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张彻,他已经四十出头,但还是很愤怒,不满目前的工作,对电影抱着自己一套的理想。
张彻大谈中国电影为什么不能起飞?什么时候才和好莱坞作品争一长短?身高六尺的他,穿着窄筒的裤子,留着一撮钩状的短发,挂在前额,不断地用手指整理。
当年,我被邵逸夫先生派去东京,当邵氏驻日本经理,半工半读,负责购买日本片在东南亚放映的工作。香港没有彩色冲印,拍完后送到东洋现像所,拷贝送去之前由我检查,所以也看了所有的邵氏出品。
后来看到张彻的《独臂刀》,实在是令我耳目一新,拍出了他谈过的真实感和阳刚之气。
尽管他已成为了很有势力的所谓“百万导演”,我人在日本,不知他的威风。当公司说他要来拍《金燕子》这部戏的外景,我负责制作,重逢时还是当普通同事看待,平起平坐,公事公办。
研究完剧本后,我们在一家日本寿司店的柜台坐下,张彻不停地用他的打火机叮的一声打火抽烟,又不停地用钢笔做笔记,还有最奇怪的是,他不停地玩弄露在西装外的袖口,我对他那些怪动作不以为意,到最后他忍不住了问:“你没注意到打火机、钢笔和袖口钉是一套的吗?”
在拍摄现场,张彻大骂人,骂得很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刻破口大骂。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张彻绝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不同,只有由他去了。
张彻在高峰期一口气同时拍四五部电影。
邵氏的十四个摄影棚他要占七八个,待他一天可以拍两三组戏,但从第二棚走到第五六棚,他都不肯走路过去。住的是影棚附近的宿舍,一下楼就坐上车子,拍完戏坐车回来。
年轻导演总有点理想,希望在片中加点艺术性或探讨社会性的东西进去,商业路线就走歪了,变得不卖座。张彻绝对不允许这些行为,又开始大骂人,我亲眼看到一些已经三十多岁的导演被张彻骂得淌出眼泪来,深感同情,对张彻甚不以为然。发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张彻从不运动,打不过我的。
但是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冲突过,他一有空就跑到我的办公室,聊聊文学和书法,喝杯茶。偶尔也约金庸先生和倪匡兄一起去吃上海菜。这期间,倪匡兄为他写的剧本最多,大家坐下来闲谈一会儿,主意就出来了,倪匡兄照样说:“好,一个星期内交货。”
其实,他三天就写好,放在抽屉中再过四天后等人来拿。
剧本是手抄后用炭纸油印出来装钉的,张彻在等摄影组打光的时候,用笔在动作和对白之间画线,分出镜头来。只在分镜头时,张彻没有开口骂人。
后来他在香港感到了制作上的限制,向邵逸夫先生提出组织自己的公司“长弓”,带了一大队人去台湾拍戏,资金由邵氏出,张彻自负盈亏,但票房收益可以分红。
这是张彻兵团走下坡的开始。在台湾的制作并不理想,两年后就结束了长弓公司,欠下邵氏巨额的债务。
换做别人,一走了之。但是张彻遵守合约,用导演费来付清欠款,一共要为邵氏拍二十几部戏抵还。每天再由片场回到宿舍,从宿舍到片场,一个摄影棚到另一个摄影棚,剧本上的镜头分了又分。
合约满了,张彻到大陆去拍戏,带动了早期内地的武打片,至今的许多电视动作片集中,还能看到他的影子。
从电影赚到的钱,张彻完全投资回去,有过光辉的人,不肯退出舞台。我曾经写过,张彻像他戏中的英雄,站在那里被人射了一身的箭,还是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