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性强，公私兼顾，浅谈清代的奏折制度
封建专制时代，臣下给皇上汇报工作或是提出意见，往往都是以文字形式上呈的。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奏本、题本一类的官方文书。明初时，臣民上疏于朝廷称为奏本，上于东宫太子者称为启本，此后又规定，凡公事一律用题本。
给皇帝上疏是有一套很严谨的规定的，如明代时，臣工的题本需要通过通政司转到内阁，然后在上交到皇帝手中。这中间由于经手的人多，往往使得保密性不够，容易引发事端。清入关后，鉴于这种情形，创立了奏折制度。
一
顺治时期，一般的监司官员是不享受题奏权的，外任官除了事关军机大事及兵马钱粮外，只有各省督抚享有题奏权。康熙亲政后，采用了奏折制度，内而满汉大臣，外而督抚提镇，皆准其密折上奏。
雍正即位后，为了整饬政风，巩固君权，充分发挥了奏折制度的功能，放宽了臣工专折具奏的特权，准许地方藩臬两司奏事。实际上，奏折制度就是在体制内提倡各级官员向皇帝打小报告，这些拥有奏折权的官员，也就成了皇帝布下的耳目。
奏折的最大特点就是保密性强，并不经过任何机构而直到御前。不过，并非所有奏折中都是向皇帝报告重大政务。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奏折分为很多种类，不同场合使用的奏折也不尽相同。
奏折的类别颇多，雍正期间对奏折制度的确立，影响甚大。按照其书写文字的不同，奏折可分为汉字折，清字折即满字折与满汉合璧折等。满汉臣工因为文字表达能力的不同，准其使用汉字折或满字折具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雍正即位后曾谕大学士等具奏密奏保举人才，说：
“尔等具折，或满字，或汉字，各须亲写，不可假手于子弟，词但达意，不在文理之工拙，其有不能书写者，即行面奏。”
奏折依其使用纸张的不同，又可分为黄绫折、黄纸折与素纸折等。若是以功用来分，则可分为请安折、谢恩折、奏事折和密折等类。按照定例，臣工要定期向皇帝上请安折，例如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杭州织造孙文成缮写满文请安折，康熙帝朱批云：
“朕体安，今年得病时，尔处杭州众满洲皆安否？将军之书又不来，朕为众满洲著实忧愁，著将此书与众满洲看。”
请安折内容简单，仅书“恭请皇上圣安”，或“主子万安”等字样，一般来说在请安折中是不能言及政事的。不过，雍正帝勤于政务，臣下所上的请安折中他也有很多关于政务的批示，如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河南巡抚石文焯具折请安，雍正朱批云：
“朕安，所奉何天培之事，尔心朕甚嘉之，但何天培做人老成清正，任他如何不谙练，较之吴存礼贪庸之辈，必胜数倍，汝但放心，保管是个好巡抚，向后如有所闻，仍当密奏无隐，朕再作道理，不可以未做文官，恐不谙而废之不用也，所奏参题之事，查盘仓粮之事，知道了，截漕一事，已发部议。”
二
给皇帝上奏折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了体现出郑重和尊敬，大臣们都使用黄绫折。康熙在位期间，总兵官杜呈泗所进黄绫请安折，其原折封面有套印双龙图案者。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湖广总督杨宗仁所进黄绫请安折，其封面上亦绘有龙形图案。
雍正帝因为勤俭持身，曾屡屡告诫臣工具奏时，不可浪费绫绢。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署理将军印务法海进呈黄绫请安折，雍正批示道：“朕躬甚安，你好么？可惜绫子，向后除面套，折身用黄色纸好。”此后形成定例，请安折封套应使用黄绫，其折身则使用黄纸。
另外，臣工具折奏事时，应用素纸折即白折，不宜用黄绫封面或封套，以节省绫绢。而且，雍正为了省事，还规定此后可以两三折合用一个封套，不必一折用一封套，这也充分体现出雍正帝的务实风格。
当然，奏折用什么材质仅仅是形式而已，其本质还是强调保密。雍正帝经常告诫臣工，“不密则失身”、“少不密，后悔莫及”、“稍露则祸随之”。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日，李建功具折谢恩，雍正朱批云：“凡密奏之折，少若不密，或以此为荣，而夸张炫耀于人，则取祸之道也，慎之，戒之。”因此为了表示机密，臣工多于奏折封面写明“密折”或“密奏”字样。
自从康熙创立奏折制度后，屡屡告诫臣工必须亲自缮折具奏，不能假手与任何人。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江宁织造曹寅具折谢恩并请恩准陛见，康熙朱批：“朕尚体安，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雍正在位期间，除密折必须由具奏人亲手书写外，其余折件，准令人代写，但不可出现浮夸文词，要实事求是。
三
奏折制度强调的是保密性，它和普通的题本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题奏内容公私的差异，可以用“公题私奏”四字来形容。也就是说凡公事，皆用题本而不用奏折。
奏折不受公私的限制，无论是公私事件，都可具折奏陈。奏折并非是例行公务，原非正式的公文，而是臣工于公务之外替内朝服务的私事，所奏的范围包括很多，举凡钱粮、雨雪、收成、粮价、吏治、营务、缉盗平乱、举荐、参劾、民情风俗及臣工本身私事，因此奏折上面不得钤盖各衙门的关防印信。
既然奏折不是政府的正式公文，那么奏折上的批谕也自然不是皇帝的旨意。因此，皇帝在批阅奏折的时候可以怒斥臣工，也可批示戏言。雍正帝就经常在奏折上批复一些雷人的字句。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云南驿盐道李卫具折奏闻云贵总督高其倬人品居官，雍正朱批：“羞不羞，这样总督用不着你保留。”还有他给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有“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的朱批。此外，雍正帝还每每以“笑话”、“可笑”、“厚颜无耻”、“天诛地灭”、“混账人”等词斥责臣工。
雍正帝即位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目的是使督抚与藩臬上下之间及地方与中央大员之间维持制衡作用，但这并不是说以奏折代替题本、本章。因为奏折因其保密性而不在官方存档，很多事情虽然发生过但无据可查。因此，政务的很多文书必须要使用原来的题本，按照既定的程序行事。
概括地说，奏折只是皇帝为了巩固皇权而服务的，有些事情甚至上不了台面。因而奏折必须和题本相辅而行，不能替代。“公题私奏”这种特有的政治体制，是清代所独有的，以当时的情形来看，这种体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