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史：讲述日耳曼帝国崩溃、投降全过程

麦克纳先生与我以严格的礼节交换警卫。早上他来到内政部，我把他介绍给那里的官员。下午我去往海军部；他向我引见部里的委员和主要军官以及部门主管，然后告辞离去。我知道他对这次调动很不满，但没有人能从他的态度上猜度出来。他一走我立即召开委员会正式会议，会上秘书宣读任命我为海军大臣 ^[1]的特任状，于是我根据枢密令成为“向国王和议会负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的大臣”。我将履行这个职责，并度过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4年。

我毫不迟疑地致力于我认为需要立刻处理的那些头等重要的海军问题。第一，主力舰队作战计划，到那时为止，原计划依据的还是严密封锁的原则。第二，整顿其他舰队，以提高其迅即作战力量。第三，在突然遭受攻击时有全面的防备意外的措施。第四，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第五，建立海军与陆军两个部门的密切合作，协调海军与陆军的作战计划。第六，进一步提高军械设计，增加我们各级新战舰的火炮力量。第七，在舰队高级司令部和海军部委员会构成中做一些人事变动。

此外，我发布了某些个人指示，这样我才能“在床上安稳睡觉”。海军军械库在海军部直接负责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海军部除了常驻人员外还要有海军军官的连续值班，这样在周一至周六、周日或节日，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海军部决不会无人发出警报，任何时候总有一位管军务的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大楼里或附近值班以接收警报。在我椅背后墙上，我安放了一个敞开的柜子，在后面的折门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海海图。在这幅海图上每天由一位参谋官用旗子标明德国舰队的位置。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惯例从未省略过一次；遮住作战室整个一面的巨大地图开始发挥作用。每天一进入办公室，我都首先要看看我的海图，这已成为规律。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同事对无时不在的危险保持警觉，因为我有许多其他的情报渠道。我们全都以这种精神工作。

现在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两位伟大的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和亚瑟·威尔逊爵士，他们的卓绝品质和在军舰上与海军部终生的工作，加上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充沛的精力与爱国主义的影响，是皇家海军达到此时鼎盛状态的主要原因。费希尔与威尔逊两个名字一定会在本书里经常出现，因为他们在我要叙说的不寻常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少在10年中，扩大、改善或更新海军的最重要措施都是费希尔的功绩。水管锅炉、“所有的巨型炮舰”、潜艇的采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称它们为“费希尔玩具”）、普通教育方案、后备舰艇的核心水手制以及以后的——为应对与德国军舰的对抗——舰队在本国水域集中、淘汰大量战斗力很弱的舰艇、1908年和1909年的大海军计划、把12英寸大炮改为13.5英寸大炮——所有这一切主要都是他的贡献。

在实施这些意义深远的改革的过程中，他在海军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激烈的反对派，他引以为荣的方法就是激起反对派的强烈敌意，然后予以还击，他是很乐意回敬对方的。他要大家知道，事实上他曾公开宣布，反对他政策的不论哪级军官，必定毁灭自己的职业生涯；至于那些卖国贼，也就是那些公开或秘密打击他的人，“他们的妻子将成寡妇，他们的孩子将成无父孤儿，他们的家将成垃圾堆。”他一再重复这些话。“冷酷、无情和不能有怜悯心”是经常挂在他嘴边的言辞，许多“在海滩上”悲痛欲绝的海军将领和舰长的令人生畏的事例说明，他说到做到。他毫不迟疑地用最令人不快的言语来表述他的政策，似乎在向他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挑战和表示藐视。他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逻辑学课程教材中写道：“偏爱是高效率的秘诀。”偏爱在他笔下的意思是，不管资历如何，只以公众利益为准则对天赋才能进行识别和选择；但是“偏爱”这个词一直留在人们的心头。有人说军官们生活“在鱼池里”——倘若不是这样他们就运气不好。他对不同意他的方案的那些人的意见与论点极为蔑视，随时随地以言辞和书信狠狠地辱骂他们。

可在皇家海军有不少具有社会势力和独立财源的军官，他们中许多人对费希尔怀有敌意。他们有接近议会和新闻界的机会。有很大一部分优秀和有才能的海军军官同情他们，尽管不赞成他们所有的做事方法。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主要人物有当时海峡舰队（主力舰队）总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皇家海军出现了可悲的分裂，分裂遍布每一个海军中队和每一艘战舰，分成费希尔的人和贝雷斯福德的人。凡第一海务大臣提出的建议舰队总司令都反对，在整个海军中，校级和尉级军官被迫站在这方或那方。争论涉及到技术问题和人身攻击。没有哪一方有强大力量足以压垮对方。海军部在舰队有它的支持者，舰队在海军部里有朋友，因此双方对于对方阵营中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得到准确情报。要不是有很大一部分置身于两派之外的军官——他们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都拒绝参与这场斗争，这种分裂造成的可悲局面很可能破坏海军的纪律。他们默默地和坚定地干自己的工作直到派系斗争的风暴过去。对于这些军官大家应该感激他们。

毫无疑问，费希尔决心做的事情百分之九十是对的。他的伟大改革使皇家海军在它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保持了强大力量。他向海军敲响了英国陆军在南非战争时期经受过的震惊的警钟。经历长期安宁不受挑战的自满后，如今能够听得到远处隐隐的雷声。就是这位费希尔，他高高举起风暴信号并召唤全体人员恪守岗位。他迫使海军的每一个部门审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存在的问题。他提醒他们，他敲打和诱导他们惊醒起来紧张工作。但正当这样不停工作之际，海军成了令人不愉快的地方。纳尔逊传下来的“兄弟帮”（Band  of  Brothers）传统，这会儿——只是在这会儿——被抛弃了；在“兄弟帮”头领们公开表示相互的敌意的背后，到处呈现他们的追随者的恶意阴谋。

我问自己，是不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避免？我们能不能实行费希尔的改革，但不要费希尔的做法？我深信，费希尔被他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激怒，每走一步都要经过艰苦斗争，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有艰巨战斗任务的政府部门中，必然要有政治权威和专业权威的结合。一位强有力的第一海务大臣要施行充满活力的政策，必须有海军大臣的支持，只有后者能够支持他和保护他，他们联合起来，权威才能倍增。当他们都是有效率的因素时，每一方都可以向对方提供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帮助。两者工作协调，双方的效率都能倍增。联合力量的集中，使得派系争斗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机会。不管是好是坏，他们为海军利益一起做出的决定必定能被忠实地接受。费希尔工作的后几年是海军部由两位大臣统治的几年，不幸的是，这两位都患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疾病。尽管考德勋爵和特威德莫思勋爵都是很有能力和很正直的杰出人物，但他们从1904—1908年任海军大臣时健康状况就极差。此外，两人都不是下院议员，未能在议会里显示才能，也就没有能力以不容怀疑的语气宣布海军部会遵循下院会批准的政策。当1908年麦克纳先生接任海军大臣时，出现了机会。这位大臣拥有惊人的清醒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年富力强且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并在下院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有能力施展立即使局势稳定的影响。可是对于费希尔来说这个机会来得太迟了。对立面的愤怒追踪着他；对立与仇恨已经发展得太深重。海军中的分裂、不和继续凶猛而公开地表现出来。

这个阶段费希尔遇到一件意外小事，即“培根信件”事件，这个事件与他这段生涯的结束紧密相关。培根舰长是海军中能力最强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强有力的费希尔追随者。1906年他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麾下服役于地中海。费希尔要求他随时写信给他，告诉他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遵命写了些有分量、有价值的信，但这些信会招致别人的谴责，因为信里含有对顶头上司的批评。这一点本来不会引起注意；但这位第一海务大臣习惯于把有关技术主题的信件、短笺和备忘录用精心挑选的美丽字体印出来，目的在于教导和鼓励他的忠实追随者。费希尔喜欢培根信中提出的论点及说服力，并于1909年叫人把它们付印并在海军部广泛传阅。最后有一份流入对立分子手中，很快它被传送给伦敦的一份晚报。第一海务大臣被指责鼓励下属对他们的顶头上司不忠。这段插曲是致命的，在1910年初，约翰·费希尔爵士离开海军部，正如大家所预想的那样，他最后退役进入了上议院，虽然成就辉煌、满载荣誉，却在欢庆声中遭到了对手的许多攻击。

当我确定要去海军部时，便立即派人去请费希尔；他正在国外享受阳光。自从1909年有关海军预算的争论后我们彼此未曾见过面。他自认有义务忠实于麦克纳先生，但当他知道我与麦克纳互换职务的决定和我本人毫无关系时，便急忙回国。我们在赖盖特小隐修院一起度过了舒适的3天。

我发现费希尔是名副其实的充满知识与灵感的火山；一旦他知道我的主要目的，便立刻进入了热情迸发状态。事实上，对他来说，要他在平静的卢塞恩湖畔等待和无事可做，几个星期焦急地注视着久悬不决的阿加迪尔危机，肯定是极度痛苦的，而此时他毕生的杰作，即他心爱的海军随时都会经受最大的考验。一旦他开始说话，几乎就停不下来。我问他一些问题，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他谈这些重大问题一直是我的享受，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促进舰船设计的所有相关工作。他还眉飞色舞地谈论海军里的将军们，但对他叙述的将军间的宿怨，听的人必须把它打个大折扣。我的意图是保持天平平衡，在大体上采纳费希尔政策的同时，坚持务必停止长期的敌对。

虽然对前文中所述的那些情况我已清清楚楚，但和费希尔开始谈话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召回他。但到了星期天晚上，这个人的才能与力量已使我深信不疑，此时我已几乎下定决心做三年后将要做的事情，即让他再次担任海军领导人。我怕的不是悠悠众口，这时我对此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怕的是宿怨的复活和继续；根据他的性情很难避免争吵是很清楚的。同时我还担心他的年纪。我不能完全相信71岁的老人能保持心境平静。第二天上午在返回伦敦的途中，我真的想说“来帮助我吧”，如果他说一句希望回来的话，我肯定会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保持了适度的尊严。一个钟头后我们到了伦敦。随后我产生了其他想法，而且听到了不少意见相反的劝告，几天后我打定主意到别处寻觅第一海务大臣。

我不知道我是对还是错。

像费希尔勋爵这样多年担任高级官位，干的又是极为机密和至关重要的大事的人，他与人通信的数量大得令人惊奇，而且内容毫无顾忌。当我为写此书和为满足写他传记的作者的要求，将从这位将军那里收集到的全部亲笔书信打印出来时，排列紧密的打字纸多达300页。大体上这些信一再重复与其一生有关的海军的主要思想与信条。虽然很容易指出信中的许多不一致和明显矛盾，但其主旨未变。这些信还呈现出逗人高兴的掩饰，点缀着贴切的并有时深奥的引文、有光彩的短语和比喻，还有讽刺性的笑话和歹毒的个人攻击。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想到便仓促写下的，他有力的笔跟随他傲慢的思想奔流直下。他常常把想到的事情大胆地振笔疾书，有些思想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他的汹涌浪潮般的发泄引起这么多的敌人在他后面破口大骂，这并不足为怪。真正的怪事是他没有因此招来太多的灾难。是他天赋的乐观情绪支持他承受住了压力。事实上，在这些年的过程中，他的书信中大量不谨慎的激烈言语在某种意义上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人们渐渐相信，这是与大海的卫士身份相称的活泼型的言语，而那位年老的海军将军在他多风暴的道路上傲然前进。

在这个准备时期，对于我来说，他的信件成了我快乐的源泉。他书写得很密的8页或10页特大信纸用小珍珠别针别在一起或用丝带缚在一起，信里面包含着各种消息和决策，有种种愤怒的谴责，也有至高无上的灵感或鼓励。收到这样的信令我欣慰。他给我的信件一开始就充满深情和慈父般的亲切。信以“我亲爱的温斯顿”开始，结尾通常有变化，如“成为煤灰也属于你的”“直到地狱结冰也属于你的”或“直到木炭发芽也属于你的”。下面接着又是附言，又写上两三页富有想象力和才华横溢的文字。我每次重读这些信件都不能不对他的烈火般的灵魂、火山般的精力、深刻的创造性思想、猛烈的直言不讳的憎恶、对英国的爱产生强烈敬爱的感情。唉！当地狱结冰、木炭抽芽和友谊化作煤灰那一天，当“我亲爱的温斯顿”变成了“大臣，我再也无法与你共事了”^[2]，我为能记述下我们漫长而亲密的关系并未终结而高兴。

***

第一海务大臣亚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平时端庄朴素的风度迎接我。当然，他不会一点不知道派我来海军部的主要原因。当严格保密的对我的任命最初传到海军部时，他在与其他海军大臣的谈话中说：“我们将有新的上司；如果他们希望我们为其工作，我们就干下去，不然，他们将找别人继续工作。”此前我只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碰到过他，我对他的看法可分两方面：一方面，基于所有对他性格的评论，我钦佩他；另一方面，我完全不同意我所了解到的他的战略见解。他认为组建战时参谋部毫无必要；而我却建立了这个机构。他不赞成陆军部的计划，即战争发生时派陆军去法国；我认为应完善这些安排直到最小的细节。我认为，他迄今仍是严密封锁德国港口的鼓吹者。在我这个外行或陆军军人的眼中，鱼雷的使用看来已经使得这种战略成为不可能。^[3]这些都是巨大而至关重要的分歧。在这方面他也许认为，在阿加迪尔危机中我们陷入不必要的恐慌，认为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舰队的力量与机动性，也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战略力量的真正特性。除非他的任期延长，否则他在三四个月内将因年龄原因退役；而在我这方面，我来到海军部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意图，即我要建立由我自己选择的全新委员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合作必然没有希望。

然而，此刻还是让我来描绘一下这位个性突出的海军人物吧。毫无疑议，他是我曾经遇到或甚至读到的最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要求，他无所畏惧——绝对无所畏惧。不管他在指挥英国舰队还是在修理一辆老旧汽车，他都会同样热衷，同样感兴趣，同样满足。从重要的职位上进入完全的退休，从完全退休再回到海军部门的顶峰，这样的变迁对他稳定的心跳不会有任何影响。每一件工作都是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根本不存在其他事情。一个人尽其可能做好工作，不管它是大事还是小事，自然他不索要任何回报。这就是他漫长一生生活在舰船上所凭藉的精神，以他的典范作用，他把这种精神灌输给了所有海军的官兵。在许多场合，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对官兵冷漠无情。命令就是命令，不管是断送一个军官的职业生涯还是提升他使他名声大噪，不管命令涉及最愉快或最讨厌的工作，他对所有的诉苦，对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激动，总是咬紧牙齿露出淡漠的笑容。我从未见到他的镇定受过干扰。他从不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从不放松自如。直到我倒霉的那一天为止，我从不知道我的工作在他的眼中是否值得赞许。

尽管他冷漠的态度，被人普遍称为“猛拉”（Tug，因为他总是在工作，即总是在拉、曳、拖）或者称为“老过分”，但他在舰队中同样得到热情的爱戴。士兵愿意做艰苦和枯燥的工作，即使当时他们怀疑做这个工作是否必要，因为这是他命令他们去做的，这就是“他的作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是海军候补少尉。每个人都知道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当时在苏丹的塔迈，我们的方阵被击破，他的加特林机枪的子弹打尽，人们见到他用拳头一个接一个地打击德尔维希持矛士兵，挥舞着断剑的剑柄如同挥舞灰尘掸子。人们还说他对天气与气候反应明显迟钝。他在北海过隆冬，只穿一件薄薄的紧身短上衣，显得很舒服，而其他人穿上厚大衣还在发抖。他光着头站在热带太阳光下不会中暑。他有天生富有创造力的头脑和丰富的机械知识。海军使用了40年的反水雷系统和一直用到被无线电报取代的桅顶信号，两者都是他灵巧头脑的产物。他是经验丰富和技艺高超的海上舰队司令官。此外他善于表述，书面文字清晰而细致，他草拟的文件论点确切详尽，剖析的范围广泛全面。从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具有最高的品格和思想境界，但我认为，他太多地停留在过去的海军技术上，当条件迅速转变时接受新思想不够。当然，他还极度地固执己见和顽固不化。

与他经过几番初步谈话后，我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派人送给他一份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的纪要，它惹起了明确无误的争议。他对我的意见提出理由有力的和毫无保留的拒绝，于是我决定立刻组建一个新的海军部委员会。海军部的大臣持有副大臣级的任命状，当然有必要将我的建议送呈首相并获得他的同意。11月5日我通知首相，鉴于亚瑟·威尔逊爵士反对海军战时参谋部的整个原则，而且我则认为在1月底之前设立海军部新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此后，我在11月16日把全部建议送呈首相：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帕克南海军上校为第四海务大臣；布里格斯海军少将留任原职仍为海军审计署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建议海军副司令海军中将乔治·卡拉汉接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国内舰队司令。但最重要的任命是委派约翰·杰利科爵士为海军副司令。这样他实际上已凌驾于现役军官名单上4或5名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事实上成为不久的将来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的人选。

这些变动的宣布（11月28日）在当日深夜被议员得知时，在下院引起相当轰动。除一个人外所有的海军大臣全换了新人。立刻有人质问我：“他们是辞职的还是被免职的？”等等。我简要地做了必要的解释。此时我处于强有力的位置，因为凡知晓阿加迪尔危机内情的人大多数都对舰队状况担忧，而派我去海军部就是要去做一番新的和激烈的努力，这是众所周知的。

亚瑟·威尔逊爵士与我以友好、礼貌但同时冷淡的言语分手。他对于少许缩短他的任期没有表示些微怨恨。他像以往一样好脾气和冷冰冰。只有一次他表现出最轻微的愤怒痕迹。当时我告诉他，首相有意将他的名字上呈国王请求封爵。他竭力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上报。他要这么个头衔有什么用呢？这个头衔是可笑的。然而，无论如何国王决定要赐给他功绩勋章，他最后被说服接受了。在海军部的最后一晚，他以真正的“兄弟帮”的方式设宴款待新任海务大臣们，然后退休回诺福克。我情不自禁、难过地想起著名的坦尼尔的漫画《领航员下船》。画中描绘没有经验和好冲动的德国皇帝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令人崇敬的人物俾斯麦从梯子上掉下来。但我的行动以崇高的公众利益为动机，没有其他杂念。我以这个理由来鼓舞自己的勇气。

人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看到，我还将与亚瑟·威尔逊爵士再次共事。

我来到海军部几周后，有人告诉我，在希望来见我的几个海军将级军官中有海军少将贝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有如下印象：第一，他是舰队里最年轻的将级军官。第二，当我们进攻恩图曼时，他曾率领白炮舰上溯尼罗河尽可能近地支援第21枪骑兵团。第三，他曾多次见到陆军在陆地上作战，因此他有海战经验也有陆战经验。第四，他出身于骑兵世家；他的父亲曾在我自己的团里（第4轻骑兵团）服役，我刚刚参加军队时就常听人谈论他。我知道，这位将军是个非常高明的骑兵，有“恋乡癖”的外号。第五，在海军中有许多关于他受到很大压力的谈论。以上这些是这个军官的名字在我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关于他，我叙述得很详细，是因为我有幸做出重用他的决定，这对皇家海军和对英国武装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

可是，在海军部有人对他的为人给了我绝对相反的忠告。他升迁得太快了，对岸上事务满怀兴趣。据说他的心不是完全贯注在海军上。在大西洋舰队里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适合他的少将军衔的职位任命。他谢绝了这个任命——在职位相对于候选人比例显得极少的时候，这是海军军官采取的后果非常严重的一步——其结果是今后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任命。提供进一步的任命将是违反先例的。他已有18个月没有职务，有可能长达3年无职务，期满之后按惯例退役。

我第一次遇到这位将军时立刻否定了这些不幸的忠告。他立刻成为我的海军秘书（或如任命书当时称呼的私人秘书）。从此我们在相通的两间并排房间里工作，在以后的15个月里，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与德国进行海战的问题。我越来越明白他察看海军战略与战术问题的角度与一般海军军官不同：在我看来，他探讨这些问题更像是士兵的做法，他在陆地战争的经验更衬托出他曾接受过海上训练这个事实。他并不仅仅是工具主义者。他不认为武器装备本身就是目的，它们只是工具。他认为战争问题应从陆、海、空三方面通盘考虑。马球运动和猎场的形势使他的思想敏捷而灵活，在尼罗河炮艇上和岸上与敌作战的不同经历丰富了他的思维。我与他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从那个角度讨论我们的海军问题，两人获得同样的愉快与好处。他完全不用技术行话进行评论，他的敏锐和深邃的洞察力越来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1913年春季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空缺时，我毫不犹豫地在众多人选中任命他去领导这个无比重要的指挥部，即后来著名的战列巡洋舰舰队——皇家海军战略机动部队，它作为指挥核心的速度与力量的高度结合一直受到海军部的关注。两年以后（1915年2月3日），当我去“雄狮”号甲板上访问他时，军舰仍残留着从多格浅滩战斗中新沾上的胜利伤痕，我从他麾下的舰长和将军嘴里听到了他们对其领导者尊敬而充满热情的陈述。我记得，当我离开军舰时，那位沉着冷静的将军帕克南抓住我的衣袖，“海军大臣，我想私下跟你说句话”，他说话时声音中充满抑制着的激情，“纳尔逊又回来了”那些话常常在我心头浮现。

在我为战争准备舰队的努力中，有许多工作依靠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指导和帮助，总的说来，他是我的主要顾问。他从1912年1月到1913年3月任第二海务大臣（当时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的健康暂时不佳），随后到1914年10月底任第一海务大臣。这里有必要对这位值得注意的亲王、值得注意的英国水手做一些描述。他的出身导致他在大战一爆发就被罢免，从而终止了自己长期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一点，更有必要描述他。

路易斯亲王是英国海军的孩子。他从年少时起就由大海抚育。英国军舰的甲板就是他的家。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英国舰队上。迄今为止，家庭的崇高地位既帮助也阻碍了他的事业：在到达某一点以前，身世起支持作用，但在此以后它确实又是不利条件。结果便是他40年海上服役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岸上不太愉快的指挥部度过的。人们在马耳他听到，他经常率领巡洋舰中队以高速度在关键时刻进入小小的拥挤海港，在离岸剩下的空隙还不到100码时抛下锚，测量他的锚链，然后全速后退，使军舰安全地进入恰当位置。他对陆海作战的知识和对欧洲大陆的知识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海军将军还要多得多。他的兄弟是保加利亚的国王，在斯利夫尼察战役中表现出非常高的军事天赋。他本人精通英国海军的各方面细节，从理论到实践。任命他为费希尔勋爵麾下作为我们组织核心的英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是受过完整训练和有成就的参谋官，具有清楚和通俗易懂的讲话才能，以及日耳曼民族那种一丝不苟和勤勉不懈的精神，我们从来不曾低估这种精神。

传闻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他随英王爱德华访问基尔，一位德国高级海军将军非难他不该在英国舰队服务，于是路易斯王子绷起脸回答说：“先生，当我于1868年加入皇家海军时，德意志帝国还不存在”。

在我经办的事务中，他发挥的作用可以作为未披露的故事记录下来。

我们第一件费力的事是建立战时参谋部。关于此事的所有细节全由路易斯亲王制定，由第一海务大臣批准。我还求助于当时在奥尔德肖特负责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位将军向我提供了一些精辟的论文，论文阐述了参谋组织的军事原理和在许多方面对现有海军工作方法提出了令人畏惧的评论。得益于这些不同意见，我于1912年1月发表了一份旨在尽可能消除对海军偏见的文件，向公众提出我的结论。

我一直不停地工作，为海军组建真正的参谋部而努力。

可是这样的任务需要一代人的努力。魔杖的挥舞不能够建立高级军官的思维习惯——依靠这种思维习惯参谋班子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年轻的军官可以训练成才，但今后他们必须花费时间才能一步步走上海军中掌握权力的位置。专业军官的意见大部分倾向反对。以前没有参谋部，他们过得也相当不错。他们不想要一个声称比其余人更聪明的特殊军官阶层。在海上工作主要靠资格，其次才是靠技术才能。就这样，当我去往海军部时，我发觉那里对海军军官的专业训练一点也不重视，从来没有一个军官被责成读一本简单的有关海战的书，或者去参加极为粗浅的海军史考试。皇家海军对海军文献没有任何重大贡献。关于海军力量的标准著作是由一位美国海军将军写的。^[4]对英国海战和海军战略的最佳记述是由一位英国平民编写的。^[5]“沉默的海军机构”并不是因为它专心致力于思索和研究才不说话，而是由于它被日常工作和许许多多日益复杂的技术压得喘不过气来才哑口无言的。我们拥有能干的行政官员、各种专业的杰出专家、无与伦比的领航员、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优良的海军军官、勇敢和投入的心；但在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大多数军官与其说是军舰舰长不如说是船长。许多麻烦事就是由此产生的。要让皇家海军对战争问题和战争形势有开阔的观点，海军政策至少需要保持15年不变。没有这种观点，航海技能、枪炮操作、各种各样的工具主义以及最忠诚的献身精神均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15年！而我们只能有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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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说过，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财政大臣对能为英国态度增加分量的每件事情是如何热心。但一旦危机过去，他就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行动。他感觉到应该做出努力去消除任何可能使德国难受的痛苦，并就海军力量与其达成共同谅解。我们知道可怕的德国新《海军法》正在制定，不久就会颁布。如果德国下定决心要与英国对抗，我们必须接受挑战；但也许有可能用友好、诚挚和亲善的商谈避免这种灾难的发展。我们对德国殖民扩张不抱敌意，我们甚至可以采取积极措施促成她在这方面的希望。肯定能够做某些事情打断因盲目而引起可怕后果的链条。如果帮助德国扩大殖民范围是取得稳定局面的方法，这是我们乐意付出的代价。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如果我与财政大臣能携手合作，并能证明我们竭尽努力以求缓和英、德海军对抗却毫无成果，那么除其他一般理由外，我认为我会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内阁和下院给予必要的拨款。因此我们联合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商量，然后征得首相同意，请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前往柏林直接觐见德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适合承担这个任务，他与德皇很熟悉而同时忠诚于英国利益。我们带去一份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备忘录，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自己的著作中 ^[6]比任何人都简练地概述了它的内容：“接受英国的海上优势……不扩大德国海军计划……尽可能缩小这个计划……英国方面不阻碍我们的殖民扩张……讨论并改善我们的殖民雄心……建议共同宣布，两国不参加反对彼此的侵略计划或联盟。”卡斯尔接受任务后立刻启程。他在柏林只待了两天，一回来就即刻来找我。他带回德皇的一封热情友好的信和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德国海军法》的相当详尽的声明。我们在海军部彻夜贪婪地阅读这份极为宝贵的文件。文件表明，我们考虑了6年的计划（4、3、4、3、4、3对他们2、2、2、2、2、2），如今必须增加为5、4、5、4、5、4以对付他们预期的3、2、3、2、3、2。这样我们将在“无畏”级战舰和“无畏”级巡洋舰方面对德国保持60%的优势，这样我们将建造2艘对他们外加3艘中的1艘。由于德国建立第三支巡洋舰中队，我们将被迫召回在地中海的战舰，把地中海防务交给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在人员上的增加，我们不得不将拟议中兵力增加的数量再翻一番，当年增加4 000人，第二年再增加4 000人。

我们把这些事项提呈内阁，内阁决定应派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柏林，并选定霍尔丹先生担此重任。经两国政府初步交换意见后，国防事务大臣在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陪同下于2月6日启程赴柏林。

几个星期前我就打算在贝尔法斯特发表演讲支持地方自治法案。对这个方案的剧烈敌意，在北爱尔兰省一触即发的首府迅速蔓延。因为曾做过公开承诺，我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履行我的保证，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把聚会场所从乌尔斯特会议厅改为该市郊区的大帐篷里。每一方都大声宣告要以暴力和骚动威胁，接近10 000人的军队集中在那个地区以维持和平。我的计划是，如果在贝尔法斯特一切顺利，我第二天继续前往格拉斯哥视察几处沿克莱德河的造船厂，并就海军形势发表演讲，我将十分平易地说明我们的根本意图，旨在对霍尔丹使命做必要的支持。当我在伦敦火车站等候去爱尔兰的火车时，我在晚报上读到德国皇帝在国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宣布增加陆军与海军拨款的法案。新《海军法》对英国人和德国国民同样还是秘密，可是我知道它的规模和特性，并将它与陆军法案联系起来看，此刻我产生了一种危险临近的强烈感觉。有一句充满德国人自我宣泄情绪的话惹人注目。“保持和加强保卫德国人民的陆上与海上力量是我不变的责任和关注，德国不缺乏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事实上这话是对的。人们想起出生率下降的法国，通过她的堡垒群凝视宽广的德国土地，默默地沉思着如何对付这些“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而这些青年人在德国的确是“不缺乏”的。我的思绪匆匆地跳过爱尔兰骚动的一天，暂时忘却我面临的演讲烦恼，固定在格拉斯哥，好像此地也许能对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威胁提供某种反击的力量。欧洲可能要再次在一个岛上找到反抗军事霸主的护卫者，这个岛屿过去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因此，在爱尔兰磨难过去后，我在格拉斯哥说：

英国海军力量的目的在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我们不想侵略，也从来没有任何侵略的思想，我们也不把侵略思想加到其他大国身上。但在英国海军力量和伟大而友好的德意志帝国——我相信它有可能长久地保持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帝国——海军力量之间存在分歧。英国海军，对我们说是必需品，从某种观点上看，德国海军对他们来说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力量涉及英国的生存。海军对我们是生存，对他们是扩张……

我们这个国家里有大量的海员储备。可以采取措施比迄今认为可能的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储备；我已指示由我信任的海军专家仔细研究那个主题。我们的储备是一项巨大的资源，它源自皇家海军和商船队，这个岛屿现在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国外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这里不会有呜咽声，不会发出遇险信号，不会有要求帮助或救济的呼号。我们将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面对未来，没有忧虑，没有狂傲，有的是冷静的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我们应是欢迎海军对抗推迟或缓和的第一支力量。我们不应是用空话而应是用行动迎接任何这样的缓和……

如果欧洲大陆要加强对抗，我们将不惧困难地迎接对抗，直到这个国家满意为止。由于海军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将不单增加我们建造舰只的数量，而且要扩大我们海军力量与其他海军强国的海军力量的比率，这样随着竞争紧张程度的增加，我们的优势差距将变得更大而不是较小。因此我们要使大家明白，其他海军大国不但无法通过增加努力超过我们，反而会由于我们自身采取的措施而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

这篇演讲在德国引起一阵相当大的喧嚷，而这阵喧嚷立刻激起国内自由党报纸很大范围的反响。看来，“luxury”（奢侈，费钱的）这个词译成德语时有不良含义。“Luxus Flotte”（奢侈舰队）在德国成了人们愤怒传告的一个词。如我预期的那样，当我回到伦敦时我发觉我的同事正在生气。他们对格拉斯哥情况的不满使他们对贝尔法斯特事态的祝贺话也说不出来。两天后霍尔丹先生从柏林回来，内阁召开会议听取他对这次任务的报告。可是与普遍预期相反，国防事务大臣宣称，我在格拉斯哥的演讲不但不是对他谈判的阻碍，反而是最大的帮助。事实上他在前一天对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了几乎相同的论点。他告诉这位首相，“倘若德国增加建造第三中队，我们将不得不在领海内保持5个或甚至6个中队，也许会从地中海调回舰只加强它们”，要是德国在现有计划之外增加造舰数量，我们将“立即着手建造2艘军舰对德国新增加的1艘”；而为了海军，“人民不会埋怨多付一个先令的所得税”。他描述他怎样对德皇和冯·提尔皮茨亲自朗读我演讲中最重要的段落，来说明和证实他本人在上几次讨论中所说的话。就我而言，他的话解决了我的问题。这只是说明霍尔丹先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有关这个国家准备对德作战问题中扮演的英勇而忠实角色的另一个例。

霍尔丹先生亲自带回新《德国海军法》的真实文本。这是德皇在讨论过程中递给他的。这是一份精心制定的技术文件。霍尔丹先生在此文件未经海军部专家审查之前谨慎地拒绝对它发表任何意见。现在我们要严格审查这个文件。结果更多地证实了最初留给我们的不好的印象。

3月9日，我指出，根据海军部的观点，与德谈判的根本性建议应是：现有的《德国海军法》不应该增加，如有可能还要减少建造舰只；但情况正好相反，德国肯定有一项新法律要颁布，它将规定不但在1912年而且在今后5年内海军将有巨大的和不断的增加。实际上，五分之四的德国海军将永久性地以战争为立足点。德国政府在一年四季将可以动用25艘或29艘全部编入现役的战舰，但“在目前，英国政府在领海内全部现役的战舰，即使算上大西洋舰队，也只有22艘”。

因而在根本性建议上我们遭遇了顽强反对的态度。然而我们也坚持不让，于是讨论转向反对侵略性计划的共同宣言问题。关于这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如下方略：“英国将不会对德国发动无缘无故的攻击，不对她奉行侵略性的政策。入侵德国并不是英国的目标，英国现已加入的任何条约、谅解或联盟都不以此为目的，她也不愿成为抱有这种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方略不够充分，通过她的大使提出如下附加条款：“因此在德国被迫进行战争时英国应至少遵守善意的中立，”或者“因此，理所当然，如果战争硬加在德国头上，英国将保持中立。”

这最后条件可能使我们远离初衷，据此，在“被迫的”战争或在被说成“被硬加在”德国头上的战争中（如由奥地利和俄国争吵引起的战争），我们援助法国的权利很可能被剥夺。这肯定要被看作是协约的终止。此外，即使我们走了这一步，新《德国海军法》也不会撤销。最多稍加修改。谈判就这样在最初阶段陷入了完全的僵局。然而，我们把至少建立友好精神看得如此重要，我们又是如此希望安抚德国和满足她的愿望，以至于我们一直坚持努力达成对德国在殖民领域有利的协议。这些谈判仍在进行，几乎达成了确实有利于德国的结局，此时战争爆发了。

***

3月初，虽然新《德国海军法》仍未公布，但有必要向下院提出我们的支出预算。当然，让任何暗示从我口中传出，说我们已经知道新《德国海军法》的内容，将破坏向德皇做出的诺言。因此我不得不令我关于海军问题的第一次演讲纯粹以假设为基础：“如果德国舰队没有进一步的扩充，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要是我们听到的传说不幸成为事实，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提出补充预算，如此等等。”

在这篇演讲中，经过内阁同意，我明确地制定出今后5年我们海军建设的原则以及主力舰只应达到的火力标准。这个标准规定如下：只要德国坚持现在宣布的计划，在“无畏”级战舰上我们要超过她60%，对于建造的每一艘外加军舰，我们以二比一的比率建造。由英联邦自治领提供的舰只是额外的，不在我们自己可能建造的数量之内。否则联邦自治领的努力将不促成我们海军力量的任何增加，反而可能抑制这种增加的努力。根据这些方针我制定英国建舰6年计划，数量为4、3、4、3、4、3，以应对德国建舰计划不变的6个2。这些数字得到下院完全通过。我们没有把握确定德国人是否遵守向霍尔丹先生提出的削减在他们新《海军法》上包括的3艘外加军舰中的1艘。无论如何，这最后成为了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是霍尔丹先生这次使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在提尔皮茨的记录中这样说：“他（霍尔丹）随后又提出延迟建造3艘军舰的建议；问我们能否在12年中逐步建造它们？……他要的只是我们准备满足英国要求的象征性的表示，更多地是为了形式上的缘故……霍尔丹本人建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我们应放慢我们增加舰只的速度，或者至少应该撤销3艘军舰中的1艘。他自愿地以书面形式概述了我先前心中决定的作为可能让步的同一原则。因此我牺牲这艘军舰。”

因此我们“牺牲”了2艘假设的军舰，而我们本来会是5、4、5、4、5、4的增加计划最终宣布为4、5、4、4、4、4。马来亚联邦辉煌的礼物“马来亚”号把第一年的建舰数从4提高到5。

这个月晚些时候，在向议会宣布这些决定时，我公开和明确地提出“海军裁军期”建议，就英国和德国而言这些建议并无结果，但这个原则此后被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所采用：

拿1913年作为我提出供普遍考虑的这个建议的例子。在那一年里，我担忧德国将建造3艘主力舰，因此我们必须建造5艘。

假如我们两国都赞同那一年为海军裁军期，在误解之书中插入一张空页；假设德国那年不建造新舰只，她本身可节省600到700万英镑。但这还不是全部。一般情况下在德国开始建造之前我们不会开始建造舰只。德国不建造3艘军舰从而英国则自动消除不少于5艘潜在的超级“无畏”舰。那将是他们能够做的超过我所预期的一个光辉的海军行动。

到4月初，可以肯定与德国实施海军裁军期的总安排已不可能。德皇通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给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表示他深深的遗憾，同时补充说，这样的安排只有在盟国之间才有可能。

***

德国海军的扩充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英国舰队为了安全的原因必须集中在领海水域。我们被迫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只有这个措施才能得到训练有素的官兵在领海水域内组建装备齐全的第三战列舰中队。内阁决定我们必须在地中海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最后由4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编成的中队便以马耳他为基地留在地中海。内阁进一步决定，到1916年还应在地中海组建一支“无畏”级战列舰中队，其实力相当于日益增长的奥地利作战舰队。做出这些决定有深思熟虑的目的，那就是重新获得完全的行动自主。但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即使只有几年，也是值得注意的大事。这将使我们在那些水域似乎要依靠法国舰队。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在重新部署他们的军力。在德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把她的全部作战舰队调到北海，法国把她的全部大型军舰驶入地中海。两国海军间相互依靠的意识急速增强。

令人惊异的是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从不担心他的政策必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到战后他还写道：

我们的舰队在此时给予积极外交政策一张王牌，为了估计这张王牌的力量，人们必然记得，由于我们的原因，英国将舰队集中于北海，结果使得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远东水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终止。

德国从这个政策上获得的唯一“王牌”是促使英国与法国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法国和英国舰队以这种新方式部署之时起，我们共同的海军利益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法国在遭受德国攻击时要求英国支援的道义上的权利——不管以前我们有过什么相反的规定——已被大大扩展了。事实上，我试图阻止这种必要的召回，因为我担心太紧地把我们与法国束缚在一起，会剥夺了我们的选择自由，而我们阻止战争的能力可能要依靠这种自由。

1912年8月，内阁决定在法国海军部与英国海军部之间展开对话，就像两国参谋部从1906年起举行的商谈一样，就在此时我向首相和外交大臣提出一份纪要，尽可能清楚地表明这个观点，即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保护我们自己。

1912年8月23日

首相及爱德华·格雷爵士：

我迫切想要捍卫的是，在紧要关头出现时我们的选择自由以及由此造成的事先影响法国政策的力量。如果法国能够说他们的海军撤出大西洋海岸集中于地中海，是因为他们相信与我们一起做出的海军新部署，那么我们的选择自由就会明显地减少。说这是共同部署，那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不存在，法国人也不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部署，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单独面对德国，更不能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支撑下去，因此他们正确地把海军集中于地中海，在那里它们可能是安全的，占有优势，并能确保与非洲的交通。说我们依赖法国以维持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法国不存在，我们也会做出不同的海军部署。

据我们判断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即我们会出动全部陆海军力量援助法国，这对我们来说是合乎希望和正确的。但我们不要求回报。如果德国向我们进攻，法国人让我们单独战斗到底，我们不会因此而指责法国人不守信用。海军和陆军的新部署不应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一旦战争爆发而我们拒绝参战，我们将会受到英国人不守信用的指责。

这是我的看法，我确信我与你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具体怎么执行，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也不在乎用什么文件予以公布。但（考虑到）如果法国能够说：“按照你们海军当局的忠告和部署，我们撤除了北部海岸的防务。我们不可能及时赶回。”那法国掌握的用以迫使我们进行干预的武器将是多么惊人。事实上（我多了一句前后不连贯的话），此刻不管写下什么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我们只有联盟的义务而没有联盟的好处，最重要的是没有精确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

W.S.丘吉尔

事实证明，这种困难确实存在。海军的技术性谈判只有在如下基础上进行，即法国舰队应集中于地中海，如果发生两国都参加的战争，保卫法国西部和北部海岸的责任落在英国舰队身上。如我预见的那样，法国人自然提出这一点：要是英国不参加战争，他们的北部和西部海岸将完全处于无防卫状态。但我们在承认这个困难的同时，坚定地拒绝同意让海军安排在任何政治意义上束缚我们。最后双方同意，如果出现战争威胁，两国政府应事先一起商量，协调他们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法国人务必接受这个立场，明确地确认海军商谈不牵涉共同行动的任何义务。这是我们为我们自身和他们能够做的最好方案。只要时机来到，英国愿意做什么就不容怀疑了。

***

舰队组织与陆军组织全然不同。陆军只需一小部分军人服现役。这些士兵组成以营为单位的体系，在和平时期训练士兵和守卫国土。当发布动员命令时，所有受过训练但在家过平民生活的男子在需要他们时都要应征入伍；此时或在此之前陆军都可以打仗。

而海军则处于全时准备状态。英国海军的所有最好军舰均满额地永久地配置专职士兵（称为现役级）。因此从素质上看，海军的整个力量总是常备不懈、可以使用的。甚至从数量看，几乎四分之三的军舰不必召集后备兵员就能参加战斗。只有最老旧和最过时的军舰在战时要配置海军后备人员，也就是那些已离开海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那些过时舰只占全部舰只的一小部分，它们像欧洲陆军一样需要“动员”。

因此动员兵力——这是所有强大陆军的基础——在舰队中只发挥很小的作用。每艘真正像样的军舰永远准备着，一旦命令到达立刻开火战斗。

在我来到海军部时，英国领海水域舰队的组织，似乎处在习惯于军事对称的心理状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从各中队组成时的等级来看，不同中队的准备程度和效率并不具有明显的分别。在与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路易斯亲王和新建的战时参谋部参谋长特鲁布里奇将军商谈中，我为舰队设计了新的对称的组织。

为国内防务使用的所有舰只分作第一、第二和第三舰队，一共包括8个战斗中队，每个中队由8艘战列舰组成，再加上它们的随从巡洋舰中队、小舰队和辅助舰艇。第一舰队包括1艘舰队旗舰和由“完全满员”的舰只组成的4个战列舰中队，配置全部现役级官兵，做到随时待命。为组建这支舰队有必要调来以前的“大西洋舰队”，它以国内港口为基地不再驻在直布罗陀，此前驻在地中海的战列舰以直布罗陀为基地不再以马耳他为基地。经过这样的集中，由战斗力极强的舰只（“爱德华国王”级）组成的一支外加战列舰中队在领海水域随时待命。第二舰队由2个战列舰中队组成，也全面配置现役级官兵，但有约40%官兵在炮兵、鱼雷和其他学校学习。这支舰队被称为“作战满员”舰队，因为它可在任何时候投入战斗；但要发挥它最大效率，它就必须靠拢国内港口，从学校召回空缺的水手。在以上所说的6个战列舰中队中，包括它们的巡洋舰中队在内每一艘新式舰和中龄舰，不允许有一个后备役军人。因此整支海军不需要动员即可参加战斗。第三舰队由我们最老的舰只构成的2个战列舰中队和5个巡洋舰中队组成。这些中队只配置保养和维修人员，它们在出海前需要召来后备役军人。为加速第三舰队主要战列舰中队和某些巡洋舰的动员，现在组成一支特殊的后备队叫做“立即预备队”，预备队官兵报酬较高，定期训练，有义务在总动员之前应召服役。

德国的远洋舰队正在增加第三个中队，因此她的常备力量从17艘增加到25艘。作为回应，我们采取上文所述的措施和因过于专业在这里难以详述的其他措施，我们的常备舰队的战列舰从33艘增加到了49艘，并以类似比例提高其他海军力量。经过动员，德国的数字可以上升到38艘；英国数字开始时为57艘，最后随着组织完成将达到65艘。

除非能掌握这个新组织的含义，否则读者很难懂得有关大战前夕舰队完成编制和动员的种种问题。

***

1912年春季我们在波特兰进行海军大集合。几十面海军将军的军旗、许多海军准将的宽广长条旗和150艘军舰的三角旗一起飘扬。国王乘皇家大游艇莅临，艇前面是海军部旗，中间是王旗，后桅上是表示国籍的小旗，它停留在水兵之中达4天之久。有一天舰队作长距离巡航，遇到浓雾，舰只相互间完全隔绝，整个舰队全都看不见前后左右地一起行驶，依靠不可思议的尾笛鸣响保持编队位置。似乎不可置信，竟没有一艘舰只受到损伤，然后突然间浓雾散去、能辨认远处的目标时，战列舰排成的整条长线一艘艘地显现在眼前。突然见到巨大的火焰闪光，军舰发射炮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同时炮弹落海处激起高高的喷泉。舰队返航——3个战列舰中队并驾齐驱，巡洋舰和小舰队首尾相接地排列。航速提高到20节。每艘舰只的船头激起有白色泡沫的条纹。陆地近了。宽广的海湾欣然接受这些迅速移动的巨大舰艇编队。排成队形的舰只已经占满海湾。与我一起站在“魔女”号舰桥上的外国军官焦急不安地注视着。我们依旧快速行驶。5分多钟后舰队的前卫将抵岸。4分钟、3分钟。最后，到啦！瞧信号！一条光灿灿的旗帜从“海王星”号的升降索降落。每艘军舰的锚一起落下；它的链索通过锚链孔发出响亮的啷啷声；每一架螺旋桨在舰尾旋转。在150码内每艘舰只都固定下来。沿着直线看，这一行几英里，那一行几英里，舰只排得像用尺量过一般。外国观察员惊叹得直吸气。

这是一段伟大的日子。从黎明到午夜，一天接一天，人们的整个思想全被蜂拥而至的迷人和新奇的问题所吸引。整日里感到有一种力量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创建，去组织；所有海军中最有能力的军官已做好了准备，他们忠诚而热切，他们有论据，有指导，有情报；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危险与我们擦肩而过；在这种危险回来之前只有极短的喘息时间；下一次我们必须准备得更好。星期六、星期日和任何其他闲暇日子，我总在朴茨茅斯或波特兰或德文波特的舰队上，或者在哈里奇的小舰队里度过。各种级别的军官都到甲板上吃午餐或晚饭，不断地讨论海战和海军管理方面的问题。

海军部的快艇“魔女”号现在主要成了我的办公室，也几乎成了我的家；供我工作供我单独居住和娱乐，在战前3年中我在海上一共花了8个月时间。我访问了不列颠群岛和地中海上的每一个造船坞、造船厂和海军设施，以及每一艘重要的舰只。我亲自检查了每一个战略要点，每一件海军部的财产。我必须了解每件东西的模样，每件东西在什么地方，一件东西如何与另一件东西相配合。到最后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任何东西，并彻底了解了我们海军事务的目前状况。

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从朴茨茅斯到舰队停泊地波特兰的航行。阴沉沉的下午，天色接近黄昏。就在我第一次见到舰队从暮霾中露出来时，一个朋友提醒我，“遥远处连成一线的饱受风吹浪打的军舰是伟大陆军从未见过的”，但这些军舰在他们辉煌的日子里曾“阻挡了拿破仑通往征服世界的道路”。在波特兰港口，快艇四周停泊着许多军舰；整个港口因各种大小船只来来往往而充满活力，等到夜幕降临，海上和岸边千万只电灯突然发光相映生辉，由于舰只和中队彼此使用灯光交谈，每一个桅顶上的信号灯闪闪发光。为这样的事业服务谁会不做好工作呢？当黑暗中似乎充满着战争逼近的威胁时，谁会不做好工作呢？

想一想这些舰只，它们本身如此庞大，但在海上又如此渺小，如此容易在视线中消失。当时我们充分信任它们，但只有20来艘。它们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如我们想象，在它们身上寄托着大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和国力。我们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我们在世界各地创立的业绩，我们忠实、勤劳、积极的人民所有的生活与安全的手段都依靠它们。如果有一天，英国舰队在遥远的英国港口不得不打开海水阀，让它们沉入海面之下，几分钟之内——最多半小时——世界的整个前景就会改观。大英帝国将如梦幻一般解体；每一个孤独的社会团体只能各自向前挣扎；英联邦的中心凝聚力量破碎了；那些强大的省份，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帝国，将会失去控制，沦为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欧洲在一阵突然的惊厥之后将落入条顿民族的铁拳和统治之下，落入条顿制度全部规则的统治之下。只有依靠大西洋彼岸尚未武装起来、尚无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单独维持人类的法律与自由了。

好好保护他们，海军将军和舰长、吃苦耐劳的水手和个子高大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好好保护他们并忠实地引导他们。

注释：

［1］ 海军大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统管海军军务。——译者

［2］ 见第二卷第十五章。——译者

［3］ 在费希尔勋爵任期中颁发的1909年战时命令中规定严密封锁德国港口。亚瑟·威尔逊爵士不向任何人透露在新条件下他所做的修改。

［4］ 马汉海军将军。

［5］ 朱利安·科贝特爵士。

［6］ 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flectionsontheWorldWar），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