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多元主题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名著，有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因此，对它的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文化意蕴，有多元的解读和阐释。下面我们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可能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深入思考。
《水浒传》有值得珍视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一反封建社会的专制思想，发出“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惊世骇俗的呼声。晚清一位文人眷秋说：“世之读水浒者，多喜其痛快淋漓，为能尽豪放之致。《水浒》之叙事雄快，令人读之块磊俱消，自是其长处。然《水浒》之能冠古今诸作者，正不在此，实以其思想之伟大，见地之超远，为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国数千年来，行专制之政，压抑民志，视为故常。……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庭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水浒传》“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深刻揭示了“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公然宣扬“造反有理”、聚众起义的行动，唱起了反抗者的颂歌，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高俅始终作为奸臣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这个小流氓靠踢球爬上高位，在朝廷和蔡京、童贯、杨戩等勾结，在徽宗这个昏君的纵容下，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小说中出现的地方要员多是他们的亲戚、朋党。其中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贵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惘僚友，无所不为”；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为报泰山蔡京提携之恩，在大名府大肆搜刮货财，为丈人送“生辰纲”；蔡京第九个儿子蔡德章是江州知府，“那人为官贪滥，作事骄奢。为之江州是个钱粮浩大去处，抑且人广物盛，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蔡京的门人华州贺太守强夺画匠王义的女儿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知府高廉，靠他哥哥的权势横行霸道，他的妻舅殷天赐又仗他姐夫之权势，竟敢强占世袭贵族柴皇城的花园。金圣叹的回评：“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诚如他所说，遍布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毛太公、西门庆、郑屠以至陆谦、富安、管营、差拨、董超、薛霸之流，他们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残酷的统治网。在这样的黑暗社会里，贪赃枉法，民不聊生。如知县受贿，就可以不受理武松对西门庆的控告；陆谦、李固能够买通押解的公人在路上杀害“犯人”；监狱里，不给管营、差拨送钱，就打你一百杀威棒，“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官军下乡，横行无忌，祸害百姓，把老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一扫而空。这样的社会现实就使反抗专制统治的行动具有正义性和广泛性。“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梁山好汉聚义，成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
其次，塑造非凡的英雄形象，歌颂锄强诛暴、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梁山好汉多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如打鱼为生的阮氏三雄，打猎为生的解氏兄弟，小吏宋江、戴宗、朱仝、雷横，市井游民武松、刘唐、杨林、石秀、白胜、时迁，小牢卒、小家仆李逵、燕青，一些占山为王的小土匪如朱武、陈达、杨春、周通之类，还有中下层的军官鲁智深、林冲、杨志等。当然还有被裹挟到梁山的如卢俊义、关胜、呼延灼等。但梁山好汉的主体是在过去文学作品中没有地位的小人物，而在《水浒传》里却成为英雄，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梁山好汉是一群敢于与封建官府对抗的英雄豪杰。他们扶困济贫，见义勇为，“义胆包天，忠肝盖地”。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林冲“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这些脍炙人口的英雄事迹；“智取生辰纲”“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些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无论是鲁智深、林冲、武松那样的个人反抗，还是攻打城池、对抗围剿的大规模的战争，梁山好汉为受尽欺压的平民百姓抒发了满腔怨恨之情，表达了渴望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锄强诛暴的道德观念和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阳刚之气。《水浒传》之所以令千千万万读者爱不释手，世世代代永久传颂，就在于它塑造的传奇英雄和宣扬的民族精神。
第三，歌颂“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理想。它写的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他们中有柴进、关胜、卢俊义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也有如阮氏三雄，解珍、解宝，朱贵、曹正这样的“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他们中有的儒雅风流，有的纯朴粗鲁，“认性同居”“何尝相碍”；有的文笔精通，有的武艺高强；有的能日行千里，有的能飞檐走壁，“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每个人物都是英雄，但任何个体又离不开英雄的群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特长，但在集体中都能和睦相处，各显所长。各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但在集体中都能平等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一家。《水浒传》创造了梁山泊这个理想的小社会，寄托了古代人民乌托邦的梦想。
《水浒传》的成书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庞杂。历代评论者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对其诠释也必然带有各自时代的特征。其实，即使是同时代的研究者，由于其价值取向与研究理论及方法等不同，对同一作品所进行的阐释，也就会各有侧重。
在明代中叶，即嘉靖、万历年间《水浒传》逐渐开始流行，这样一部宣扬“官逼民反”“造反有理”的小说，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当然是倡乱诲盗，不利于统治；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文人看来，也是越轨的异端邪说。官方的办法就是禁毁。明崇祯年间，有官员奏请禁毁，因为此书“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此贼书也”。于是圣旨下，“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清代也屡遭禁毁。一些文人，也认为《水浒传》是诲盗之书，连明代著名的“公安派”领袖袁中道都说：“《水浒》，崇之则诲盗。”至于像俞万春这样的文人，更是力主“强盗说”，他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还写了一部《荡寇志》与《水浒传》对抗，妄图抵消《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时代进步，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让诲盗说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没想到，这几年又沉渣泛起，竟然有人又倡诲盗说，写了一首《水龙吟·我评水浒》：
堪称天下奇书，四成杜撰三分造。常人误读，书生误解，专家误导。啥叫英雄？谁是豪杰？是非颠倒！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
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扫前人腐见，拨开云雾，显它原貌。
明代后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提出“忠义”说，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阐述了《水浒传》乃作者“发愤之作”，如同太史公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一样。作者为什么发愤呢？因为“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使北宋王朝衰亡。施耐庵、罗贯中想到北宋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想到南宋王朝苟安江南，“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那么谁是泄愤者？“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他们是具有忠义的“泄愤者”。其次，“忠义何以归水浒也”？是因为大力大贤的人没有出路，导致了“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而宋江更是“忠义之烈也”。第三，强调《水浒传》“不可不读”，特别是“有国者”，就是一国之君和为官者如宰相、兵部、督府等必须读。这样君主才知道要举贤任仁，不可重用奸臣；为官者，才知道必须心系民生，为百姓着想。
李贽的这篇序第一次把《水浒传》中的“强人”与“忠义”联系起来，也是第一次把《水浒传》的思想性质抬高到儒家伦理价值的特定高度，即给予《水浒传》以“忠义”的金字招牌，使它具有或获得了进入主流社会视野的名分。
李贽观点影响很大，赞成他意见的不少。如余象斗评林本《水浒志传》卷首《题水浒传叙》否定了认为宋江等是“民之贼也，国之蠹也”的看法，认为“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他联系宋朝史实是因为“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所以才出现了《水浒传》中的宋江等“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
激烈反对李贽忠义说的是金圣叹。金批《水浒传》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在艺术方面，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推向成熟，作出巨大贡献。许多学者对金圣叹这个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专著和文章，读者可以去研读。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他对《水浒传》的解读：
先说“腰斩水浒”，以“惊噩梦”作结的问题。他把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腰斩”成七十回本，终止于梁山泊英雄聚义，而将受招安及以后情节全部删去。然后编了一个卢俊义“惊噩梦”作结，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所谓“惊噩梦”是卢俊义在大聚义时，喝得大醉，夜里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被一个自称嵇康的人捉去，宋江等用苦肉计救他，一齐自缚投案，请求招安，被嵇康斥骂一顿，全部处斩。卢俊义梦中惊醒，“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从艺术角度看，“腰斩水浒”删除冗弱的后半部，保存了精彩的前七十回，正如郑振铎所说：金本《水浒传》“打倒了、湮没了”明代一切流行的版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但金圣叹写“惊噩梦”这个尾巴的目的，是要表示只有把这些造反的梁山好汉斩尽杀绝，才能“天下太平”。
其次，他非常愤慨地痛斥了“忠义”说，认为给予《水浒传》忠义之名者即是“劝”盗，即鼓励盗贼，是将国家置于无忠义之境地。他反对李贽称宋江为“忠义之烈”的观点，斥为“村学究见识”，认为“《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其渠魁之意”。
这样说来，金圣叹就是把《水浒传》看作“强盗书”了。其实不然，他对《水浒传》情有独钟，把评改《水浒传》作为毕生的事业，把《水浒传》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称为“第五才子书”，抬高到与儒家经典同等的地位；他热情歌颂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物是“天人”“活佛”；他高度赞扬《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认为“天下文章无出其右”。对此，陈洪先生作了精辟的解释：“这种矛盾心态在晚明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些带有或多或少异端倾向的读书人，莫不陷于类似的矛盾中。如李卓吾盛赞现实中的强盗林道乾及《水浒》中的‘强盗’，但最终还是要他们归顺朝廷，成为‘忠义’之士。冯梦龙有‘民何以堪！无怪乎其化为盗贼矣’之论，却又痛斥闯王义军。凌濛初写过‘盗贼有英豪’的诗句，却又亲自率众与义军血战。若再深入一层来看，这与儒学在实践层面上暴露出的内在矛盾直接相关：从‘仁’学出发，苛政当反，小民当恤；从‘礼’制出发，伦常不可犯，名分不可违。因此，以儒学为评判社会问题基本武器的金圣叹们，自然不可能跳出自我矛盾的泥淖了”。
才华横溢的怪杰金圣叹与封建统治者以及封建保守的文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明清时代对《水浒传》的解读主要是“诲盗”说和“忠义”说，晚清有所谓“社会主义小说”等说法但影响不大。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浒传》给予很高的评价，被称为“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这种观点长期居于主流的支配地位。在“文化革命”中又被认为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这两种意见虽针锋相对，但都肯定了《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
当时“农民起义”说权威的论述是：“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长篇的主干，全面地描写了中国中世纪时期的黑暗统治，尤其是深刻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胜利，塑造了百十个农民英雄人物”。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甚至持否定的意见。其理由是：
1.《水浒》所写的梁山好汉，几乎没有一个是农民。陶宗旺是“庄家田户出身”，可算是农民，可是他在《水浒传》里是个凑数的小人物，不能作为义军的代表；李逵虽然出身于贫雇农，但本人已是狱卒，身上游民气十足，无论经济地位、生活习惯、思想意识都与农民有很大不同。而且书里还有鄙视农民的描写，如雷横到勾栏听戏，白秀英向他讨赏钱，雷横那天忘带钱，白玉乔挖苦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还骂雷横是“三家村使牛的”。
2. 梁山泊的好汉们只为“自己快活”，没有代表农民利益，没有提出对土地的要求。有的学者说：“梁山泊的‘好汉们’，包括李逵在内，多次提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这样的强盗，实质上大都是没有一点儿民族自尊心、只想到自己的糊涂蛋子强盗！”有的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一世快活而已，丝毫没有为了贫苦大众的打算。”
3. 认为梁山义军没有“劫富济贫”；内部也不平等；领袖人物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腐化变质。
他们说梁山泊没有“劫富济贫”，举出晁盖上梁山后第一次“打劫”，得来的财物头领们分一份，小喽啰们分一份，算出他们之间的比例是1∶60。于是由此类推，得出结论是宋江等人是“腰缠万贯”的财主。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梁山泊并不平等，举出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就给分了房子，“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红楼梦》中尤二姐一家主子三口人，也只有四个仆人、丫鬟侍候”。
4. 梁山泊没有提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自己政权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两条：没有提出土地要求；没有打倒皇帝夺取政权的目标。
1975年就有学者提出“市民”说，80年代以后得到更充分的阐释。他们认为《水浒》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是反映市民社会空前盛况的文学作品；活跃在书里的是广大市民群众，“官逼民反”中的“民”，不是农民而是市民；作品表达了市民的憎与爱，“替天行道”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泊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有学者指出：“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或作品的艺术效果看，《水浒》都不曾把梁山泊聚义写成真正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借农民起义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从而把它写成了表现市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基本上是以绿林豪侠为主体的小说”。
对“市民”说，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市民”说是套用了中世纪欧洲“市民阶级”的概念，中国的“市民阶级”要到明代中后期才初具规模，在《水浒》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市民阶级”；用“市民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用市民思想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是不妥的。
与“市民”说相近的是游民说。什么是游民？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社会正常秩序和宗法家族组织，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人们都可称为游民。《水浒传》里游民最多，约占一半。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财富金钱是他们的经济诉求，劫富济贫是获取财富的手段，如晁盖以“十万贯金珠”为诱饵，鼓动阮氏三雄等劫取“生辰纲”；“发迹变泰”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希望“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喜好舞枪弄棒；不近女色但嗜食贪杯；好交朋友，仗义疏财。他们的道德观念是“讲义气”，这种义气要求好汉们要“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同时带有浓厚的帮派意识。他们还有赤裸裸的暴力倾向。《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它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反映了过去思想史很少研究的游民的思想和生活，他们的话语体系，如“造反有理”（犯上作乱）、好汉、义气、“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水浒》的独特话语系统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应该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话语系统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
它以市民（包括游民）为主体，为“市井细民写心”，而且是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忠奸斗争”说，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并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是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替天行道’；它所着力歌颂的理想人物并不是方腊那样的农民起义英雄，而是宋江那样的忠义之士。“小说中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英雄作为人民群众反奸抗暴的中坚力量，和蔡、高、童、杨等权奸、贪官的矛盾冲突，鲜明地贯串全书始末”，成为全书一条主线。而宋江就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全忠仗义的典型形象，当时人民群众理想中反奸抗暴的英雄”。忠奸斗争贯穿了《水浒传》全书。
与忠奸斗争说相近的还有“乱世忠义”说。研究者认为：“《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在作者心目中是‘乱世忠义’的形象；《水浒传》所宣扬的忠义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结合；《水浒传》的主题是颂扬忠义，鞭挞奸佞，憧憬好皇帝；《水浒传》作者作此书的目的是想总结北宋灭亡的原因，并为后来者戒。”
对《水浒传》的解读，如上面所说，有忠义说、农民起义说、市民说、游民说、忠奸斗争说等等，这几种观点都包含着合理的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小说丰富复杂的思想。
我们分析《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离不开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水浒传》确是以宋江反抗朝廷的起义为题材，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了创作；二是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中流传，由市井说书艺人、戏曲艺人孕育而成；三是它由封建社会里进步的知识分子施耐庵等人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成书之后又经过不少文人的修饰加工。我们分析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应该考虑它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不同的思想和感情渗透其中，都有所表现。
我们先来看看农民起义说。中国古代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特别是离《水浒传》成书较近的唐代的黄巢起义，元代的红巾军起义，两宋之交的宗宋反元的“忠义军”等；有关这些起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为说书艺人、戏曲作家所熟知，也必然投射到施耐庵等作家的脑海里，因此，他才会写下：“敢笑黄巢不丈夫”“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这样的诗句。
不过，古代小说写农民起义的极少，且不成功。写北宋王则起义的《平妖传》、写明初唐赛儿起义的《女仙外史》、写白莲教的《归莲梦》等都不成功。因而，以宋江起义为题材的《水浒传》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水浒传》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李逵等人还喊出“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要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呼声，它反映了农民革命从分散、自发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的历史进程。他们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历史上的农民义军多是采取流动的方式打击官军，所以被称为“流寇”，而晁盖、宋江却在梁山建立起各种设施比较齐全的后方基地：他们不是散兵游勇，而是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头领各司其职的队伍。有马军、步军、水军、情报通讯、后勤供应等部门，类似一支正规军。他们有多种作战方式，如有攻打大城市大名府、青州那样大规模的长途奔袭；或像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那样在根据地展开“反围剿”保卫战；有设伏打援，有里应外合，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沉重打击了封建朝廷。“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如果能让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的武装斗争，还不算农民起义，那历史还有农民起义吗？同时，梁山义军没有不断扩大根据地，而是打一块丢一块，这正是我国农民战争中常见的保守主义。作品也写到这支队伍鱼龙混杂，有些恶霸、地痞、强盗、小偷等也混迹其间，某些英雄人物过度的复仇情绪和嗜杀行为，也很真实反映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表现了农民起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作品还描写了梁山义军后来忠义思想占上风而接受招安，征辽、征方腊，梁山好汉伤亡殆尽，宋江、李逵、吴用、花荣魂聚蓼儿洼。“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真实地反映了农民革命失败的悲剧，从客观上说明投降是没有出路的。从以上几个方面，虽然作者主观上并不理解农民起义，想把梁山泊的义军写成忠义之师，但在客观上《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
否定《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是说《水浒传》没有几个农民，怎么算是农民起义？其实，中国历次农民革命其领袖人物多不是农民。隋末瓦岗寨起义的翟让是洛阳的“法曹”（和宋江差不多的小吏），李密是北周大官李弼的后代，当过杨玄感的参谋；唐黄巢出身贩盐的富商家庭，本人是落第的举子；北宋的李顺、王小波是贩茶的商人；南宋的钟相是巫教教主，就拿书中写到的方腊来说吧，虽有他是农民的说法，但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漆园主。梁山泊一百零八将虽然没有几个农民，但这只是领袖和骨干，梁山义军有千军万马，没有农民就没有那么大的队伍，有诗为证：“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说明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渔民。更重要的是它把历史上一次并不出色的起义写得波澜壮阔，具有排山倒海之势，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有的。
第二，梁山好汉只想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丝毫没有为了贫苦大众的打算”。其实“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正是挣扎在饥饿线上老百姓朴实的愿望，富贵之家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才不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他们追求的是饮食的精致化。对于八百年前参加起义的贫苦百姓来说，《水浒传》这样的描写不是很真实吗？难道要喊出“解放全人类”的口号才算是农民起义？
有的论者认为，梁山泊没有代表农民利益，没有提出对土地的要求。农民起义一般都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还不曾自觉到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农民起义大多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宋代钟相起义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并不是要求平分土地，而主要体现了农民对人身和财产地位的不平等，对赋役负担不均的不满；只有农民起义最高水平的太平天国，才提出土地问题，公布了《天朝田亩制》，这是《水浒传》成书三百多年后的事了，况且还没有真正实行，甚至后来由于急需钱粮不得不支持地主收租。
第三，认为梁山义军没有“劫富济贫”，内部也不平等，领袖人物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腐化变质。
的确，在农民起义军里，不可能一律平等，必然有等级，财产头领多分、喽啰少分，而且许多农民起义领袖腐败变质。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概莫能外。但是，梁山泊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腐化堕落的。他们没有买田置地，没有娶妾蓄婢，即使上山前要抢民女做“压寨夫人”的周通、王矮虎等，上山后也没有再犯；“李逵负荆”的故事，在于证明抢夺民女绝非梁山好汉所为；时迁上山前是个“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小贼，还在祝家庄偷吃小店的报晓鸡，但上山之后他的偷盗本领用于到徐宁家“偷甲”“火烧翠云楼”等为义军建功立业的事件，而再没有为自己去盗窃。所以，《水浒传》所描写的农民起义领袖胜过以往，实际上是把他们理想化了。
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梁山泊并不平等，说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就给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要求农民起义军内部绝对平等，合理吗？请问在现代军队里哪个军官没有勤务兵（或叫通信员）？难道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必须自己做饭、喂马才算是农民起义军吗？
梁山泊有没有“劫富济贫”，他们夺来的财产和粮食到哪里去了？他们夺来的财产和粮食主要是供山寨的需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官军是靠政府供应军粮，“先于各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割”，但是官军还是要抢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而农民军没有人给他们供应粮草，他们本身也处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打下一个城镇，打开官府的粮仓，或“吃大户”，夺取地主富豪的粮食。在保证军队需要之余，分一点给百姓，赈济灾民。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水浒传》对此有如实的描写。打下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廒米粮，装载五六百车”运回山寨去。打下祝家庄，“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得粮五千万担”。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除了腐败之外，内讧、互相残杀是重要原因，如太平天国的“杨韦事变”。而作者是把梁山泊理想化了，写成一个用“义”作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梁山泊内部没有压迫、没有歧视，没有惩罚过一个人，哪怕是小喽啰。正如宋江所说：“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过一个。”只有到受招安，准备出发征辽时，官员克扣朝廷赏赐的酒肉，引起宋江部下不满，一个小卒杀了贪官，宋江被迫“陈桥驿滴泪斩小卒”。这时已经离开梁山泊的乐土，到了奸臣当道的黑暗世界了。
第四，梁山泊没有提出打倒皇帝、建立政权的要求，因此，不是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这样几种结局：被统治阶级武力镇压，起义失败，这是多数；投降，这在农民起义中是时常发生的，如唐王仙芝，就曾和尚君长一起向朝廷“请罪”，后来被镇压。南宋杨幺起义队伍中，王佐叛变，导致杨幺起义失败；张献忠起义，投降，再起义，多次反复。有的起义成功，建立新王朝，如朱元璋，虽然后来当了皇帝，但没有人否认他是农民起义。《水浒传》是受招安，然后征辽、征方腊，但这不是否定它的起义性质的理由。
第五，《水浒传》写到战争的残酷，梁山义军打入大名府时“被杀死五千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梁山好汉复仇时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溅鸳鸯楼”等，这也是农民起义的真实写照。作者没有谴责，反而作为英雄行为来歌颂，因此，在现在，特别对青少年是有负面影响的。
有的朋友完全否定农民起义说，他们一方面贬低农民起义，指出它的许多局限和错误，甚至认为它不但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是破坏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用极高的标准来要求《水浒传》和它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用超过农民起义可能达到的要求来批判《水浒传》。这就成了《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悖论。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在客观上反映和描写了农民起义的作品，当然，它反映和描写得并不完全正确和真实。
市民说或游民说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元时代，城市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社会，包括商人、手工艺者、小摊小贩、干苦力活的如挑夫，甚至小偷、妓女、乞丐等等。一方面，市民与农民不同，他们离开了土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或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受到的压迫是城市里的官僚衙吏而不是封建地主，因此，他们有着不同于农民的生活特点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市民阶层还没有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虽不满封建统治，同情农民起义，但还不可能组织独立的市民斗争，更不可能举行大规模的市民起义；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日益茁壮成长，市民阶层有了独立的政治要求，才可能出现像苏州市民罢工、罢市那样具有相当规模的斗争。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在瓦舍勾栏中说唱、演出，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也是听众、观众。他们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影响他们对水浒故事的言说。他们不熟悉农村生活，也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它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反映了市民的心声。
首先表现在《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在作者笔下，既看不见田野庄稼，也看不见男耕女织，看不见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劳动，而只有酒楼妓院，开茶馆、卖炊饼之类，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市井社会生活的画卷。小说里看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也看不见农村的灾荒，农民生活的艰辛，甚至没有一个起义英雄是因地主的剥削压迫揭竿而起的。相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金钱不能有地位和权力，权力可以有地位和金钱。城市里权臣官僚有权力，使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深受迫害，甚至像卢俊义这样的大财主，有钱但无权，一样受迫害。《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而不是农村地主恶霸；民是市井百姓（包括一部分富商地主、下层官吏），而不是农民。
其次，《水浒传》里的许多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品格。众多英雄人物中也没有真正的农民，大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这是说书艺人们所熟悉的对象。这些人物没有对土地的眷恋，而热衷于闯荡江湖；没有农民的勤俭节约，而是“散漫使钱”，挥金如土；没有农民的拘谨保守，而是广交朋友，招揽英雄；没有农民的老实质朴，而是沾染了不少江湖社会习气。在瓦舍勾栏中流传着的是他们亦侠亦盗的故事。总之，与其说《水浒传》里的人物是农民英雄，不如说是江湖豪侠。
第三，《水浒传》里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这在小说里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公正的向往；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恩怨分明、快意恩仇等道德原则；也表现为敢说敢为、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水浒英雄大都是这些道德观的体现者。同时，在他们的身上也存在着打家劫舍、使性逞气的江湖陋习。所以，人们把《水浒传》看作我国长篇侠义小说的开山祖，是有道理的。
再看“忠奸斗争”说。施耐庵等人是封建社会里的进步文人，他们并不理解也不赞成农民起义，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因此，小说中忠奸斗争贯穿了全书，竭力歌颂忠义思想，把它写成了忠义思想的颂歌。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
首先是对方腊起义的态度。本来，从客观上说，宋江梁山泊起义与方腊睦州起义是一样性质的造反行为。可是，作者以对皇帝的态度，作为区别忠臣义士与乱臣贼子的标志：如果被奸臣逼迫，不得不反，“暂居水泊”，但始终忠心不忘朝廷，最终接受招安，并为朝廷扫荡“外夷内寇”，对这样的起义者可不作乱臣贼子论。如果攻城略地，夺取天下，志在推翻朝廷，南面称王，改元建制，那么就是大逆不道的叛逆。所以，方腊被视为十恶不赦，要千刀万剐；宋江却被称为“一生忠义”，封侯建祠：“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其次是表现在作者对梁山泊义军结局的处理上。“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梁山泊事业衰亡的原因，使小说结尾部分弥漫着忠臣被害的悲凉气氛。给读者留下的教训无非是“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等等。征辽途中，罗真人劝宋江说：“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燕青用韩信等功臣被诛的史实，劝卢俊义要隐迹埋名、以终天年。但是，宋江、卢俊义因为要忠心报国，不肯急流勇退，终于被害。相反，李俊听从费保等人劝告，避难海外；燕青、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等都辞却功名，消极退隐，结果得以善终。李俊等人的命运和宋江的结局不是形成鲜明的对照吗？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没有前途，写出了悲剧结局；另一方面，又不肯违背忠君思想，只好让宋江视死如归，忠心不改；而皇帝呢，也不辜负忠臣，为宋江封侯建祠，为全书留下了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鲁迅曾指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鲁迅这段话，一语道破了《水浒传》表现忠奸斗争的实质。
起初流传的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施耐庵等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作为主线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我们既要看到施耐庵等人表现忠奸斗争的创作意图，又要看到作品实际展示了歌颂农民起义的客观意义；既要看到忠奸斗争的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又要看到串连在这一条线索上的英雄人物小传和相对独立的故事，有着农民革命思想和市民道德理想的闪光。所以，我们认为《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融合，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艺术整体。但忠义思想是主调，是以忠义为基调的合奏曲。因此，它的书名是《忠义水浒传》。
如何看待“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是《水浒传》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重要问题。
在梁山泊事业鼎盛时为什么要受招安？为什么受招安后，不但没有高官厚禄，反而受到残害以致灭亡？那么，作者究竟是赞成受招安，还是反对受招安？
据《宋史》等记载，宋江等确实是投降朝廷：民间流传的故事，如《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江统帅三十六将，往朝东岳……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所以，他写宋江受招安是于史有据的。
受招安与宋元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汉族人民奋起反抗，有的是为保卫身家性命和宗族乡里而组织起来，“不从敌国，结寨自保”；有的是“头扎红巾，啸聚山林”的“红巾军”，他们是由原来占山为王的“盗匪”和溃败流散的官军组成的。总之这些称为“忠义军”“红巾军”的民间武装活跃在抗金的战场上，他们的口号是“杀敌报国”“誓杀金贼，不负赵王”，甚至有的在脸颊刺上“尽忠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岳飞把招抚“两河忠义”作为自己的复国方略。“忠义军”“红巾军”的事迹在瓦舍勾栏中成为“说公案”“说铁骑儿”的热门话题，《水浒传》吸收了这些故事，梁山好汉也是“忠义人”“红巾军”。他们的打扮：“人人都带茜红巾，个个齐穿绯衲袄”；他们的旗帜：“满地红旗飘火焰，半空赤帜耀霞光”；他们的事业：“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受招安，归顺报国，抵抗外敌是原因之一。在梁山泊重阳节的菊花会上，宋江的《满江红》道出了受招安，抗外敌的心声：“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接受招安是梁山好汉的愿望。
宋江有浓厚的忠君孝亲思想，他经过曲折之路，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始终身在江湖，心在朝廷，希望得到招安，为朝廷建功立业，荣宗耀祖，青史留名。
他劝徐宁上山聚义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
在为晁盖报了仇后，宋江对众兄弟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一枪一刀，搏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是许多水浒好汉的共同愿望，也是他们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
即使是出身低微，如阮氏三雄，他们有很强的造反精神，当初他们羡慕梁山好汉，还表示：“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后来他们也认为受招安为国出力是正确的，阮小二在征方腊时牺牲，宋江悲痛不已，阮小五、小七反来劝宋江：“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
至于一些本来就是官军将领，或像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富豪庄主对招安当然更是拥护，在他们看来，落草为寇，终非了局；接受招安，得个官职，回归社会才是正道。
在梁山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其一是吴用，他并不反对招安，但不主张主动争取招安，要有条件接受招安。
在接受招安前，“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里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他是希望抬高身价，争取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招安。
不赞成接受招安的，只有李逵、武松和鲁智深。
李逵一直是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其目的是想当大将军，在那里“快活”，他曾骗母亲说“铁牛如今做了官”。他虽然一时反对，但后来也顺从了宋江，因为想当大官就要走受招安的路。在全传本里李逵从征田虎，梦见老娘，哭着对老娘说：“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
武松在和宋江分别，准备投奔二龙山时，他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他为什么变了？可能是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清醒地看到统治者的险恶，深知招安未必有好结果。正像鲁智深所说：“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像他穿的衣服，染成黑色的了，怎么也不可能洗成白的了，“招安不济事”。这些反对的意见在宋江的义气感召下，也没有坚持，因为他们也存在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走接受招安的路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的身世缺乏资料，我们不够了解，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下层的知识分子，是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对“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不公正的社会满腹怨恨；对奸臣当权，贪官污吏横行，切齿痛恨；对宋王朝腐败无能，终于亡于异族的历史教训悲痛感慨，所以对传说的水浒英雄心生仰慕之情，把自己的情感和愿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作者毕竟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虽然对现实不满，但并不主张“僭号称王”，还是希望“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作者是在民间文学积累的基础上，用忠义思想贯穿全书，他要歌颂忠义思想，要把宋江塑造成忠义英雄，所以作者把宋江受招安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宋江等人来说，因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不得已“暂居水泊”，后来皇帝醒悟，重用义士，所以宋江等“欣遇明主”，以接受招安显示忠诚。对皇帝来说，招安梁山义军，“皇家始庆得人”，可以借以扫荡“外夷内寇”。因此梁山泊合伙受招安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以“顺天”“护国”两面大旗为前导，在东京接受皇帝的检阅。在作者看来，他们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为了“护国”，而不是投降。
《水浒传》写宋江和梁山义军造反后接受招安，于史有据，又融入了在金兵南侵背景下的“忠义军”抗金报国的情感；也符合梁山绝大多数好汉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心愿，更重要的是符合作者和屈居下层、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心态，所以《水浒传》必然要写梁山泊全伙受招安，这是唯一的，没有别的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又要把梁山泊受招安的结局写得很惨，好汉们死伤大半，宋江、卢俊义两个总头领还被毒死？
因为作者有清醒的头脑，深知封建朝廷的黑暗腐败、沉疴痼疾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在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希望能像岳飞所建议的那样，招募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忠义人”参加抗金，“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但岳飞被害，希望成了泡影，导致南宋覆灭。
作者写梁山泊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正是要昭示这样的历史教训：奸臣未除，英雄被害，国将不国！
明清时代的评论家读懂了，明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1589）托名天都外臣写的《水浒传叙》中道：
“如传所称吴军师善运筹，公孙道人明占候，柴王孙广结纳，三妇能擐甲冑作娘子军，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
他说宋江率领的梁山好汉们，如果国家能招募他们，他们就能配合主力军打击敌人，虽然不一定能像关羽、韩世忠、梁红玉、刘锜、岳飞那样，但至少也能像李全夫妻的红袄军那样成为抗金义军。
他又说：
“余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既蒿目君侧之奸，拊膺以愤。而又审华夷之分，不肯右辽而左金，如郦琼、王性之逆。”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梁山这些人原来不过是犯了小罪，但是被昏庸的官吏所迫，他们无法洗雪自己的冤屈，又看到皇帝身边的奸臣，非常愤怒，但是他们不愿意像郦琼、王性（这两人曾被宗泽、刘光世收编，参加抗金，后降金）那样投降金人。
明末钟惺（或是托名）《水浒序》曰：
“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风，剪灭此而后朝食也”。
明末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在辽东崛起，在民族危机面前，序作者“思猛士”，希望能有李逵、吴用这样的梁山好汉来挽救民族的危机。我们所引的两篇序，都说明在民族危亡之际，奸臣当道，在梁山义军受招安后，没有信任依靠他们反而加以迫害，这就是宋朝灭亡的教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存在着两个文化子系统，即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这两个子系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是背反的性质，有的又带着很微妙的贯通关系。儒和侠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主要载体。
有学者指出：
“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都隐隐约约地深藏着儒的影子，那么，中国民间社会平民百姓的内心深处则忽隐忽显地闪动着侠的影子。”
中国社会里的侠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国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先秦“士”阶层的文武分途，分化出一个儒士阶层，他们成为上层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而“士”阶层中未分化出去的武士，仍保持着上古的尚武传统，不断汲取民间营养，成为萌芽状态的侠士。
面对当时社会的混乱，儒士阶层主张恢复夏商周的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而侠士深受墨家思想影响，主张以行侠的方式去破坏和改变现存秩序。
“墨之徒党，多为侠以武犯禁”。他们提倡“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即使从头顶到脚跟都擦伤了，只要对大众有利，也心甘情愿地去做；即使碰到了危险，仍然勇往直前，绝对不肯倒退。这就是侠义精神。
到了汉代，官方不再允许在统治的间隙里有另外一种强劲的势力存在。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就慢慢转入了地下活动。而这时侠一部分成为“豪侠”，他们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与侠的精神背道而驰，变质为地方上的恶势力；另一部分则仍在民间，发展着侠义精神。
到了魏晋时代，侠仍是分流的，一部分进入上层社会，成为统治阶级的“武将”；一部分则流入下层，成为“绿林”好汉。
唐代上层社会崇尚游侠之风，侠的特质如侠义思想、复仇意识和尚武精神被阉割，侠也转化为非侠；但侠的主流仍在民间流动，武侠成为社会上一支活跃的力量。
侠的分流现象，自两汉始，至魏晋日趋激烈，到隋唐已臻极端。上层社会的游侠完全丧失侠义精神，而民间的武侠则仍然在发展。
到了宋代，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加之北宋后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而城市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涌现了许多江湖人。他们大多属于脱离土地和农业、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凭借江湖谋生的江湖人，他们既有合法的谋食者，但也有亡命江湖，甚至啸聚山林的，他们成为绿林好汉。
《水浒传》毫无疑问属于民间文化。对此有的称为江湖文化，有的称为侠义文化，有的则认为是绿林文化。
《水浒传》给我们展示了市井社会里丰富多彩的江湖人物。普通的非梁山好汉系列的江湖人，这些人的身份类别驳杂，主要有如下几种：
落难卖唱的金翠莲父女；勾栏唱院本的白秀英父女；卖炊饼的武大郎，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水果的郓哥；开茶坊的王婆，开小饭馆的李小二；街头混混牛二；恃强欺弱、称霸一方的生铁佛崔道成、飞天药叉丘小乙；牛头山上的绿林草贼王江、董海；截道的假李逵李鬼；枪棒教师洪教头；江湖术士李助、乔道清；相扑手任原……
《水浒传》中的这些普通的非梁山好汉系列的江湖人，多是以小人物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是梁山好汉的陪衬，也是社会环境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水浒故事发展中具有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他们混迹社会，求得生存下去的机会。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有的一出场就身在江湖，有的是生活发生变迁或者个人遭遇危机而由此进入江湖，如林冲等。这里主要有：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杨春、周通、燕顺；开黑店的菜园子张青夫妇；卖膏药的李忠；江湖术士公孙胜；做水路私商的李俊、张横；小偷时迁；行医的安道全；盗卖马匹的段景住；自幼混迹江湖的赤发鬼刘唐等。他们最终汇聚梁山泊成为一股强大的武装势力，而且他们多是江湖中的强者，大多具有勇力、智慧和一定的文化修养，更有追慕江湖义气的共同价值取向。他们在江湖上不仅要获得立足生存之处，还要追求人生的终极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过上“快活”的生活。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说明，把“水浒文化”称为“江湖文化”可能太泛了一点，因为江湖人物并不都是梁山好汉；称为“绿林文化”好像太窄一点，像鲁智深还没当绿林好汉，还在当提辖时就是侠义英雄。所以，我还是称《水浒传》的文化为侠义文化。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民间文化、侠义文化的典范。
《三国演义》是史书与讲史结合的产物。它虽然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但史书毕竟为作品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史书中贯穿的儒家文化观念影响是非常强大的，因此，它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调，体现在对诸葛亮、刘备的仁义思想、入世思想、忠君思想的歌颂上，也体现在对曹操的“篡汉”阴谋及实行霸道等的揭露与批判上。当然，其中也渗透着市民文化的因子，如对“桃园三结义”的歌颂，就体现了市民阶层向往平等的君臣关系。
《水浒传》中也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对宋江忠孝思想和受招安的歌颂等等。但其主调则是侠义文化。作者对整个梁山义军，是作为一个侠义集团来颂扬的，不论其中人物的出身地位如何不同，他们都是侠义之士，因此，他们能凭借义气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他们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壮举。如鲁智深路见不平，为金翠莲而打死恶霸郑屠；李逵见柴进叔侄被欺侮，打死殷天赐；史进见画匠王义女儿被抢，王义还被发配远恶军州，就冒险到华州刺杀贺太守。
他们仗义疏财，劫富济贫。对个人的谓之仗义疏财，如宋江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所以被称为救济万物的及时雨。柴进“专一招接天下往来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林冲、武松、宋江都得到他热情接待及钱财衣物的资助。梁山义军对贫苦百姓的救助则谓之劫富济贫。如打破祝家庄后，各家赐粮米一担；打下东昌府，就开仓济民；攻陷东平府后，“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
他们只要意气相投，就结为兄弟，体现下层民众“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少华山强人陈达被史进捉了，朱武、杨春使苦计义气相救，说三人“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而史进也认为“他们直恁义气”而放还了陈达，并成为好友；宋江“担着血海似的干系”私放晁盖；朱仝为义气，先后故意放走宋江、雷横；鲁智深、林冲“惺惺相惜”，结为生死之交，林冲发配，鲁智深千里相随，在野猪林千钧一发之际救下林冲性命。
他们快意恩仇，如武松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杀了西门庆、潘金莲；为雪张都监陷害之仇，“血溅鸳鸯楼”；宋江为报黄文炳陷害之仇，不仅让李逵割了黄文炳，还杀了他家四五十口。这些也反映了侠义文化中落后残忍的一面。
有的学者说《水浒传》亦侠亦盗，这是有根据的。但是应该看到《水浒传》的可贵之处，它逐渐把盗变成侠，那些打家劫舍的周通、王矮虎等，开人肉馒头店的张青夫妇、李立等，横行地方的恶霸穆氏兄弟等等都从盗提升成侠义英雄，他们上梁山后，再没有劣迹，成为纪律严明的义军中的一员。
《水浒传》把我国历史悠久的侠加以升华，把梁山好汉这个侠义集团演化为一支起义军，使侠客们朴素的政治愿望、扶困济危的侠义思想、表里如一的人格规范，与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应该说，《水浒传》体现了中国古代侠义传统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中国民间文化最杰出、最精彩的体现。
中国不像欧洲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宗教战争，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农民起义或盗侠武装从来不为宗教而战，却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都是神道设教，用天神的道理，用迷信的手段来动员和号召群众。他们都不是正规的宗教，而是利用宗教，把它们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五花八门的教派教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都是如此。
《水浒传》也与宗教结缘。用天罡地煞转世，九天玄女“法旨”，高僧偈语来神化梁山好汉，利用天书、神谕把聚啸山林的造反行为说成是“替天行道”，使其具有合法性，涂上神秘色彩。再通过天降石碣天文，排定座次，建立稳定的领导集团，避免内部矛盾。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后，梁山英雄消亡殆尽，最后“魂聚蓼儿洼”，天罡地煞重归天界，这是封建时代民间武装与宗教结缘的一次完整的艺术描写，在政治文化史上有一定意义。
我们通过《水浒传》与宗教结缘的具体描写来分析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化心态。
第一，梁山英雄天界－人间－天界三段人生旅程。
作品一开始就写一次斋醮活动。“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当石板掘起，一道黑气从地穴中冲出，在“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黑气”是“魔君”，“金光”是“天神”。这就是天罡地煞，即道教的北斗丛星，三十六天罡维天之正，七十二地煞镇地之平。天罡地煞在道教里既是驱魔的神将，又是凶神，亦魔亦神。这天罡地煞降在人间，就使“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从贪官污吏立场看是扰乱天下的“魔君”，从受压迫的百姓看来是替天行道的“天神”。
天罡地煞是奉天命下凡，所以他们合当聚义。书里常常出现“天上罡星来聚会，人间地煞得相逢”，以此来聚集梁山泊的队伍。而有些官军的军官归顺义军实在很勉强，呼延灼、索超、韩滔等都是因为“本是天罡之数自然凑合，降了宋江”“也是七十二地煞之数，自然义气相投”；有的人参加义军也没有什么缘由，于是就用天罡地煞聚会来解释。如为了写宋江要报仇，薛永带了一个在黄文炳家干过活的侯健来带路，他没有什么原因要参加义军，只因为“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义气相投”。
散到四面八方去的百十道“金光”，经过不同的人生道路，“众虎同心归水泊”，梁山泊英雄聚会。作品再一次把天罡地煞展示出来。宋江设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做醮七天，到第七天的三更，天降石碣。何道士辨认出上面的蝌蚪文字。石碣“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侧首一边有“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有“忠义双全”四字，下面是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字，完整地写出每个人的星名、绰号、姓名，天罡地煞转世到了人间，像照了个英雄聚会的团体照。
在“全伙受招安”，征辽、平方腊后，宋江在睦州设罗天大醮，这是作品里写的第三次斋醮，追念阵亡将士。从此结束了“替天行道”的使命，重返天界。遗憾的是这一次写得很潦草，没有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阵亡、病故、退隐、被害。但是作者还是留下一点虚妄的安慰。徽宗在梁山泊建庙宇，“黄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两廊之内，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
天罡地煞即梁山好汉，经过天界－人间－天界这一类似“天人合一”的结构模式，使全书结构圆通完整。
李卓吾认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利用“石碣受天文”的神话搞安定内部，巩固领导地位的花招。他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汉，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吴用石碣天文之计，真是神出鬼没，不由他众人不同心一意也。或问：“何以见得是吴用之计？”曰：“眼见得萧让任书，金大坚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孙胜作法掘将起来，以愚他众人。”曰：“这个，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既有黄金五十两，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后，定要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哉？”
宋江在“天书”揭晓之后说：
“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今者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确实暴露了排座次的用心，一是他当领袖，是“上应星魁”，二是各人上山有先后，功劳有大小，本领有高低，但都要“各守其位，各休争执”。宋江是不打自招，暴露了“排座次”的目的。
金圣叹把第七十回之后受招安和征辽平方腊等都删掉，加了一个“卢俊义惊噩梦”作结。他不同意“天降石碣”是宋江、吴用捣鬼的说法，他指出“天降石碣”在艺术结构上的意义：
“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
第二，通过天书、神谕、偈语等规定了梁山泊的政治路线，预言他们的人生道路。
九天玄女是中国上古神话中传授过兵法的女神，传说她曾帮助黄帝打败蚩尤，后经道教的推崇，成为一个深谙军事韬略、法术神通的正义女神。
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九天玄女授天书就出现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天书上写了：“破国因山木，刀兵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的诗句（《水浒传》里是蔡京告诉蔡九知府街市流传的童谣，后两句改为“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法旨，并附了三十六将的姓名。
到《水浒传》，在宋江上山的时候，九天玄女召见宋江，郑重地向他宣布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还有天言：“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
九天玄女成为梁山泊的精神领袖，规定了他们的政治路线，“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他们不是打家劫舍的盗匪，而是“替天行道”的义军，他们不是叛乱造反而是“全忠仗义”“辅国安民”。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预告了他们大败高俅，带来了转机，为招安创造了条件；遇到宿元景先是闹了华州，救出鲁智深、史进，更重要的是宿太尉让他们实现了“全伙受招安”的愿望。接着就是征辽平方腊，“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
九天玄女还是梁山泊的保护神。当梁山泊义军遇到危险时，或占卜，或看天书，得到神谕就转危为安。如宋江征辽，被兀颜统军设混天象阵所阻，梦见九天玄女教他用相生相克之法破了阵，“大辽国主拱手归降”。
作品里还有不少偈语，预言人物的命运。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智真长老让他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时，赠他的偈语是：“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预示他在东京遇林冲，落草二龙山，同心归水泊，止于宋江旗下，奔上梁山泊的英雄经历。征辽归来，鲁智深、宋江到五台山拜谒智真长老，长老又赠他四句偈语：“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征方腊回来，在杭州六和寺听到钱塘江潮信，想起师父的偈语，当下大悟，“‘逢夏而擒’，俺万松林活捉夏侯成，‘遇腊而执’，俺又生擒方腊；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合当圆寂”，沐浴后坐化。
宋江征辽路过蓟州，随公孙胜到九宫县二仙山参拜罗真人。罗真人预言宋江：“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只是将军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勿以久恋富贵”。宋江和鲁智深到五台山，智真长老写下四句偈语：“当风雁影翻，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真人、长老法语、偈语都预言了宋江的结局。
第三，《水浒传》对宗教只是利用，并没有写宗教之间的斗争。
鲁迅分析对小说有显著影响的宗教思想状况时说：
“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
鲁迅是针对神魔小说说的，其实古代各类型的小说情况大致相同。在《水浒传》里德行很高的既有佛教的智真长老，也有道教的罗真人；梁山好汉里既有道教的公孙胜、樊瑞；也有佛教的花和尚和武行者；坏蛋中有鲁智深在瓦罐寺遇到的一僧生铁佛崔道成，也有一道飞天夜叉丘小乙；武松杀了霸占妇女的恶道王道人，石秀杀了勾引潘巧云的淫僧裴如海。
不过在宋江故事发生的宋徽宗时期，道教非常盛行；在《水浒传》成书的过程中道教也始终有广泛影响，因此，《水浒传》里道教的人物更重要，作用更大一些，如张天师、九天玄女以及公孙胜的法术等。
《水浒传》里有不少血腥、暴力描写，甚至吃人肉、开人肉馒头店等等。近来有人把《水浒传》断为鼓吹“暴力崇拜”“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李逵等是“杀人魔王”。《水浒传》里的残暴、血腥描写客观存在，回避不了。
问题是为什么读者在读《水浒传》时并不觉得恐怖，为什么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物还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英雄人物？我们应该揭示矛盾，解决矛盾，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有历史观点，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语境。
人类处在野蛮时代，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发生过食人现象，这不奇怪，但令人吃惊的是到了生产力已经比较发达的时代，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在史书和野史笔记里都有记载。
为什么会发生食人现象？
一是因为战乱、灾荒。
如《三国志》不但董卓治下有“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的记载，就连历史上一向“弘毅宽厚”的刘备，在自己的属地上也曾经发生过人吃人的惨状：“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
后汉以后这类记载较少，但到了唐末五代又很多，一直到宋元时代都不断发生。
如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杨行密包围广陵，城中没有食物，连草根树皮都拿来吃，大半人饿死。军人把百姓抓来，像杀猪杀羊一样，把人杀了吃，“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庄绰《鸡肋编》载：“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致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
在战乱中，武将、悍卒等嗜食人肉。
苌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
五代时赵思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
二是复仇。
在古代复仇是神圣的义务，大多为血亲复仇，复仇的极致行动即是生啖仇人之肉。如《宋史·张藏英传》说张藏英父母为孙居道所害，当时他还小，到长大后擒仇人，“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居道于前，号泣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刳其心以祭”。这样残酷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得到赞扬，称其为孝子。
三，与“割股疗亲”这种文化陋俗有关。
割股疗亲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新奇风俗。《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记载，唐玄宗开元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可以治病，于是民间就有“割股疗亲”的说法。
有位历史学家认为陈藏器的人肉方药来自古代印度方药，即与印度佛教寓言中有关人肉人血为方药和佛教舍身之说有关系。
说书人、戏曲家从史书及民间传说里，都可以看到、听到这些故事，他们把它作为草莽英雄复仇的愤怒心情和鲁莽性格的表现，作为吸引听众、观众的猎奇故事。
在诗文中人们表现对敌人愤怒心情和复仇决心时也常用“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之类的语言来表现，最典型的如岳飞在《满江红》里的“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
但这些都没有具体描写，而在叙事作品里就有血腥场面的描写。
在文言小说中有很多吃人肉的描写，如宋代《开河记》记隋麻叔谋吃小孩；《夷坚志》中《建昌道店》《京师浴堂》都写到宋代开黑店、卖人肉的事。
元杂剧里也比比皆是，如杨显之《酷寒亭》里的宋彬要把奸夫高成“剔髓挑筋，摘胆挖心”，秦简夫《赵礼让肥》里的马武每一天要一副人的心肝做醒酒汤，而宋彬和马武都是英雄人物，只是暂时“落草为寇”。
水浒戏里这类描写也不少，如《鲁智深喜赏黄花峪》里鲁智深唱：“叵奈无徒歹禽兽，摘心肝扭下这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
在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写赵正到侯兴的人肉馒头店里的情节与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店里的情节十分相似；《西湖三塔记》里取人心肝的描写也与《水浒传》燕顺要取宋江的心肝做醒酒汤一样，在当时是艺人们传说的绿林好汉的“英雄行为”，《水浒传》无疑也受此影响。
以上这些情况在民间作为猎奇的故事来吸引听众和读者。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人道主义思潮兴起，环保意识增强，不要说吃人肉，就是虐待动物都是不允许的。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吃人肉等行为，是不可思议的。
庞朴先生说：“文化是什么？任何文化都是人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像人的一种行为和过程。文化追求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一个‘人’字……把人变成人、化成人就是文化。”
我们对古代作品的评论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语境。
其次，不能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代替审美评价。
朱光潜先生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一文中说：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这里讲的是真、善、美的三元论，不是一元论，虽然真、善、美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审美是超越功利的善和客观的真的。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化地看待善恶问题，不是用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不是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就会理解武松“血溅鸳鸯楼”的行为，因为张都监等人太可恶了，他们不但陷害武松，把他投入监狱，“刺配恩州牢城”，还不罢休，还派蒋门神的徒弟和押解的公人在飞云浦杀他。读者从武松报仇行为中发泄久久积压在他们胸中对社会黑暗和贪官恶霸的愤恨，感到痛快淋漓。在这样“善”的基础上，从审美的角度，从塑造传奇英雄形象的要求来看，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把武松极端冷静，甚至冷酷的性格，非常形象、非常深刻地展示出来。
第三，《水浒传》的一些恐怖、残暴的描写没有引起读者的反感，还因为它把这些描写喜剧化、戏谑化、公式化了。
李逵很野蛮，乱杀人，甚至吃人肉，为什么李贽、金圣叹等人说他是“上上人物”“梁山泊第一尊活佛”，老百姓也非常喜欢他？就是因为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性格粗豪而又风趣横生的喜剧形象。
他的言行必然具有荒谬背理的性质，必然是夸张和歪曲的，这样才能滑稽可笑。在笑声中歌颂他的天真无邪，也批评他的粗鲁野蛮。我们在分析李逵时应该注意到这个特点。例如，他说的一些豪言壮语，就不能作为他具有反对皇权，主张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的例证。李卓吾、金圣叹和其他评论者都是以“趣话”来看待的，并没有指责他“犯上作乱”。至于李逵对待普通百姓的所谓凶狠，也不必苛责，只不过是作者为了逗笑而夸大他的粗鲁而已。因此，历来《水浒传》的读者和评论家，也从没产生过李逵虐待、压迫老百姓的误解。
“拳打镇关西”，被认为是违反法度的，三拳把人打死，太残暴太野蛮。其实这段描写就是高度喜剧化、戏谑化的。鲁达先是戏弄郑屠：要十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要十斤肥的，不要半点瘦肉；要十斤骨头，不要半点肉。用戏弄郑屠的办法拖延时间，让金老父女走远。读者读来不觉恐怖，而觉可笑。用的语言也充满了调侃、戏谑的色彩。如鲁达“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金圣叹说：“肉雨二字，千古奇文。”袁无涯本评语：“肉雨二字，俗而典，莽而趣。”打郑屠三拳描写，更是色彩斑斓，妙趣横生。把一场暴力冲突，变成了一幕喜剧。难怪金圣叹评论：“眼根色尘，真正奇文。”容与堂的批语是：“好文章，好文章，令人手舞足蹈。”袁无涯本的眉批说：“庄子写风，枚生写涛，此写老拳，皆文字中绝妙画手。”读者在欣赏这篇奇文时，眉飞色舞，拍案叫绝，早把“违法”“残暴”之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孙二娘的人肉馒头店，恐怖吗？实际上作者是把恐怖的人肉馒头店变成了男女调情的风月场。武松看出这是个黑店时，调戏孙二娘，问“你家丈夫怎地不见？”“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恁地时，你独有一个须冷落。”“孙二娘笑着寻思道：‘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倒来戏弄老娘！’”孙二娘就说：“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几碗了，去后面树下乘凉。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后来武松装醉，伙计抬不动，孙二娘脱了衫，解了裙，赤膊着来抬，被武松“当胸搂住”“压在妇人身上”。正如金圣叹所说：
前篇写武松杀嫂，可谓天崩地塌，鸟骇兽窜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之时，斯固百江郎莫不阁笔坐愁，摩腹吟叹者也。……于是便随手将十字坡遇张青一案，翻腾踢倒，先请出孙二娘来。写孙二娘便加出无数笑字，写武松便幻出无数风话，于是读者但觉峰回谷转，又来到一处胜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将顶天立地、戴发噙齿之武二，忽变作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上文何等雷轰电激，此处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阳冈上大虫，此处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后幅，便一发尽兴写出“当胸搂住，压在身上”八字来，正是前后穿射，斜飞反扑。不图无心又得此一番奇笔也。
金圣叹认为这段描写，起了调节作品气氛，多侧面表现武松性格的作用。
《水浒传》中人肉馒头店的描写是公式化的。如宋江的遭遇，成为一个公式：入险境——等死时说出自己姓名或被人认出——众人拜服。清风山：宋江被抓——要把他的心肝做醒酒汤——“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等三人“纳头便拜”（第三十二回）。揭阳岭人肉馒头店李立麻翻宋江——准备做人肉馒头——李俊从押解他的公文看出是宋江——李俊、李立等四人“纳头便拜”（第三十六回）。浔阳江上：宋江上贼船——张横要杀宋江——李俊赶来，认出宋江——张横等“纳头便拜”（第三十七回）。武松在十字坡情况基本相同：入险境，有被做人肉馒头的危险——自己识破——说出姓名——张青“纳头便拜”（第二十七回）。有学者指出：“说书体小说，出现情节套路化，关目雷同化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写人肉馒头店等一是为了制造紧张气氛，让读者为他们的命运担心；二是为了说明宋江、武松在江湖上崇高的威信；三是通过这样的情节，让宋江等结识一批好汉，以便后来“众虎同心归水泊”。
袁无涯评本引陈继儒的话说：“天上无雷霆，则人间无侠客。”作者认为杀人等对绿林好汉来说是家常便饭，无足为奇。所以，对杀人等轻描淡写，好像是好汉们的日常生活，而对通奸事更感兴趣，写二潘的奸情写得眉飞色舞。所以，对人肉馒头店的描写是千篇一律的，都是“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这么几句，没有感染力。
无可讳言，《水浒传》里有些描写没有化丑为美，表现了野蛮、嗜血的倾向，如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之后，去抓黄文炳，还吃他的肉等，画蛇添足，不但表现了梁山泊好汉的野蛮，在艺术上也是失败的。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不奇怪的，因为《水浒传》是在民间说话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创造而成的，它反映中国底层百姓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也反映说话艺术的特殊要求，如郑振铎所说：
“说书家是唯恐其故事之不离奇，不激昂的；若一落于平庸，便不会耸动顾客的听闻。所以他们最喜取用奇异不测的故事，惊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叙的趣味。”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也说：
“对暴力的热心描绘常常是口传故事的显著特征。……赤裸裸的暴力在许多史诗和其他口语样式里处于核心的位置，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仍有大量遗存，到了后期的文学叙事里才逐渐退居边缘。”
可见这是口头文学中的普遍现象，中西作品概莫能外。几百年前的作家不可能具有现代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这份资料比较全，收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