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三年(223年)的夏五月,虚岁十七的皇太子刘禅正式继位登基。登基的当月,刘禅以新皇帝的身份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赦”,同时改用新的年号“建兴”。建兴者,建立新兴的政治局面也。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蜀汉王朝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虚岁四十三的丞相诸葛亮的从政生涯也进入了一个开始辅佐少主和全面治国理政的时期。
但是,诸葛亮要想着手全面治国理政,按照中国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政治伦理原则,在此之前,依然必须得到王朝新君主的正式授权,如同四个月前他开始主办大丧之时,先必须得到吴皇后的授权一样。于是,新皇帝刘禅立即下了一道重大的诏令,正式宣布授予丞相诸葛亮治国理政的全权。《三国志・诸葛亮传》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成决于亮。
说是在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被新皇帝刘禅封为武乡侯,有权开设自己的府署治理国事。没过多久,又兼任了益州牧。于是蜀汉王朝的政务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决断。
这段记载,是诸葛丞相正式得到新皇帝全面授权的重要档案。因此,这段文字中的关键性迷团,特别是史实背后的深层次政治玄机,值得好好解读一番。
先来说“开府治事”上的迷团。
所谓的“开府”,是当时职官制度中常用的专用词,是指朝廷重要官员所享有的一种特权,即开设自己名下的办公府署,同时可以不经过朝廷相关部门的审批,自行任命府署中的幕僚和下属,从而组成系统性的机构,分工处理相应的公务。能否享有“开府”的特殊待遇,这是衡量当时的臣僚是否进入朝廷执政大臣行列的突出标志。诸葛亮现今正式以丞相的名义开设自己的府署,治理国家政事,这是蜀汉朝廷中唯一享有这一特权的大臣,到了这时,他才名正言顺地成为蜀汉朝廷中唯一的执政大臣。
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了一一前面不是已经说过吗,刘备生前当上皇帝之后,诸葛亮就已经开始“以丞相录尚书事”的身份和头行总管蜀汉朝廷尚书台的军国机要公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大臣了,为何现今新皇帝刘禅继了位,还要给他一个“开府治事”的政治特权,让他再度成为执政大臣?这岂不是措施重复、多此一举吗?
其实,这完全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具有政治上非常特殊的双重用意。
首先,刘备称帝之后的“以丞相录尚书事”,那是刘禅父亲当初给于诸葛亮的礼遇;而眼下的“开府治事”,则是刘禅自己以新皇帝名义给予诸葛亮的优待:即便给予“礼品”的内容似乎有所重复,然而各是各的人情、各是各的心意,不可随便代替和省略。这是第一重用意。
更为关键的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尚书台,原本是从皇帝身边的文件收发机构发展而来,所以照例是设置在皇帝居住的宫廷之内。如果依然让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来执掌朝廷军国大政的话,那么诸葛丞相每天就必须前往尚书台上班,势必要反复进出皇宮。而一旦进入皇宮之中,那么向宫廷中居住的皇帝刘禅,进行一番君臣相见而又告辞的烦琐礼节,势必也不可避免。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对皇帝刘禅来说,是种单调的重复打扰,而对丞相诸葛亮来说,则是一种精力上和时间上的耗费。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局面呢?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把诸葛丞相处理军国大政的办公机构,从皇宫之内的尚书台,转移到皇宫之外合适的地方,比如诸葛亮的府邸旁边。于是,在皇宫之外另外开设丞相专用的办公府署,在那里组建一套新的国家行政系统,让诸葛丞相就近在那里处理军国大事,至此便应运而生。这是第二重用意。
再来说“又领益州牧”上的谜团。
此处的“领”和“州牧”,也是当时职官制度中常用的专用词。“领”的准确意思是兼任,而“州牧"”则是一个州的行政长官。东汉后期的地方行政系统,是州、郡、县三级体制。州的长官,通常叫“刺史”而由资历深、实权大的臣僚来担任时,则特别称为“牧”;至于“牧”的意思,则是对民众的管理。州下面是郡,长官为太守。郡下面是县,大县的长官称“县令”,一般县的长官则称“县长”。如果某郡成为皇族亲王的封地,该郡则改称为某国,该郡的行政长官太守,也随之改称为“国相”。
东汉时期,全国共有十三个州,上百个郡,上千个县。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蜀汉政权的地盘,自从关羽被杀而半个荆州的领土丧失之后,就仅仅剩下益州这一个州了。如今的诸葛亮丞相,在蜀汉王朝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出面来执掌国家的政权,而国家下面的地方政府,又只有一个益州这样一来,中央政府的行政职能,实际上就与益州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几乎完全重叠。行政职能发生重叠,那就意味着宝贵的行政资源的浪费,这对于三国当中综合实力最弱的蜀汉而言,是绝对不能容忍和承受的。
怎么办才好呢?中央政府,当然不能裁撤;作为地方行政系统当中最主要的一环,益州的州政府也不能够裁撤。剩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益州的州政府合到中央政府之内,来一个合署办公;同时在保障行政职能迅速通畅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机构的重复和官员的数量,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避免国家行政资源的浪费了。
自从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开府治事”之后,蜀汉政权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就是诸葛亮名下的丞相府署。如今益州的州政府,又与中央政府进行合署办公,那么由诸葛丞相亲自兼任益州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即益州牧,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诸葛亮之所以会“又领益州牧”,就是在这样深层次的政治大背景下出现的。
有人曾经说,诸葛亮当了丞相之后又兼任益州牧,是他一心想要独揽大小权力的表现,这种说法表面上听来似乎有些道理,其实并没有点到深层次的穴位。
诸葛亮既开府又兼任益州牧,还有另外一层玄机,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再说。
再来说他受封“武乡侯”爵位的谜团。
按照当时的政治制度,对于建立重大功勋的臣僚,朝廷照例要赏给爵位以示褒奖。对于异姓的臣僚,也就是非皇族成员的臣僚,在正常情况下,最高只能赏给侯爵,这主要分为三等:封地为一个县者,是县侯;封地为一个乡者,是乡侯;封地为一个亭者,是亭侯。因为当时地方基层的行政体制,从上到下是县、乡、亭三级,所以县侯的封地最大,亭侯的封地最小。
封了侯又有哪些好处呢?当时封侯的好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有社会荣誉,二是有经济收益。社会荣誉不用多说,当了侯爷当然很风光了。至于经济收益又在哪里呢?你的封地中不是住着有老百姓吗?他们原来上交给官府的租税,现在改为上交给你,由你自己享用了。但是,也有例外。如果你的封地不在自己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别国的地盘上,那么你这侯爵的含金量就要打个折扣,就只有社会荣誉,经济收益暂时就拿不到了,这就属于所谓的“遥封”。
诸葛亮这里受封的“武乡侯”,其封地是在“武乡”,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这“武乡”在什么地方呢?
后世有文献解释说,“武乡”是一个山谷的名字,因为在南郑县(今西汉中市)的东北有一个“武乡谷”,那就是当初诸葛亮的封地。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清代学者潘眉的反驳。他以有力的证据,说明“武乡”乃西汉时就设立的一个县,东汉一度将其撤销,东汉末年再度恢复;而此县的位置,是在诸葛亮的故乡阳都县附近。当时把封地选定在受封者的故乡附近一带,是一种特别赏赐的荣光。
潘眉的解释非常准确、非常到位,完全说到了点子上。班固《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当时的琅邪郡曾经有五十一县,其中确确实实有一个“武乡县”,而且在王莽时期一度改称“顺理县”。不过,由于诸葛亮受封侯爵时,琅邪郡武乡县所在的徐州处于曹魏的实际控制之下,并不属于蜀汉的地盘,所以诸葛亮的爵位,在等级上虽然属于最高的县侯等,但是在性质上却属于上面所说的“遥封”一类了。
至于西汉开始设置的武乡县,其具体方位在哪里,清代学者汪士铎《汉志释地略》曾有考证,认为是在琅邪郡的安丘县北。而西汉琅邪郡的安丘县,故城在今山东省安丘市的西南。这一位置,是在诸葛亮老家阳都县的北边偏东一点,直线距离不过220里左右。
就蜀汉臣僚所享有的封爵而言,像“西乡侯”张飞的封地西乡、“陈仓侯”马岱的封地陈仓,那都是曹魏控制下的县,也都属于“遥封”的性质。另外,西乡县还是张飞故乡涿郡的属县,也是特别赏赐的荣光了。由于蜀汉的辖地只有一个州,属县本来就不多,如果把封地选在蜀汉本国的属县上,那么在功臣收取了封地民户的租税之后,国家的租税收人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采用“遥封”则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何况还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宣示作用。
既然诸葛亮接受“武乡侯”的封爵已经是他开始全面执掌国政之后的事,所以在他自己的封爵上采用“遥封”,从而在经济上保障国家的利益、在政治上起到宣示的作用,都应该是由他本人做出的决定。可见他就是要在这种事关个人利益的敏感问题上,以身作则,公而忘私,做出表率,激励大家,真可谓一片苦心可鉴了。
由于“武乡侯”中带了一个“乡”字,所以后世又有人以为他的爵位属于侯爵中的“乡侯”一等,这也是一种误解。最为简单直接的证据,就是蜀将马岱都被封为“陈仓侯”,而“陈仓”毫无疑问是当时的一个县,故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连马岱这样的二流将领都能封为县侯,诸葛亮的爵位会是比马岱还要低一等的乡侯吗?绝对没有可能。
后世习称诸葛亮为“武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生前的爵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蜀汉朝廷又给他一个表彰性质的谥号“忠武侯”。这两个称号当中,都带有一个“武”字,所以后世的人们为了称呼上的简便,就尊称他为“武侯”了。总之,这是后世简化性的称呼,并非当时蜀汉朝廷给予他的正式封号。(来源|《诸葛亮传》 作者|方北辰 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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