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晋商

一、帝后仓皇辞庙堂晋人隆重接驾忙

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宫御辇出京城。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1900年8月15日凌晨，慈禧偕同光绪慌慌张张地经由德胜门逃离北京，一路极其狼狈。为了加快逃跑速度，既不能多带东西，也不敢打出两宫“出巡”的旗子，更没有带多少侍从和军队，唯恐队伍过于庞大，引来八国联军的追赶。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亲贵，要车没车，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究竟往哪儿逃也没有思想准备，只好听天由命。可谓“漫漫雾蒙天变色，潜潜泪下地无声。”

然而，逃难队伍一到山西，情况迥然不同了。在《庚子西行记》一书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路经山西太谷县的所见所闻，“十八日往太谷，去省二日程，未至二十里，榆柳夹道，路平如砥，旅店整洁，肴馔丰典，酒则黄白均有，肴则南北俱备，盖其地为晋省富户所萃，非如是不足邀其顾盼也。”从北京一路行来，与沿途“居民奔避，闾里萧然不见行人，”到旅店“车往至则无人应门”的情况相比较，不能不让人惊叹山西商人的富庶。

慈禧、光绪一行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8月27日)进入山西天镇县境内的。庚子事变时，慈禧、光绪在外流亡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在这485天的时间里，慈禧、光绪从七月二十一(8月15日)离开北京，到进入山西，他们有53天时间在山西境内度过。八月十七(9月10日)，慈禧、光绪抵达了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府(今太原市)。慈禧在太原停留了21天，这也是她自从八国联军对华开战以来生活最安稳舒坦的一段日子。闰八月初八(10月1日)，慈禧继续向西安方向前进，在经过了徐沟县(今太原清徐徐沟镇)后，于闰八月初九(10月2日)抵达了祁县。行宫就设在当时祁县最著名的晋商票号“大德通”总号，受到了山西票号的隆重接待。闰八月十二(10月5日)，慈禧“驾临平遥城……”平遥县知县沈士嵘接旨好不慌张，立即传来乡绅宋梦槐和各商号的财东布置接驾。全城市面一律张灯结彩，各十字路口架设黄布牌楼，从惠济桥到洪善驿的20里官道，从东城门直达郝家堡，黄土垫道，清水稍洒。沈士嵘和县丞等有顶戴的官员与平遥豪绅宋梦槐、陈汝猷、赵洪猷等以及“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百川通”……等几十家平遥商号的商人们，至驿站接驾。

二、 两宫逃难资费紧晋商筹款表忠肠

其实，当慈禧的车驾由河北即将进入山西时，最早获得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地方官员，而是有四通八达商业网络眼线的山西商人，这就是祁县的乔家。乔家与官员的结合非常紧密，这是乔家商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与朝廷官员的紧密联系，不仅使乔家最早得到了慈禧西逃的消息，而且给乔家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太原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

贾继英(1875——1944)，字俊臣，祖籍山西省榆次县郝家沟村。因家贫，迁居六堡村(今山西晋中榆次区北六堡村)。贾继英生于六堡村，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长大后，进入“大德恒”票号学徒。后因精明干练，有胆有识，善于应对，遂提拔他为“跑街”(商号叫“跑外的”)，常驻太原，社会交往日广，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恒对于朝廷内外的战与守，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山西的不少官员，也要通过大德恒来了解朝廷对战事的态度和战局的动向。

八月十三(9月6日)，为慈禧打前站的“粮台会办”吴永（后来成为曾纪泽的女婿）已先期到达太原，他一边让毓贤等人镇守固关，防止尾随的洋兵侵入山西。一边又让其他官兵维护社会治安，并动用官银，准备迎接銮驾到来。同时，他和新提拔的冀宁道台许涵度(原潞州知府，因馈献慈禧而得以升官)，召集城内各大商号的商人们开会，动员大家为随行人马筹集饷银。由于此事发生突然，多数商号掌柜们不知详情，都不便冒然地与吴永见面，所以真正与会的多为二、三掌柜或者是指派的代表。其中，大德恒的代表就是贾继英。只是由他根据大掌柜闫维藩事先嘱咐，不仅带头行动自报捐银3000两，而且还详细陈述了捐银的利害关系，表明了晋商的爱国思想，从而使紧张的气氛很快趋于缓和，不到半天时间即凑到了10万两白银的巨款。为此，吴永对晋商满意，对贾继英也十分好感。临走时，两人交谈言笑，表示愿建友谊，互为来往。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大德通票号的经理高钰。高钰(1854——1919)，字子庚，祁县子洪镇人。在执掌大德通票号的25年中，为扩展业务，获取高额利润，结交清朝官府庆亲王，追随巡抚赵尔巽。赵尔巽将所有的军政费用交其办理存拨，人称高钰是“二督抚”。自其任经理后，大德通盈利大增，声誉日隆，为当时祁县票号之首。慈禧出逃期间，高钰和随驾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十分紧密。即将“西巡”这个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是预先就了解到的。得到消息后，高钰做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里里外外装饰一番，用红绸缎作地毯沿路一直铺到票号总店，作为慈禧、光绪二圣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三、 岑春煊索办钱粮贾继英巧智应对

山西商人富贾一方，名闻海内外，肯定会引来某些人的垂涎。在山西商人的这次借款事件中，有一位人物不得不提到，他就是岑春煊。岑春煊仰仗着太后的支持，打出了太后的招牌，也来跟山西商人借钱了。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光绪年间的举人。在清政府官吏中，岑春煊以敢于言事、参劾官员而著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朝廷谕令，要求各省督抚派兵进京“勤王”，但应命赴京者寥寥无几。此时，岑春煊已经调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又称藩台)。在得到慈禧、光绪西逃的消息后，岑春煊“亟率所部，奔走访求，迎谒于南口途次”。根据记载，岑春煊总共率领马步兵2000余人，携带银子5万两，从兰州日夜兼程北上“勤王”，并且在岔道(今延庆县岔道村)和慈禧、光绪的逃亡队伍会合了。

到达太原后，岑春煊取代了吴永为“前路粮台会办”，直接指挥地方官员为太后一行解决钱粮、食宿等问题。他想借重振太后銮驾威仪为由，向晋商索要一笔巨款。太后到来之前，商人们已经力尽所能，有所捐奉。到太原后，吴永又来游说，又借走了10万两。此时的太原正处于混乱之中，慈禧准备继续逃亡西安，如果借出去，款项以后该由谁来还?岑春煊的做法，让很多商人感到为难，主动上门找阎维藩及贾继英商量对策。贾继英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条意见，即:第一，不管岑春煊敲诈勒索，这项借款还应公开答应，这样，就能既给太后和朝廷圆了面子，也能显出晋商的实力和气魄，同时也说明山西商人一向是忠义诚信、爱国爱民的；第二，鉴于太后西逃太急，前途未卜，因而这项巨款不能实付，只能借口数额巨大，一时难以凑集为由，与之拖延和应付。至于将来如何？那要看形势的变化而再行决定；第三，根据晋商的惯例，这次借款要由山西地方官签字画押，一旦东南漕运转运的银两到达太原，应当如数还清债务，以免各个商号遭受损失。

闰八月初五(9月27日)，山西地方官正式邀请岑春煊在太原商号座谈借钱事宜。贾继英根据准备好的三条意见慷慨陈辞，条条是道，句句是理，直说的与会商人同声拥护，也说得岑春煊等官员无话可言。最后，岑春煊也只好说：“各位体恤太后、皇上的遭遇，愿意鼎力相助，我一定禀报太后，嘉奖各位，只等大家凑集齐备，我再派人来取。”其实，岑春煊的话只是为其索要不成，找个下台阶的托辞罢了。慈禧听了他的禀报之后，内心中对山西商人颇有好感，认为这些人忠义厚道，又善理财，如有机会，可让他们为国效劳。

总之，当时年仅26岁的跑街揽业务的贾继英，之所以能在这次借钱事件中一举成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清了当时的形势，掌握了彼此之间的内部情况，而后又采用“口惠而实不至”的周旋方法，最终才收到了上下、左右都较满意的效果。

四、赞助两宫声誉起取信朝野获收益

商人素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贾继英、高钰等山西商人与朝廷官员的紧密联系，不仅使山西商人最早得到了慈禧西逃的消息，而且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从此，贾继英与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或面晤或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慈禧也将沿路搜刮的银钱陆续存入乔家票号，获利颇多。慈禧、光绪回銮后的第三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西逃途中，贾继英的接应行为，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筹办户部银行。当时本银为400万两，次年银行开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银行资本已增至1000万两，遂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任银行行长。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了元气。韩业芳在《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认为：“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之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

在庚子事变中，山西晋商以诚信至上和团结一致，在全国乃至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落魄的慈禧、光绪一路西逃，途经山西，短短的53天，与财力雄厚，享誉海内外的晋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风雨飘摇的混乱年代，在国力窘困、民生凋敝的时期，慈禧一行的逃亡，给山西商人与朝廷的密切接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给清末举步维艰的山西票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机遇，更给有头脑、有眼光的贾继英提供了一个发挥潜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