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兄弟，背道走：王安石与司马光为何从好友变成政敌？

当皇帝觉得自己的位置保不住了，便需要一场“改革”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一是与前朝势力争权、二是扩充自己的钱包、三是为自己在天下与后世留下好名声。十九岁的宋神宗，在亲眼目睹了强敌环伺之下，大宋王朝山河破碎，心中对于变法的愿望愈发强烈，于是他选择与王安石联手，掀起浩浩荡荡的“熙宁变法”，认为“励精图治，将有大为”。但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改革，哪怕作为相互欣赏的好友，司马光最终选择与王安石对立，这又是为何呢？

一、变革之日，有为之时

“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年轻人仰慕先祖的功绩，立志“雪数世之耻”，宋神宗这番热血之志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得知王安石的变法之论后，越发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位巨擘站在自己的身边。相比宋仁宗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王安石因为宋神宗的青睐非常激动，一改之前无心官场的形象。熙宁元年（1068），在进行基本的分封流程后，宋神宗迫切地向王安石伸出橄榄枝，年近五十的王安石欣然领命，成为改革派在中央的定海神针。

早在宋英宗时期，就对宋朝的弊政做出一定的调整，而宋神宗少时经历熏陶最多的便是法家学说，因此对变法改革有着浓厚的信心与期待，加上前朝的改革先锋欧阳修还在世上，这使得宋神宗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万民歌颂的那一天。王安石对宋朝制度的全盘改革不是空穴来风，得到欧阳修欣赏的他早就对范仲淹改革做出分析，加上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有信心觉得自己能够拉一把大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到了。

二、君子之争，为国为民

司马光和王安石为知己好友，年轻人相交，没有什么花花肠子，两人都是文学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话题不断，交流学问，谈古访今。两人的经历也颇为相似，同样都是年少就享誉盛名，在中央有欧阳修和庞籍两个赏识自己的大佬撑腰，在地方上各自游历数年见识到了民生疾苦，还心怀救国济世的雄心壮志。然而待人接物的态度不同，导致了这两位领袖人物走上了对立面。

王安石重法，他认为宋仁宗改革的失败在于“今天下之人才不足”，不懂法度的士大夫们已经成为国家毒瘤。司马光重礼，爱戴百姓，在他看来，大胆激进的变革很不得他心。尤其是王安石主张取利于民，开源富国，而司马光则主张节流，施展“仁政”来使民富裕。因为宋神宗对改革的青睐以及文人傲骨，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对立在刚开始没有如此激烈，以司马光的退让暂告一段落。

三、青苗创收，改革失败

“青苗法”并非王安石首创，为了有钱对抗藩镇，大唐中后期的皇帝们想方设法扩充自己的钱包，此法孕育而生。在青苗法之前，宋朝就有类似的常平制度，其作用就是在丰年时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时平抑物价，主张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然而运行效果不佳。王安石主张政府运用有息贷款的方式救济百姓，在他知明州鄞县时取得不错的绩效，因此让王安石认为运用“青苗法”能够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达到他和宋神宗预期目标：先“富国”，再“强兵”，最后“武统”。

仅从效果来看，青苗法确实给宋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有了一大笔钱，宋神宗和王安石也能放心打仗。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的鼎立支持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这场军事上一次空前大捷让宋对西夏的腰板更硬了，也极大鼓舞人心。然而司马光对于“青苗法”却有着非常高的厌恶，他看到的是改革派们为了政绩强买强卖的丑恶嘴脸，以及百姓因为还不起债而苦不堪言的悲惨遭遇。司马光不再忍受，他奋起反抗，在探得神宗不愿意废除新法后以退为进，继续编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论政事，这一忍就是十五年。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六十七岁的司马光抓住机会，借太皇太后之手全面废除新法。当然，围绕二者的争斗并未停止，改革派当权，司马光遭贬，还被打为“奸党”；守旧派宰执，王安石被踢出孔庙配享。

历史上变法改革者，能有好下场的少之又少，王安石掀起变法大潮，目的是尽快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全力应对外战，他想要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为战争机器，因为再不打个胜仗，“忘战必危”。然而司马光做不到“竭泽而渔”，他希望看到的是类似汉、唐的盛世，而不是秦的黩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个人的感情只能放置一边，王安石义无反顾，司马光一击毙命，都只不过是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