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
了解王荆公，必定要理解其一生的主要事业，后世通常称为王安石变法，因为变法开始于宋神宗熙宁年间，故也称为熙宁新法。而理解王荆公的变法事业，就不得不向前了解唐中叶以来，中国的国内与边境形势。
安史之乱把一个好好的盛唐摧残了，又因藩镇割据和外敌边患，使得国家在江北元气无法恢复。中央财政主要凭借江南维持，等到黄巢横扫江南，唐朝气数自然到头了。当时的中国，再次陷于于乱世。随之而来的史家正朔是五个短命的王朝。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较强的割据势力罢了，不过是恰好占据了中原伊洛地区，又获得了代表正朔的国家玉玺。这五个王朝国号为：梁唐晋汉周，因为之前的正朔王朝都用过这些国号，故而史家都加一个“后”字以示区别。与此同时，割据一方的其他藩镇和枭雄，粉墨登场，舞台热闹非凡，其中的故事不必详述。这个时期统称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以汉族政权为开始，后梁太祖朱温，历经三个短命的沙陀王朝（唐庄宗李存勖，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潞王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政权再次回到汉人手中，后周太祖郭威。后周太祖的继承者，周世宗郭荣（即柴荣），是五代第一雄主。立志30年完成统一大业。世宗在位五年，发展经济鼓励农桑，练兵习武，版图大幅扩大，国力强盛。可惜天不假年，壮志未酬。
继承周世宗事业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及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他们努力完成了周世宗未完成的大部分事业。但是令三位英主念念不忘的燕云地区却始终无力恢复。太祖太宗既然无力回复燕云，就索性为后世子孙留下收复燕云的遗命，此一直延及到八帝徽宗，由此最终引发了一场大难。
宋太祖黄袍加身，颇为有些为人不耻。我以为倒也无碍，太祖并未有杀戮行为，其行为品格没有瑕疵。当时继承周世宗事业的最佳人选毫无疑问是宋太祖。这次兵士哗变，不过是当时一种及较为流行的正常的权力交替方式罢了。在宋太祖以前，这种事情在五代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三次：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潞王李从珂，以及后周太祖郭威。如果看到唐朝中晚期，骄兵拥立节度使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这种不断的兵士哗变情况中，宋太祖觉醒了。为了保证政权家天下的稳固，不受骄兵悍将影响，太祖放了几个大招，杯酒释兵权最为人所知。之后，进行了一些军制改革，同时培养文官来辖制武官，厚待文人。就这样数代之后，尚文之风完全取代了尚武之风。初唐四杰杨炯的《从军行》有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此种尚武精神，在大宋已经完全不见了。狄武襄（狄青）和岳武穆成为这条太祖之法的受害者，尤其是岳武穆，他是宋室恢复河山的最佳人选。宋室既如此不信任武人，影视剧之悲壮的《杨家将》的种种故事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周世宗留下的强悍军队不到20余年，便不存在了。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情况下，宋朝军队战力不济可以想见。但是靠着宋朝初期武力值尚在，且有清明的政治和较为有效的组织，并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宋朝也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是疲弱的新中央，已经无力收复由强悍的北方游民民族占据的中国故地——燕云十六州。
对五代十国的全国统一，是在宋太宗手中完成的。太宗可谓踌躇满志，准备乘着歼灭北汉的余威，收复燕云。他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北伐，并且御驾亲征，但是均以惨败收场。从此宋朝转入战略防御。三帝真宗时，契丹入侵，给予北宋极大压力。中央几乎南迁，寇准力谏真宗御驾亲征并积极调兵备战，终于打赢了这场危险的战争，战争以订立《澶渊之盟》宋室向辽输岁币和绢帛等物而结束。契丹之后，西夏又起。西夏本唐朝设置的定难军演变的节度使，系唐代藩镇最后的余孽。宋朝处置不当令其坐大，又不能制，最后以宋向西夏输岁币绢帛等物了事。而辽又不满，于是有富弼使辽，重订《澶渊之盟》。（凡此种种，苏老泉有著名的《六国论》力斥）
宋太祖为赵氏天下所做的万世之法，毫无疑问是有效的。赵宋不为后宋，太祖之功也。然而太祖之法也限制了国家发展包括了军事和经济间接影响了民生，更是影响了汉民族的命运。赵宋政权的特征是贫和弱。贫，意为财用不足。弱，意为对外武功不振。
弱的问题是直接的，属于军事问题。而因为对外不振，不得不以扩充军队人数来与外族相抗衡，这就是冗兵，同时也是最大的政府财政开销。因为宋朝扶植文人对抗武人的国家政策，宋朝对文官集团进行了扩招，并且给以厚禄，时时恩赏，封妻荫子，荫子荫孙。冗官问题是宋朝财政的另一个大开销。在这个倾向之下，国家之贫弱便日益显现了。仁宗之时，国家财政已经赤字，且有加速之势。农业之国，财政之不足就容易向农民增税，自然加重农民负担，导致农民的破产，失业的人们总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或者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或者受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召，加入某支起义大军。宋朝对付他们的常见的办法是直接招安，编入国家军队，给予饭食。参考水浒宋江。冗兵的状况和财政状况似乎陷入了死循环。当时有识之士已有察觉，仁宗之时，以范文正公仲淹为首的庆历诸君子发起了庆历新政，不久被反对势力所阻碍，新政废止。而王荆公也曾上书仁宗，力陈变法的细则，不报。
王荆公之变法的时代背景如此。可以说，求强求富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熙宁新法，是应这个需要而生的。熙宁新法，其立法的基本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至于新法本身的好坏和效果，以及王荆公人品学问性格，新党的种种行为等等那属于另一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