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济南,天气燥热,摇滚乐的到来又为这座城市添了一把火。音乐节演出场地里,乐手们汗流浃背地在台上SOLO,乐迷们满身热情地在台下POGO,这座全中国“最早睡的城市”,就这样被摇滚乐拽进了不眠之夜。晚上九点左右,面孔乐队压轴出场,他们没想到,自己在2022年的第一场线下音乐节演出,是从夏天开始的——而一切故事的起点,都是从夏天开始。
文|大鱼
来源:陈鲁豫的电影沙发(lyyy_scndgs)
从夏天开始
2019年,《乐队的夏天》导演组邀约面孔乐队参与录制。这是导演组第四次向面孔乐队发出邀请,前三次均被拒绝。
哥几个害怕。
怕综艺节目太假,怕音响设备太差,怕这帮人不尊重音乐,怕自己“晚节不保”。
但导演组锲而不舍。乐队跟导演组开玩笑——钱给得太少。导演组回招——我们这儿几十个导演给你们凑凑,请你们去。乐队担心硬件不行,导演组直接拉着主唱陈辉去公司,把节目案例哐哐一顿展示。陈辉一看——音响团队,好家伙!金少刚,全中国最好的音响师。
诚意摆在那儿,换成诸葛亮也要出山了,面孔乐队觉得可以一试。节目播出后,面孔乐队重回大众视野,吸引了不少年轻乐迷。
他们是那一届所有参赛乐队中“乐龄”最大的一支。
面孔乐队成立于1989年,贝斯手欧洋是乐队元老,第一任主唱是侯歆,早期成员除欧洋外,还有吉他手周凤岭、吉他手邓讴歌和鼓手马克塔勒。
90年代初,《中国火I》发行,这张专辑收录了面孔乐队的第一支单曲《给我一点爱》。1992年,侯歆和马克塔勒离队,面孔乐队又开始寻找新成员。正是这一年,还在北京青年轻音乐团唱歌的陈辉接到了面孔乐队的面试邀请。
那是1992年的夏天。陈辉有次在外地演出时遇到一个人,那人问他:“你听过‘面孔’吗?”陈辉说:“听过啊。”对方说:“我有一朋友是‘面孔’的乐手,他们正找主唱呢,你唱歌挺好的,要不去试试?”于是双方留了呼机号,回北京后陈辉与邓讴歌约了面试时间。
陈辉家住在门头沟,属于北京郊区,而面孔乐队的排练室位于西单。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法儿导航,陈辉拿笔记下去排练室的路线,先从门头沟坐公共汽车到最近的地铁站,再转1号线到复兴门,当时西单还没有地铁站,他从复兴门出地铁后也不敢坐公交车——乡下孩子进城,怕坐错。陈辉就一路走到了西单的排练室 。
那天他还特意“捯饬”了一下,平时在团里都是穿西服系领带唱流行音乐,走偶像派的路线,这次见玩摇滚乐的人,他觉得打扮得摇滚一点儿,穿一背心、牛仔裤、运动鞋,腰上别着BB机,吹了一个“郭富城发型”,沿着辅路往前走。
他看见不远处有一哥们儿:大长发、系着头巾,穿着一件黑色T恤、破洞牛仔裤,一双马丁靴,跨着一辆颜色艳丽的山地车在路边等人——“我一看这哥们儿太酷了!心想肯定是他们(的人)。”陈辉看着这哥们儿,哥们儿正好也看见了他,问:“你是陈辉吧?”陈辉说:“是。”哥们儿说:“来来来,跟我来。”便带着陈辉去了排练室。陈辉口中的“酷哥们儿”正是面孔乐队的贝斯手欧洋。
他跟着欧洋来到排练室,见到了乐队里的其他成员。陈辉还给哥几个带了一个“见面礼”——每人发了几盒外国烟。欧洋心想:“这哥们儿可以啊,够社会的。”
大家简单聊了几句后开始试唱。他们把麦克风给陈辉,说“我们仨即兴玩,你随便唱。”陈辉拿起麦克风,直接唱嗨了,原本打算只唱几分钟,结果哥几个玩高兴了,半个小时音乐没停。那天他们聊到很晚,回门头沟的车已经没有了,陈辉直接睡在欧洋家,后面一直跟着乐队排练。
1993年,陈辉作为主唱正式加入面孔乐队。这段从夏天开始的缘分,一直延续至今。
解散与重组
面孔乐队在陈辉加入后所创作的《梦》和《我不累》被收录到专辑《摇滚北京2》中,成为一代摇滚人的启蒙音乐。1995年,面孔乐队首张专辑《火的本能》发布,创造了70万张销量奇迹。但美好光影似流星急坠——1996年,面孔乐队因与经纪公司理念不合宣布解散。
在《鲁豫有约一日行》里,欧洋回忆起解散前的那张专辑。当时在他看来,《火的本能》这张专辑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摇滚,直到多年以后重新再听这张专辑时,他才觉得当时做的音乐其实还不错。有时他也会想,如果当初坚持做下去,也许“面孔”会比今天更成功。
乐队解散后,欧洋与陈辉各自奔忙。欧洋当时还是超载乐队的贝斯手,跟着乐队四处演出。2003年,他因为喜欢电子乐专程去英国学习,一年后回国,在担任超载乐队贝斯手的同时也开始兼职做DJ。
陈辉在乐队解散后去往深圳,在一家酒吧担任主理人,主要负责接待前来演出的乐队,一待就是六年多。期间,欧洋曾跟随超载乐队来这里演出,演出结束后陈辉和他们一起去吃饭,到海边玩。陈辉当时已经在深圳买车买房,外形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剪了短发,染成了灰色,一张嘴满口广东腔,看起来特“社会”。
陈辉当时也组了一支乐队叫“红鹦鹉”,主要翻唱国内外经典歌曲,国外摇滚乐队的歌他也唱,但摇滚乐几乎不听了,那时的深圳没有听摇滚乐的环境。但陈辉骨子里的摇滚精神从未消逝。刚来深圳那会儿,曾经有朋友介绍一些夜场让他去唱歌,甚至还有一些“饭市”的表演,陈辉统统拒绝,完全接受不了——“我宁可去卖牛仔裤的店招揽生意,一个月(只挣)一千五,也不干一天二百块钱的那个活。”
在酒吧工作时,陈辉自己也在创作。有天他遇到了一哥们儿——那哥们儿长得挺凶,经常自己来这里,一个人包一卡座,听完歌就走。有一天他指着在台上忙碌的陈辉对服务员说:“你能不能让这哥们儿下来跟我聊会儿?”陈辉心里吓坏了,不知道这哥们儿要干吗,但觉得要先把气势拿出来,走过来问这哥们儿“怎么着?”对方问他:“你是陈辉吗?”“是。”“你是面孔乐队那个陈辉吗?”“是。”
那哥们儿突然激动了,说“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可能是那个陈辉呢?那个陈辉怎么可能干现在这个破事儿呢!”陈辉傻了,劝哥们儿别激动,坐下来开始跟他喝酒,两个人推杯换盏地聊,陈辉才知道这哥们儿是面孔乐队的铁杆粉丝,有摇滚梦,也是“深漂”,在深圳做了一家广告公司。哥们儿觉得陈辉“堕落”了,说“你为什么啊,你要没钱我可以帮你啊。”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每天听歌喝酒聊天。有一天哥们儿突然问陈辉:“你现在还写歌吗?”陈辉说“写啊。”哥们儿说“你给我弹弹。”陈辉弹了几首自己新写的歌。哥们儿听完说“多好的东西啊!你能不能录成demo,我现在跟北京几个音乐公司有广告业务,关系都挺好的,拿过去给你跑跑,你继续干吧。”
陈辉录了四首demo发给对方。一个月后,对方让他赶紧回北京,说有两家公司——华纳和滚石,都要签你,但必须得见到本人。陈辉回北京,与滚石唱片签约,条件很优越——五年出四张专辑。彼时陈辉在深圳有一个十分相爱的女朋友,女友同意放弃在深圳的一切跟他一同回北京,但前提是先结婚。于是两人领了证,把深圳的房和车全都处理掉,义无反顾地回到北京,没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没成想过了半年,说好的专辑一张没出,陈辉去滚石公司想问问什么情况,结果过去一看,人去楼空。没有告诉他,陈辉崩溃了。天天喝酒,天天骂街,整个人变得异常暴躁,周围人都感觉他有点儿精神失常了。和妻子的感情也在这期间出现问题,拉扯到极限时两人办了离婚手续。那是七月的一天,陈辉送前妻上飞机之后写了一首歌,后来被收录进他的个人专辑里叫《七月》:“你/走了/在一个闷热的季节/泪/溶解了我的世界/人去楼空/连影子也不愿为我停留”。
送走前妻后,陈辉开车去了一趟西藏,一脚油门奔向无人区,准备再也不回京。无人区里没信号,中途轮胎爆了,看见狼了,还因为高反整个人晕死过去。后来他被一对老牧民夫妇发现,救回去养了一个月。这对牧民夫妇不会汉语,陈辉也不会藏语,但却能猜懂对方说什么。陈辉想让牧民夫妇带他去布达拉宫,他想皈依。但牧民夫妇劝他回家,觉得他不属于这里。最后,牧民夫妇给陈辉买了火车票,送他上车。陈辉把自己的车留给了牧民夫妇。
回到北京后,陈辉歇了三个月。有一天,欧洋通过朋友找到陈辉,告诉他超载在东方先锋剧场有一场叫“生命之诗”的不插电演唱会,邀他来看。陈辉去了,出门前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因为我是三哥(欧洋)的朋友,我不能给哥们儿丢人,必须得提起一口气,得有点劲儿。”
那是2005年。当晚演出结束后在庆功宴上,欧洋正式跟陈辉说:“明年有一个流行音乐节需要乐队,问咱们能不能演,你要有这心气儿,咱们一块找乐手,一块弄起来。”
陈辉同意了,他们开始找乐手一起排练。2006年,他们在音乐节上表演,虽然已经分开十年,但这次演出大家都感觉状态不错。欧洋说,不如再重新写歌,咱们把乐队再做起来。
2006年,面孔乐队重组。重组之后的日子对陈辉来说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跟三哥的缘分太深了,(面试时)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散开以后再回来也是他叫的我。”在音乐和友情中,陈辉终于慢慢治愈了自己。
何为摇滚?
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唱响《一无所有》,一脚踩在中国人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上,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先河,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偶像。
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在这个长期被港台音乐统治的舞台上,这群大陆青年创造了不可复制的经典现场,将中国摇滚乐推向另一个巅峰。
但短暂的辉煌过后,中国摇滚乐因其尖锐批判的态度一直被主流市场视为洪水猛兽,摇滚乐手只能在地下艰难地生长,许多乐手一年下来,全部收入只有几百块。千禧年之后,随着音乐节和各种风格的乐队不断涌现,中国摇滚乐逐渐脱离地下,却仍然游离于主流市场之外,听众数量极其有限——发唱片挣不到钱,商务活动寥寥无几,乐队收入主要来自现场演出。直到“乐夏”的出现,摇滚乐才终于进入主流文化视线。
作为“中国摇滚乐的活化石”,面孔乐队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兴衰变化。乐队元老级人物欧洋被圈内人称为“三哥”,这个名号是被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叫起来的。年轻时,赵明义在军乐团打鼓,欧洋家住总政大院,赵明义经常往欧洋家跑,住了差不多三个月。赵明义比欧洋大,原本管他“三儿”(因为欧洋在家中排行老三),后来开玩笑改叫“三哥”,结果所有人都这么叫。
欧洋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只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中学时他跳霹雳舞,有一阵子到处“走穴”,想要靠跑舞养活自己。后来因为和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关系好而接触到摇滚乐,开始学跟着张炬学贝斯,玩摇滚,每天起床以后骑着自行车去张炬家,待到晚上再回来。那时张炬家是朋友们的聚点,一群20出头的小伙子坐在一起聊音乐——最近又听了什么好东西?打口带掏出来往桌上一放,大家一起听。
1994年香港红磡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23岁的欧洋作为何勇的贝斯手跟随“魔岩三杰”、唐朝乐队一同登上红馆舞台,创造了中国摇滚乐历史性的时刻。从香港回来后的一两年,他跟着何勇去全国各地演出,与中国摇滚乐一同走过辉煌与低谷。
听打口带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当年我们为了一盘 CD 一盘磁带还得去跟留学生混,得跟他们认识你才有这种机会听到这些东西。管人借,借完还得还给人家。但是你说现在,一上网什么都有。” 欧洋庆幸自己经历过那个年代——因为太难得到,每个人对音乐的渴望都无比强烈。
后来他做DJ,经营LIVEHOUSE,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也觉得很自在。节目中,欧洋带鲁豫去了一趟“愚公移山”旧址。愚公移山是北京LIVEHOUSE老字号,2004年在三里屯春秀路的一个停车场旁开张,成为音乐人聚会扎堆的地方。2007年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愚公移山原址面临拆迁,于2007年9月搬迁至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重新营业。2019年,由于一些客观因素,愚公移山需要另觅新址,关门停业。
欧洋从2008年起开始参与愚公移山的经营与管理,当过DJ、调酒员、保安、舞台经理……什么活都干,有时演出一些街坊邻居家里的窗户和床被低音震得不行,他就帮邻居换窗户、换床,这些年邻里关系一直维护得很好。愚公移山每年有上百场国内外乐队演出和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平均每两三个月都会举办一场主题派对,被视为京城派对文化的地标。这里曾带给过太多人美好的记忆,欧洋也很怀念那段时光,直到去年,他才把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搬走。
这些年,绝大多数摇滚音乐人的生活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如意。2018年,欧洋因生活原因不得不卖掉陪他登上94红磡的那把琴,那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把琴。“卖了20万吧,那琴对我确实很重要,我准备如果再有点钱,还是得收回来。但确实那一段时间急需用钱就给卖了。因为我女儿在英国上大学需要钱,那时候愚公移山也没什么收入,还要交房租,反正好多事都赶到一块了,就急需一笔钱。人生都得有低谷的时候,割舍的时候心里面肯定舍不得,但是我需要解决的那个事大于这个。”
乐评人张晓舟曾说,摇滚最重要的第一步是要敢于做噩梦,敢于到黑暗的地狱去;第二步是还要能够走出来。“有人到最后自己就被那个黑暗吞没了,所以做摇滚乐是会有代价的,你必须有很强的神经,才能够让自己在刀锋上跳舞。”
无论陈辉还是欧洋,都曾经历过人生艰难低迷的时刻,经历过分分合合,但他们始终与中国摇滚乐一同成长,没有让黑夜吞没自己。综艺节目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听众,也让他们看见了属于摇滚乐漫漫长夜里的那一点光,疫情的到来却又让以现场演出为生的乐队再次陷入低迷。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谁都无法预测,他们只希望,乐队可以继续演出,做好音乐,写好歌。
2022年7月2日在济南的那个夜晚,陈辉站在台上说:“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是今年线下的第一场演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们是没有舞台活不了的人,没有舞台活不了的摇滚乐,就在今晚,我们‘灿若星辰’。”
后来他在节目里对鲁豫提起“灿若星辰”这四个字——
“只有经历了黑暗,你才知道今天晚上的星空真漂亮。”
采访素材参考|《鲁豫有约一日行》面孔乐队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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