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了，“八大胡同”向何处去？毛泽东：要把屋子打扫干净

194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了毛主席秘书打来的电话，请他立即到中南海开会。

当罗瑞卿匆匆赶到时，菊香书屋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另一位，就是一言不发、面色沉重的毛泽东。

毛主席在菊香书屋

原来，在罗瑞卿到来之前，彭真正在向毛主席汇报这一段时间以来，对北京城的社会调查情况。

其中，彭真着重提到了“八大胡同”里妓女的悲惨生活，其中有一个13岁的妓女，甚至已经染上了性病。

听完汇报之后，毛主席当即给罗瑞卿下达指示：

“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屋子打扫干净！”

八大胡同的女人们

罗瑞卿雷厉风行，很快便拿出了方案，当他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很满意：“这个计划很好！”

于是，在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并即将推行至全国各地。

在新生的中国，一场面对妓女的“拯救行动”，就此展开。

古龙的武侠小说里，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世间最古老的生意，头一个就是妓女。

这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却是事实。

根据《中国娼妓史》的记载，早在殷商时期的宗教仪式中，就出现了“巫娼”的现象——巫女们通过与男子交合，在欢愉中获得所谓的“神明庇佑”。

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为了增加税收等目的，设立了“女闾”，也就是最早的官营妓院。

正因如此，在后世的青楼之中，基本都挂着管仲的画像——他成了娼妓业的祖师爷。

管仲塑像

有了管仲的先例，自春秋战国以降，历朝历代都将官营妓院作为国家税收的一大来源，唐宋的“教坊”、明代的“教坊司”，都是做这门生意的。

直到清朝康熙十二年，教坊制度被彻底废除，私人所开的青楼妓馆才成为了主流，而清政府以及之后的北洋政府只负责进行登记、收税，其他一概不理。

从这一时期开始，娼妓业开始野蛮生长，青楼妓馆遍地生根，在各大城市，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妓院和妓女。

清代青楼女子

根据史料记载，到了民国时期，北平城里最多时，有406家妓院，在册妓女3889人，而在上海，各类大小妓院更是达到2100家左右，妓女25000余人。

此外，在天津、广州、成都、汉口等大城市，都有许多女性，靠着这份皮肉生意生活着。

1919年，在中国做社会调查的学者甘博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当年，伦敦妓女与居民的比例大约是1:906，而北平则是1：285，上海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37。

正因如此，当时的报纸上曾有评论，中华民国，别的都不成，唯有“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

“摩登”的民国妓女

“五四运动”之后，妇女解放的声音逐渐兴起，废除娼妓业的呼声也愈演愈烈，迫于社会内部和国外舆论的压力，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搞了一次规模颇大的禁娼运动。

1928年7月30日，作为表率，南京市政府首先下令，要禁绝全城所有妓院，随后，在8月份，国民政府又向各省民政厅发布命令，要求取缔娼妓业，禁止向娼妓征税，并且要鼓励娼妓从良。

表面上看来，国民政府仿佛是动了真章，然而，与它发动过的无数运动一样，这次禁娼运动，又掉进了虎头蛇尾的怪圈里——

从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各地的娼妓为数众多，再加上与之相关的饭店、商店、旅馆等一整条产业链，牵涉到的人数更为庞大。

民国南京的繁华街景 妓院出力不小

因此，当娼妓业被取缔后，无数问题便出现了——妓女们要往何处去？靠着这一行吃饭的人怎么办？税收的缺口要怎样弥补？......

面对这些问题，与其说国民政府无力解决，还不如说，它压根就没想解决。

有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就在南京市下令取缔娼妓业后不久，南京的许多商人们便撑不住了，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恢复妓院营业，保持市面繁荣。

听到这个消息，南京的妇女组织也坐不住了，找到市长刘纪文，表示强烈反对。

然而，刘纪文却表示：哎呀，这个妓女救济嘛，非常麻烦，没有那么简单。何况，很多人成为妓女，完全是因为她们生性放荡、自甘堕落，有什么拯救的必要呢？再说了，世界各国这种情况都很多嘛，“乃文明社会之自然现象”！

南京市长刘纪文

刘纪文的话不中听，但却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想法——妓院行业属于“贱业”，从事这一行的妇女自然也就成了道德败坏的家伙，对于这种人，让其自生自灭即可，干嘛要大费周章呢？

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1951年，上海市开始正式取缔妓院之后，曾经对第一批收容的501名妓女进行调查，得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

在这501名妓女中，由于被父母、丈夫抵押出卖、无经济收入、或是被人拐骗等原因成为妓女的占到了90.8%，而由于“自甘堕落”成为妓女的，仅占3.4%。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妓女，都是在苦海中挣扎求活的女人。

在妓院中发生的种种黑暗故事，也佐证着这一说法：

20世纪30年代，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麦倩增写了一篇论文，名为《北平娼妓调查》，其中提到，当时妓院的老鸨、领家（主管），对待妓女的手段极为酷烈，稍有不驯顺者，便用“烧红的通条来打”，一直打到妓女无力反抗为止。

而据一位名叫徐淑敏的妓女自述，她3岁时便被父母卖到妓院，一直生活在黑暗、苦难与恐惧之中。在她身边，有一个名叫翠云的妓女，得了痨病，正在奄奄一息之时，妓院的领家便扒去她的衣物，将她塞进棺材里，即使翠云仍在呻吟着：“我没死......”,领家还是命人钉上棺材盖，就这样拉出去掩埋了。

民国妓院大门 像张黑洞洞的嘴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国民政府的“精英们”来说，这些妓女不过是路边的石子，看见和没看见差不多，至于拯救妓女，更是笑话——有人会去拯救路边的石子吗？

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各大城市的妓院纷纷恢复营业，烟花柳巷、歌舞升平，一切都恢复了从前的样子。

正因如此，当新中国宣布要取缔娼妓业时，许多老鸨、领家纷纷嗤之以鼻，觉得这不过又是做做样子而已。

然而，他们完全低估了新中国的决心。

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元帅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30分，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通过仅仅半个小时之后，北京市长聂荣臻发出指令：封闭妓院！

随着命令下达，北京市各个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晚上8:00整，北京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等部门出动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小组，查封了北京全市的224家妓院，集中收容妓女1303人，初战告捷。

随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也纷纷展开行动——由于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各地基本都采取了先清查登记、限制营业，随后逐步取缔的方式，对娼妓行业展开了围攻。

被送到收容所的妓女们

关闭妓院，只不过是取缔娼妓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给这些曾经的妓女找到一条全新的活路——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妓女社会地位极低，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妓女的收入仍然是要远远高于普通劳动妇女的。

1930年，天津市社会局对妓女收入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除去极少数的“花魁”之类的一等妓女之外，二等到五等妓女，平均月收入为26.48元，平均月支出25.29元，每月还能存下1块多大洋。

与之相比，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里的“芦柴棒”，每天的收入不过是3角8分钱，一个月下来，也就11块钱左右，两下里比较，高下立现。

民国纺织女工

即使与一般的知识分子相比，妓女的这份收入也不算逊色——根据史料记载，20世纪2、30年代，浙江省新入职的小学教师，每月薪水也就是在20块大洋左右。

不需要什么工作技能，收入又相对可观，这就是许多妓女虽然遭遇悲惨，但仍难以彻底脱离妓院从良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对未来完全失去希望，许多妓女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即使挣到了钱，也很快便挥霍一空，甚至举债度日。

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她们回归正常生活，靠双手自食其力，着实困难重重。

要彻底改变这些妓女，需要一场由外到内的彻底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要把她们真正当做一个人来对待。

作为一个人，首先要保证的就是生命权，因此，当新中国将妓女带进收容所时，第一件事就是帮她们治病。

当完成收容工作后，北京市对这1303名妓女做了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结果让医生大跌眼镜——

在1303名妓女中，至少有1种性病的为1259人，占总数的96.6%；

在这1259人里，有2种或以上性病的558人；

同时，大量妓女还有心脏病、胃病、妇科病、肺结核、气管炎、眼病等症状；

......

而根据上海等地的体检记录记载，全国妓女的健康状况基本都与北京没什么区别。

正在进行治疗的妇科医生

病症诊断完了，可治疗是个大问题。

对于梅毒等性病的治疗，当时最有效的办法是注射盘尼西林，而新中国并没有能力生产这种药，全部依赖外汇进口，计算下来，仅一个早期梅毒病人，就要花费旧币100万元以上。

同时，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库存的盘尼西林都要供应前线，这样一来，被收容的妓女们就陷入了无药可用的困境。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领导人们作出了果断的决定——

北京市长聂荣臻指示：“她们是我们的姐妹，所以必须治！”

上海市长陈毅下令：“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

......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元帅

就这样，各地被收容的妓女们都得到了妥善的救治，而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买单。

无微不至的照料，温暖了这些女人苦难的心灵，她们说：“以前我们害病，有谁理呀？席子一卷就给拉到天坛底下埋了，现在共产党拿我们当人待，我们要转不过脑筋来，可就太对不起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了！”

治好了身上的病，心里的大门也就打开了——

从进入收容所的第一天起，“妓女”这个名称就从这些女人身上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学员”，一个称呼的改变，让很多女人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

在收容所里，这些原本受欺压、受剥削的女人们，开始拿起书本，学着读书写字；开始学习技术，掌握生存的本领；开始参加劳动，许多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

在收容所里联欢的学员们

走出收容所之后，根据这些女人自己的意愿，政府又为她们提供了一重保障——

愿意回家乡投奔亲人的，各地政府要定时对学员的情况进行回访，保证其在家乡可以正常生活、劳动，不受歧视；

愿意嫁人的，严格考察男方的工作情况，确保男方有正当工作，能够成立稳定家庭；

无家可归的，政府或是将她们安置到农场、工厂，或是将她们组织起来，成立各类小型企业，不让一个人再次流离失所。

......

学员结婚时 北京市收容所开出的保证书

就这样，到了1953年，随着学员们纷纷重新走向社会，各地的收容所逐渐撤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娼妓业，就此消失。

衔笔说：

关于这场运动，历史课本上称为“社会改造运动”。

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场“拯救行动”。

如今，在许多自以为“睿智”的人看来，妓女，是社会的渣滓，完全不值得同情和拯救，“劝妓女从良”，甚至成了他们口中的笑话。

然而，就在70年前，新中国就曾经这样做过这样的事。

这场“拯救行动”，不仅是让这些女性脱离了苦海和牢笼，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用行动证明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个人，生来就应当被欺侮和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