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潜病逝，追悼会上程妻问周恩来：程潜究竟算什么人？
1968年4月12日，北京八宝山，何香凝、熊克武等民革成员聚在一起，送别他们的老朋友，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
程潜追悼会进行的第二天晚上，周总理前来吊唁，程潜的遗孀郭翼青紧紧握着周总理的双手，问出了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一个问题：“程潜究竟算是什么人？”
在那个敏感特殊的年代，问出一个敏感问题，这让在场众人不由屏息凝神，因为他们明白，接下来周总理的每一句话，都将载入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程潜的盖棺定论！
望着郭翼青憔悴的面孔，周总理郑重地说道：“颂公是中国革命的功臣，也是中国人民的英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郭翼青会问周总理这样的问题，程潜将军的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壮阔呢？
程潜
1882年3月31日，程潜生于湖南醴陵县的一个耕读世家。少年时期，程潜深受父亲的影响，走上了科举之路，希冀有朝一日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在不懈努力下，16岁那年，程潜通过童试成为秀才。
然而人生多艰，世事多变。1898年，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发动了戊戌政变，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惨遭杀害，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失败告终。
慈禧
面对内忧外患，程潜极为愤慨，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在他的眼里，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边缘，如果不经历一场大变革，不足以振奋起麻木的国人之心，于是逐渐萌发了投笔从戎以报效民族的志向。
庚子之乱结束后，程潜决定此生不再参加科举，放弃了自己的秀才功名和岳麓书院的学子地位，踏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1903年，程潜孤身一人前往长沙，准备参加湖南武备学堂的入学考试。但在那个年代，由于讯息不通，等程潜抵达省城时，才发现醴陵县的名额已被全部占据，自己成了没有考试资格的“编外人员”。
赵尔巽
面对这种情况，程潜毅然决定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洋洋洒洒写下几千字，表达了自己从军只是为尽匹夫之责，绝非为了功名利禄而来的心意。赵尔巽读完程潜的自白书后，对这位放弃功名的考生大加赞赏，认为其志可嘉也，于是破格给予醴陵县一个额外的考试名额。
赵尔巽
翌日，程潜参加了湖南武备学堂的入学考试，在同期的40人中，程潜没有辜负赵尔巽的信任，文武两科高居榜首，成功进入湖南武备学堂，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军事教育。
1904年，作为湖南武备学堂中的佼佼者，程潜被清廷选中派往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成为了一名公派留学生。
抵达日本后不久，程潜在中国留学生的联谊活动中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反清志士。在他们的熏陶下，程潜明白中国衰颓的原因不是因为科技落后，真正的祸根是藏在紫禁城中那两千年来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程潜加入了革命同志会，从保皇派变成了革命志士。
黄兴
1905年，程潜加入了同盟会，并有幸结识了同盟会创始人孙中山。在聆听了孙中的革命理念后，程潜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从原本的反清革命进化到了天下大同，三民主义自此牢牢扎在了程潜的心中，使其成为了一名有思想的革命战士。
孙中山
三年后，程潜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振武学堂毕业，应伯乐、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邀请，程潜回国入川训练新军，同时受同盟会本部委派，在新军内部发展组织、谋求反清革命。
当时，各地反清起义不断，资产阶级立宪派借反清起义向清廷施压，要求清政府尽快完成立宪工作，做到还政于民，从而安抚全国人民的反清情绪。然而，爱新觉罗的宗室们不愿意放弃老祖宗留给他们的权力，在立宪问题上大打拖延牌，并炮制出一个大部分由皇族成员组成的“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出现，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打消了立宪派对清廷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掀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程潜得知消息后无比兴奋，立刻乘坐轮船前往武汉，参加由黄兴指挥的汉阳保卫战，承担龟山炮兵阵地的指挥重任。
在战斗过程中，程潜身先士卒，充分利用地形和机动，率领起义炮兵不断变换阵地，向清廷军队猛烈开火，为革命军控制武汉立下了赫赫战功。
宋教仁
武昌起义给清王朝敲响了丧钟，但程潜心中的大同天下并没有实现，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革命果实。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袁世凯试图将国会变成自己的一言堂，于是在1913年，袁世凯命人刺杀了宋教仁，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心，也让程潜看清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真面目。
1913年，为了挽救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发动讨袁“二次革命”，身在湖南的程潜立刻响应，迅速组建了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积极策划讨袁。但袁世凯兵多将广，北洋军骁勇善战，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程潜也受到了袁世凯当局的通缉。
面对北洋军阀的通缉和迫害，程潜无奈之下只得东渡日本，继续在海外筹备反袁大计。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署《二十一条》，希望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同年12月，袁世凯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是为“洪宪帝制”。在共和民国深入人心的时代，“洪宪帝制”不仅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也向世人暴露了袁世凯独夫民贼的本质。
袁氏称帝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在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1915年年底，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打出了再造共和的旗号，并组织军队讨袁。程潜见状立刻回国，被唐继尧任命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率领部众启程回乡，并于次年3月23日抵达靖县，建立护国政权，号召湖南境内官兵反袁驱汤。
“洪宪帝制”本就不得人心，再结合各方势力的通力协作，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一片骂声中草草结束了一生。
蔡锷
袁世凯死后，他的部下们瓜分了主子留下的政治遗产和军队，中国正式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代。
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军阀的眼里，土地、军队和人民都是自己的私产，长时间的混战让孙中山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不可能指望这群窃国贼幡然醒悟，只有建立真正有思想的革命军队，才能建立真正的民国。
1920年8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组革命军政府，程潜凭借出众的军事能力，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着手组建新式陆军，协助孙中山开展北伐大业。1922年5月，鼓吹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不满孙中山的北伐意图，于次月指使所部叛变，并炮轰孙中山驻地，程潜冒死掩护孙中山脱险，随孙中山登舰应变。
陈炯明
平定叛变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之后于韶关誓师北伐，程潜随从出征。在孙中山先生离世后，程潜继续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北伐和东征过程中展现了出众的军事及战术素养，为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反清到辛亥革命，从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再到平定陈炯明和筹备北伐，无论何等艰难，程潜一直是孙中山先生身边最忠诚的助手。正如他曾在《告湖南民众书》中所说的那样：“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我是亲见的！他的革命事业，我是亲闻的！”
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攫取了北伐战争的果实，而程潜作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但对于程潜这般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不敢明面上放肆，只能“智取”。同年年底，程潜突遭李宗仁扣押，旋即被解除了军权，其下属的第六军顿时群龙无首，部队迅速被分化，后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尽数吞并。就这样，蒋中正用不流血的方式将程潜排挤出了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层。
程潜
1927年6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停止了程潜中央执行委员的职权，正式将他踢出了党政核心层，先后失去军权和行政权的程潜，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于是选择和家人一起迁居上海，过起了深入简出的隐居生活。
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程潜乎？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就此爆发，程潜毅然投入抗日救国的民族战争中，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938年2月，侵略者调集四个精锐师团，向我中原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以新乡平原为跳板，进而直逼华中重镇武汉。为了粉碎日方图谋，程潜率部在新乡平原与侵略者展开了大规模会战，重创敌人主力。
同月，程潜收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发来的电报，得知其部下庞炳勋军团驻守的鲁南重镇临沂告急。
张自忠
程潜得知消息后，立刻命令离庞炳勋最近的张自忠率领所部第59军前往支援，因张自忠与庞炳勋在早年间有激烈冲突，在接到支援命令后，张自忠甚是彷徨。
程潜得知此事后，立刻拨通第59军军部的电话，对张自忠说道：
“你与庞炳勋的恩怨乃是个人私仇，如今国家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你应该抛弃前嫌，共报国仇。
当年李宗仁曾经无端将我扣押，夺走我的部下，现在我难道不去支援他吗？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言论，成功打消了张自忠将军的疑虑。
李宗仁
识大体，顾大局是程潜的特点，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世人鲜有的君子之风。
整个抗战期间，程潜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坚持国共合作，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挑起的摩擦行动，经常掩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
1940年5月，程潜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虽然离开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但在后方，程潜一如既往地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他经常与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坦诚相谈，共商抗日大计和未来国事。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向以“儒将”示人的程潜愤怒地把国民党顽固派从上到下狂骂一遍，逼得多名大员亲自登门造访，向程潜致歉。
程潜用最大的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伟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社会各界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大资本家和自身的利益，决意要与共产党一决雌雄。1946年6月26日，反动派军队22万人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在蒋介石眼里，解放军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自己外有美援，内有大资本家提供的巨额军费，胜利唾手可得。然而在随后的两年，蒋匪军损兵折将，不仅没能完成所谓的“剿灭”大业，反而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
解放战争后期，程潜被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主管湖南地区的军政大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程潜对家乡父老连年遭受战争戕害深为痛心，对腐朽不堪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更是深恶痛绝，为了家乡人民的未来，程潜决意摆脱南京反动政府的控制。
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百万雄狮渡过长江。同月，程潜暗中委托族弟程星龄全权代表自己同中共地下党联系，谋求湖南一地的局部和平。
为了表达诚意，程潜决定停止征兵，减少对农民的压迫和大规模征粮运动，释放大量政治犯和被长时间羁押的民主人士，并对湖南全省的贪官污吏展开清算，裁撤了蒋匪中央安插的各种反动组织。
陈明仁
同年6月，在我地下党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程潜撰写了关于和平解放的备忘录，承诺一旦时机成熟，就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击以蒋介石、白崇禧为首的反动残余势力。
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腐朽的国民政府，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程潜与陈明仁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邀请程潜来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程潜乘坐的火车于9月9日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人前来车站迎接。
程潜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个起义人员，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已是万幸，竟还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下车之后，程潜望着人群，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中满是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心中不由一酸，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在第一届政协会上，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在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于迎来理想中“大同社会”的程潜，决意将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为了能让人民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中央启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造计划。
此时的程潜已经年近古稀，他不顾自己身体老迈，亲自深入荆江沿岸调查，掌握大量详尽材料，成为荆江分洪工作的重要参考，为新中国的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在基建上的贡献外，作为私德典范的程潜，还数次向毛泽东进言，整肃社会和干部群体中一些不良风气，使得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程潜人生最后的十几年，为新中国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以古稀之龄登高山之巅，立不世之功。
1968年，程潜因病不幸逝世！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程潜的身份异常的敏感，因此到底是否为他举办追悼会成了一个难题！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程潜的追悼会才顺利举行！
当时，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也亲自前来吊唁，见到程潜遗孀后，周总理向她表达了亲切的慰问。
就在这时，程潜的遗孀问道：程潜究竟算什么人？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正如屈武所说的那样，程潜同志一生不断前进，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他走过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于找到了光荣的归宿。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