。
新上任的德国政界军界领袖在看到德军大势已去后，立即开始与协约国接触，谈论停战事宜。而正在双方开始接洽的时候，德国国内的局势终于走到了崩盘的临界点。10月29日驻扎在基尔港内的水兵率先发动起义，违抗海军高层的军令。至11月，德国各大城市的工人组织与左翼份子纷纷发动起义，他们走上街头，高喊革命口号冲击政府机构。而在战时成立的反战革命组织“斯巴达克同盟”也走上前台，号召德国民众发动革命，推翻王朝统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德国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
德国国内这一变局让还未停战的交战双方都震惊不已，也让德军高层求和的意愿更为强烈，他们迫切希望立即停战，从而将前线的交战部队调往国内镇压革命，稳住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政局。11月7日以德国马蒂亚斯•埃茨贝格（Matthias Erzberger）为代表的军政首脑穿过漫长的防区，来到法国北部小镇贡比涅（Compiègne）附近的森林里会见协约国军首脑。协约国军统帅福煦则从自己的专列里拆出一节豪华车厢作为谈判室。
1918年11月，退位后的威廉二世进入荷兰，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而就在德方代表步入福煦的车厢时，德国国内又出大事了，为了平息革命的怒火，也为了王室安全计，在巴登首相与兴登堡的联合劝说下，德皇威廉二世无奈宣布退位，并流亡荷兰。就在几个月前的6月15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以及巴登还为庆祝他登基30周年举办晚宴。而巴登本人则组织新的议会制政府，并任新政府总理。以巴登为首的临时政府为了尽可能稳定政局，革命队伍中的温和派伸出橄榄枝，并要求一些党派的党魁加入新政府共谋大计。
在报纸上得知德皇退位的福煦早已摸清了德方的谈判底牌，因此在谈判期间摆出了足足有7款35条协定的草案，其中内容之详尽，要求之苛刻（比如要求德军全部撤离莱茵河西岸的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占领，德军要将几乎全部的重型装备交给协约国等等）令德方大为不满，他们当即向福煦提出抗议，然而败军之将，岂可言勇。福煦与协约国将领的高压态度最终迫使德方代表屈服，在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条款做形式上的讨价还价之后，1918年11月11日下午5点，双方最终签署停战协定（史称贡比涅停战协定），双方约定在当日晚间11时11分后全面停火。直到此时，协约国持续了3个月的“百日攻势”才算结束。此时协约国已经逼近德国边境，整个攻势德军损失超过76万人，而协约国也付出了损失将近70万人的惨痛代价。
图：后世表现贡比涅停战协定签署现场的油画作品，中间身着黑色大衣背向站立者是德方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与他相对站立的是协约国统帅福煦。
在得到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后欢呼的美陆军第7师的官兵们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该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噩梦终于走向终点。在协约国一方，从高级将领，政府高层到普通士兵与平民百姓，都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经此一战，各欧洲主要参战国人员损失惨重，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在工业革命缔造出来的华丽的欧洲现代文明遭遇重创，战争不光夺走了欧洲一代人的生命，更消耗了一代人的信仰。在停战之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就乐观的宣称这是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这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协约国方对未来的乐观态度。
然而，一战的血与火，真的能终结一切战争吗？
停战协定签署后不久，讨论战后世界局势的巴黎和会召开，与会国最终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凡尔赛条约》。当福煦拿到这份条约文件的副本，看到对德国的一系列惩罚性条款后，叹息道：
“Ce n'est pas unepaix, c'est un armistice de 20 ans”
（这不是和平协定，而是为期20年的休战书）
福煦元帅最终于1929年带着对法兰西共和国深深的忧虑与世长辞，他们没有想到在他辞世仅仅11年后，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他更不会想到他在贡比涅使用过的豪华车厢还会被再次作为谈判室使用。只是那时，屈膝投降的换成了法国人。
1919年末，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作为军人已经无用武之地的他，开始醉心政治。他在191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战争回忆》中谈到德军失败的原因时，首次提出了“刺刀在背”（Dolchstoß）的概念，将德国战败的原因全部栽赃给了犹太人和革命者，认为正是他们在后方捣乱才致使德军在前线溃坝，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年的攻势计划已经几乎将德军乃至整个德国榨干了。
此后鲁登道夫在国内为迎合对时局不满的民众，大肆宣扬“刺刀在背”理论，本来就对战败不服，且在战后经济危机中一贫如洗德国民众与退伍军人纷纷成为了这一理论的忠实信徒。不久，一个貌不惊人却极富演讲才华的年轻人走进了鲁登道夫的视野，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1924年发动“啤酒馆暴动”前与鲁登道夫（右三）合影的希特勒（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