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文本曾大改过六次，是一部漂流于时代的剧作
《雷雨》从其诞生到曹禺去世, 先后被《文学季刊》、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十月文艺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发行。目前北京大学学术团队正在进行新版《曹禺全集》的编辑。这部“全集”以学术标准，全面体现曹禺各剧作的历史变迁。在纪念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新京报专访北京大学王风教授，梳理曹禺名作《雷雨》不断演化的过程。
曹禺。万方供图
新京报：今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雷雨》也有新的版本的演出。得知北京大学团队目前正在重编《曹禺全集》，这个采访就以此开题吧。为什么要再编《曹禺全集》？
王风：目前市场流通，以及学界使用的《曹禺全集》，是由前辈学者田本相先生主持编辑的。他是著名的曹禺研究专家，与曹禺先生本人有颇深的交情。这部《曹禺全集》，1996年由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正是在出版当年曹禺逝世。这一版本的“全集”，学术界已经使用了二十多年，为曹禺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不过，当年的编辑相当仓促，只花了几个月时间。版本选择比较随意，文本也没有经过校勘。就目前学术研究发展的状况，已经不敷使用。我们大概在两年前，启动重新编纂《曹禺全集》的项目。
新京报：目前这版新编《曹禺全集》的编纂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风：曹禺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剧本，主要是话剧剧本；二是各类文章，也包括极少量的小说和诗歌创作。此次重编《曹禺全集》，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尽量收全他的作品，花山版的《曹禺全集》收文约300篇，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500篇左右，增补了四成。另一个就是依照文献学要求，调查版本，进行校勘。这主要是剧本，尤其早期的几部名剧，历史上改动非常频繁，其演变过程相当复杂。
以《雷雨》为例，大的改动就有6次，这些大改不但牵涉情节，甚至影响作品的立意。我们的工作，是通过版本调查与选择，采用校勘的手段，将这些剧作的变迁史反映出来。目前“全集”的校勘已经基本做完，虽然最近受到一些意外因素的干扰，但并不影响我们按照原计划完成整个工作。
新京报：能否请你梳理一下《雷雨》的版本情况，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版本？
王风：这方面我们的分卷主编更清楚，我只能谈个大概。《雷雨》是1933年写成的。1934年经巴金推荐，发表在他任编委的该年7月《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这是最早的版本，即“初刊本”。到了1936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个出版社也是由巴金等人创立的。这是第二个版本，即“初版本”，可以看作是《雷雨》最早的一个 “定本”。在成书过程中，曹禺做了非常认真的修改，根据我们现在的校勘，大概有六、七百处改动。主要是技术和文字方面，比如鲁大海的年龄由20岁改为27岁，这是因为周萍28岁，他们的母亲侍萍和周朴园的秘密关系不可能维持8年之久。
曹禺几部名剧如《雷雨》《日出》等，广受读者欢迎，销售情况非常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印了二十多次。抗战期间，出版社不断搬迁，沪版之外，还有渝版、桂版。不过在不断重印的过程中，曹禺还是时有修改。举个明显的例子，鲁大海的身份变了，他原来的身份是“工头”，还是鲁贵运动来的，后来就改为“工人”。为什么要改，与当时曹禺周边的朋友和批评界有关，李健吾、周扬等都认为鲁大海的身份有问题，显然“工头”是“工人”的对立面，当时曹禺跟左翼人士的关系也比较近。不过民国时期的这些修改，并未对作品的立意产生影响，这与1949年后的情况不一样。
新京报：这我可以理解，1949年后是新的时代。那么曹禺对《雷雨》都进行了哪些修改？
王风：首先是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收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剧本。曹禺对几个剧本都进行了面目全非的大改动，《雷雨》 的序幕与尾声删除，第一幕到第三幕大概改了将近1500多个地方，第四幕则重写。这一幕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乔松生，身份为省议会的参议，和周朴园商量如何镇压工人运动，他们不断提到矿上的“英国顾问”的意见，这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介入。这个版本试图建立新的基础，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侍萍、鲁大海、四凤属于被压迫阶级，阶级感情替代了伦理困境。鲁大海属于先进阶级的代表，侍萍揭露了周朴园的真面目，四凤觉悟了跟母亲离开。原剧最后死了三个人，四凤与周冲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到这个版本一个没死，全剧结束于矿山工人暴动的消息。此版本不但改动大，而且颇为扞格。《雷雨》的情节核心原是伦理困境，直接转为阶级对立，是很难衔接妥当的。
新京报：改动可以理解，但改动这么大还是让人觉得意外。
王风：这当然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但也有曹禺本人的原因。曹禺的性格比较谨慎，当时他是过于努力地想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至于修改超出了作品的承受能力。开明版的《曹禺选集》是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的一种。当时这套丛书的选择标准，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成名的作家，当然还需要立场至少没大的问题才能入选。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扬主编，此前就开始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其中隐然有新旧的差异，还有“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区别。“新文学选集”分两部分，一是已故作家的作品，一般只是选；二是在世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当然也包括曹禺，在文艺界有着很高的地位，这就涉及改。改动幅度大小不一，曹禺属于改动很大的。
新京报：这个版本除研究者以外，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了？
王风：其实几年后，这个版本事实上被废弃了。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同样收录《雷雨》《日出》《北京人》三剧。这个版本抛弃开明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文化生活版”的基础上再次修改，基本回到原来的情节框架上，相对而言从容多了。但还是改得相当厉害，序幕与尾声删除之外，改动将近2000处。尤其在第四幕改了近600处。阶级的主题还是存在，但不像开明版那样大动情节，主要还是人物性格的调整，比如鲁大海代表工人阶级，周朴园代表资产阶级，这种阶级身份所应具有的“典型性”，是被强调的。在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作品具有标准版本地位，因此，正如文化生活版的《雷雨》可以看作民国时期的“定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雷雨》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的“定本”。
随后，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7年、1959年先后两次出版了《雷雨》的单行本。尤其“戏剧二版”，删节很多，有些地方整页整页删去，篇幅有相当规模的缩减。我们判断，这主要是为了控制时长，适应当时演出的需要。
上世纪40年代曹禺与老舍。万方供图
新京报：那么再往后，《雷雨》文本又是什么状况？
王风：1979年-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四川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8种曹禺的主要剧作。曹禺都作了比较仔细的修改，并表示“以后演出以此版为准”。从作者的意图来说，这是他的最终“定本”了。不过他所据以修改的底本并不统一，比如《日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化生活版，《雷雨》《北京人》则是1949年后的版本，因此新时期的《雷雨》并未全面回到原始创作的基础上。当时曹禺选择据以修改的版本的依据是什么，还不太清楚，我估计是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雷雨》是根据1957年“戏剧一版”修改的，而曹禺本人对这个版本评价很差。所以这次修改可说是“最后定本”，但并不反映作者的“原始意图”。
梳理《雷雨》的版本链，也包括《日出》《北京人》，可以说有三个“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化生活版”、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版”、新时期的“川版”。从这几部名剧的版本史，可以看到漫长的时代光谱的变化。
新京报：你提到《雷雨》的“原始意图”，具体是什么？
王风：《雷雨》最早的单行本，附有作者的《后记》，里面提到当时的评论，认为这部作品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新文学”常见的主题，巴金的《家》就是这个主题，鲁迅也提到《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雷雨》确实很容易被定位成“社会问题剧”或“家庭伦理剧”。不过对于这一说法，曹禺只是相当勉强地予以接受。他自承的意图是要表现“天地间的‘残忍’ ”，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以悲悯来写这些人物的冲突。
因此《雷雨》的最初意图还是“人”的终极性问题，或者更具体说，是“命运”。人物的身份被派定，其归宿仿佛也是命定的，无法逃脱，所谓“天地不仁”。其实不止《雷雨》，《原野》更是如此。《日出》以及《北京人》中的曾家，多少也是如此。在曹禺早期剧作中，“命运”显然是核心主题，是他安排人物和情节的动力，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戏剧对他的影响。
当然，由于他安排戏剧冲突和塑造人物个性的天分，这些戏剧本身就容纳丰富的弹性。《雷雨》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理解，也顺理成章。而各个人物都有其社会身份，那么做些改动，纳入阶级斗争的立意，并不十分困难。
新京报：那我们现在重新看待《雷雨》，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
王风：我并不认为需要确定一个终极的、标准的《雷雨》。从作者角度来看，曹禺一生也是变化的。不断地改写，固然有外部因素导致的不得不然，但也不能否认有他内在的思想变化。一直到八十年代他自称的最后定本，《雷雨》的序幕和尾声都没有恢复。因此，《雷雨》既是一个剧本，也可以看作是时代和作者互动的一组剧本，我们不能说三十年代的曹禺才一定是“正确的”曹禺。
另外，剧本最终要经过导演和演员呈现于舞台，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演绎。1949年前有些商业演出，突出其中的“三角”，也确实《雷雨》中的所有人物，除鲁大海外，都在不同的“三角”关系中。五六十年代的演出，周朴园和侍萍之间剑拔弩张，完全是阶级仇恨的关系。九十年代又有导演用文化生活版来排演。或许未来某一天，又有新的形态。《雷雨》是名作，名作之所以能长久存在，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可能。
再有就是作品最终是呈现于观众的，不同时代的观众，同一时代的不同观众，理解可能完全不同。乱伦、家庭、阶级、命运，都可能是接受的视角。固然可以说这是误解那是误解，但误解也是一种理解方式。还是那句说俗了的熟语，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键在于，由于曹禺塑造人物和构造情节方面的出色才华，《雷雨》有着强大的张力，如此提供了各种改造的承受力，以及多元复杂的理解和阐释维度，这可以看作它的荣誉。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卢茜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