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事件

2013年5月8日下午，海南万宁6名小学生集体失踪，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恐慌，连夜四处寻找无果。第二天晚上11点，4名女生在海口被找到，直到第三天上午10点，另外2名女生才在万宁长丰镇马坡大洲岛度假村被找到。

记者向万宁警方求证是否存在两份医检报告时，万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叶国彪透露，由于不允许对未成年人进行处女膜破裂的鉴定，法医只能对受害未成年人进行受伤创伤鉴定。当记者追问“如果未进行处女膜破裂鉴定，为何公布处女膜完整的医检报告”时，叶国彪直接挂断了电话。 据受害女生的家长介绍，他们5名受害女生和家长14日晚到达海口，15日8点半到海南人民医院欲做处女膜检测，被院方以没有公安部门的证明为由拒绝。另外，有两名女生的家长分别告诉记者，他们这两天一直觉得被人跟踪。记者晚上多次致电家长，他们都分别称“讲话不太方便，有人在跟踪我”。

校长与小学女生，这两个社会角色有其本应呈现的社会关系，在如此不堪的事件中以如此扭曲的方式入场，着实令人震惊和诧异。而更令人诧异的，可能是与此同时放出的一些官方消息：据当地警方称，此次开房事件系“女生联系校长”，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关键点则是“无性行为”。

在“开房”这一社会指向明显，但法律认定模糊的词汇包裹之下，警方公布的“两个细节”，让人们的注意力从当事双方的社会角色移开，陷入对案情细节的纠结与忧虑中。尤其是在案情事实并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侦查机关选择性公开某些信息，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值得商榷。

在以往涉及幼女被性侵(尤其是牵涉到公职人员)案件的官方调查与信息披露中，曾高频次出现的两个说法，一是对幼女是否成年“不知情”，其二则是“幼女主动说”。万宁此次案件，“不知情”显然是说不过去了，当事成年人之一本身便是小学校长。至于“幼女主动”这一细节的披露(权且不对其真实性作判断)，首先在法律认定上，并不会对猥亵、奸淫幼女的涉嫌严重犯罪行为有丝毫影响，只要明知是幼女，不论行为人采用何种手段，也不问幼女是否同意(是否主动)，均不会有碍行为认定。但在公共传播角度，所谓“幼女主动”的信息，却极容易给人以减轻成年男子罪责的印象。

在“无性行为”的当地法医鉴定出台之前，官方的说法为“6名女生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而据央视新闻节目披露的医院检查报告，虽有处女膜完整的表述，但也有“1厘米裂伤痕”的字眼。在针对幼女的性侵犯罪认定中，处女膜是否完整与奸淫行为是否既遂并无必然关系，司法解释在此处采“接触说”。轻易得出“无性行为”的结论，恐怕过于操切了。

对于万宁警方以女生处女膜没破裂，判定在开房期间双方未发生性行为一事，我国著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表示，“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不得以女子的处女膜是否破裂，判断是否发生性行为标准。“处女膜没有破裂，顶多能说明性行为没有造成处女膜破裂。目前，医学上无法确定处女膜破裂与是否有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性行为不一定造成处女膜破裂，而处女膜破裂也有可能是由运动等其它原因造成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本案诸多案情并不明朗，不少疑点并未解开的情况下，“女生联系校长”和“无性行为”两个信息的披露，究竟出于怎样的考量？现有案情信息中，有所谓“一女生电话一所小学陈姓校长，该校长给女生1000元后离开”，“认干女儿”，“买衣服”等细节，个中透露的信息显示该小学校长与女生之间的关系，似早已超出师生关系，警方的调查或应循迹扩展到此前的情况排查。[7]

在荒诞个案背后，是否存在更严重的、针对未成年幼女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相较于匆忙公布个别案情细节的做法，警方实有必要对本案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不排除采取更高级别侦查部门介入的方式，循着案件所透露出的各种诡异细节，查出而非放过真相。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身心不受到伤害，成年人的世界应该有效行动起来。[3]

海南省万宁市后朗小学校长带幼女开房涉嫌亵渎案曝光之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心关注。针对此事件，海南万宁官方于昨天发布消息称，其中4名女生处女膜完整(另两人因故未鉴定)，该消息显示校长与其同伴并未对6名幼女进行性侵行为。然而，涉事的5名家长称自己的女儿在10日做了首次检查，5人均从法医或民警处获悉女儿处女膜破裂。开房案5女生处女膜破裂家长不认可新结论，他们表示不相信万宁的医院。

目前，警方已提请逮捕该案两嫌疑犯。开房案6名幼女在检查时发现下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检查结果也显示5女生处女膜破裂。受害者之一的家长王强表示：“我妻子和女儿一起进去的(检查)，妻子说里面有万宁的医生，也有省里的法医，但主要是万宁的医生在检查，省里的人没怎么看。检查完，有一个医生认识我妻子，说我女儿的处女膜破了，但这个医生被另一个医生推开了，说我女儿的处女膜没破，我妻子没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