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打过的七只“大老虎”
在反腐斗争当中，“打老虎”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手段，从中共诞生以来，就不断有干部因经不起考验而出现了腐败的情况。
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毛主席从革命期间就开始了“打老虎”的工作，倒在他手下的大老虎就有7个，这些经典的案例，对于党的反腐倡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这些案子也为很多干部敲响了警钟。
谢步升是于1930年加入中共的，那会大家的革命理想非常纯粹，似乎都觉得“腐败”距离自己很遥远。
谢步升其人的革命事迹也有很多人知道，他是穷苦出身，早年就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队，还凭借优异的表现成功当选为队长。
土地革命后，谢步升马上就投入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当中，他的突出表现也很快赢得了组织的信任，这才加入了中共。
在革命的道路中，谢步升也渐渐升任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对于他本人来说，真正的考验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别看这个官看起来只是一个村子的苏维埃主席，可当时叶坪村也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的所在地，因此谢步升的地位就非常明显了。
他的问题暴露，还是从一位农妇的举报开始。
1932年2月的一天，一位名叫朱秀秀的叶坪村农妇哭哭啼啼来到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她说：“丈夫谢深润被杀害，请求苏维埃政府能为自己伸冤，还丈夫一个公道。”
裁判部的人起初有点懵，便让朱秀秀展开说说，可这位农妇接下来所说的一切却让大家惊掉了下巴。
原来，谢深润此前和谢步升是一个村子的，两人曾一起做过生意，后来谢步升去参加打土豪运动了，谢深润就在根据地边界从事着贩米、贩盐的生意，也算是为了养家糊口。
可由于这个谢深润的能力还算不错，生意做得有模有样，还攒下了积蓄买了村里的几亩地。
土地改革之后，农户会被根据土地面积划分阶级，谢深润家原本要被定为“富农”，就赶忙去找谢步升帮忙，谢步升念在过去的情谊，硬是将谢深润划分为贫农。
如此一来，谢深润家不仅土地面积没有少，反而还获得了一些农具。
为了感谢谢步升的帮助，年龄尚小的朱秀秀就经常在家里备上好酒好菜招待谢步升，一来二去，两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熟络。
谢深润的生意依旧没有停下，经常是三天两头往外跑，谢步升看中了朱秀秀有几分姿色，便有了非分之想。
一次，他趁着酒劲直接抱住朱秀秀，朱秀秀无力反抗，只能顺从。
之后，每当谢深润不在家，谢步升就会跑进来行苟且之事，时间一长也引起了谢深润的怀疑，终于，一次谢深润假装外出，终于在夜晚将二人捉奸在床。
谢深润怒不可遏，扬言要将谢步升告到政府去，谢步升当然害怕，他担心此举会将自己的名声搞臭，并利用起当时能扣的罪名，先下手为强，给谢深润扣了个“社会民主党分子”的帽子，并以“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理由将他杀害。
失去了丈夫以后，朱秀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她鼓足了勇气来到了苏维埃政府。
由于谢步升的重要地位，裁判部将此事汇报给了书记邓小平，邓小平指示暗中调查，却发现了更多谢步升贪污腐败的事实。
原来，在“一苏大会”之前，谢步升就利用职务之便收购了1500余公斤大米，并将大米卖给了米贩子。
此外，他还曾将打土豪所获得的毛线、皮袄等物品占为己有，甚至在分田时提前留好自家的，并将自家的小水牛换回了苏维埃政府送到灾区的大水牛。
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人举报说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过程中，谢步升杀害了一名掉队的军医，并占据了他的金戒指和毛毯等物品。
邓小平看着如此多的罪状，心里十分生气，更是提出：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这是第一桩贪腐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
消息很快传到了毛主席这里，在毛主席的亲自支持下，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了公审判决，直接判处谢步升死刑。
仅仅4天之后，这个腐败分子就被枪毙了，他成为毛主席打掉的第一只“大老虎”。
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亲自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且严格执行，可那会就有人往枪口上撞。
1928年5月，红四军28团司务长在宁冈葛田乡买猪肉，并谎称没带钱将猪赶走，回来后就被枪毙了。
在谢步升被枪决后，党内再度出台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其中也明确规定了：只要是贪污公款数额达到500元以上的，就要被处以死刑。
可就在谢步升死后不久，就又有举报信出现了。
举报信没有署名和盖章，说明被举报人有着很多担心的问题，也说明了里面的水很深。
因此，何叔衡立即就派出人去查明举报信当中的内容。
经过调查组明察暗访之后，果然发现了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特别是瑞金县的浪费现象极为严重，还有很多隐藏太深，需要时间进一步调查。
其中，这里面就包括了唐达仁等人的贪污问题。
此人独吞了各级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还隐瞒了地主罚款并占为己有，这些钱加起来已经达到了2000大洋。
2000大洋在当时绝对是一笔惊人的数字，足以见得唐达仁胆大包天。
毛主席于1933年年底听取了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最终会议也作出了决定：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执行枪决。
这件事也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一个会计科长，竟然能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额财产，所有人更加意识到反腐工作的重要性。
同样是在1933年，有一位高级干部也没能禁得住诱惑，堕入了腐化深渊。
这年6月，为了确保“二苏大”的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修建一座能够容纳两三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并且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一系列建筑。
为了能确保这些重要建筑的施工，中央决定成立“全苏大会工程处”，负责各项具体事宜，足以见得此事的重要性。
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还有人专门向中央提议：左祥云在过去的革命过程中表现突出，让他负责这件事也没有问题。
就这样，左祥云担任了工程处的主任，并开始全面负责建筑工作。
为了能解决建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大家筹措了10万元的资金和大批物资，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这笔钱就是天文数字。
还有人回忆道：“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士，我们大家都是省吃俭用，经过多次努力和多方踊跃捐款，才终于凑齐了这笔钱。”
由于左祥云是主任，因此无论是战士们筹措的钱财还是老乡送来的物资都归他负责，他的权力自然不小。
此时的左祥云还非常激动，他希望能好好促成这件事，不让中央首长失望，在一些规划问题上，他还连续熬了几个通宵。
然而，却有人这样对他说：“别傻乎乎去过苦日子了，搞革命什么时候才有个头，不如捞点钱去改善一下生活。”
项目动工以后，左祥云觉得这些钱完全够用，还带着几个手下进城胡吃海喝了一顿，在“无事发生”后，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公开克扣中央给的补偿款。
听到下面有不满的声音，左祥云还走起了“强拆”的道路，并逼迫百姓去砍伐周围树木，来弥补工程款亏空。
1933年11月，工农检察部工农控告局的工作人员在查看控告箱时，发现了里面有好几封控告信，且都和左祥云有关，信中还将他们腐化的生活描绘了出来：他们隔三差五都去瑞金城下馆子，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何叔衡知道这些内容后甚至都拍起了桌子，怒斥道：“苏区的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腰带节约每一粒粮食，后方竟然出现了这些蛀虫！”
毛主席听闻了汇报后，立即同意对“全苏大会工程处”进行审理和清理。
根据调查，发现左祥云一共贪污了246.7元，这在当时也不是小数字，令很多调查人员都瞠目结舌，因为，一个普通战士在当时的伙食费只有3分钱。
左祥云这边知道死罪难逃，立即拿着苏维埃政府的公章盖在一些虚假公文上，甚至还盗取了军事秘密地图准备献给白军。
还好，在调查证据刚刚确凿了下来，毛主席立即指示：扣押左祥云。
左祥云在逃跑的途中被红军战士当场逮捕，若是命令再晚点下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审理了左祥云等相关成员，整个审判过程经过了5个小时，罗列出了左祥云的各项罪证。
和前面几个被枪毙的贪污犯相比，左祥云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是最为严重的，他当场被判处死刑。
5天后，左祥云被押赴刑场，他当时还哭着大喊，然而一切都晚了。
因为贪腐问题被处以死刑的干部中左祥云还是级别较高的第一位，他的死也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
作为师团级红军干部，黄克功甚至卷入了一场刑事案件中，在延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此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数次反“围剿”战争，更是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道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之战中，他本人立有大功。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贡献，使得他在红军抵达陕北后出任为红四师第十一团政委。
组织上为了更好的培养这类干部，便将他们送到了抗大学习，黄克功是于1937年1月去的。
在学习过程中，黄克功也非常努力，很快就被评选为优秀分子并留在学校当中。
当年8月，一位名叫刘茜的学生和另外7名同学跋山涉水来到了延安，同样进入抗大学习，分到了15队，而该队的队长正是黄克功。
那些女学员对于红军反“围剿”的经历十分好奇，那会黄克功才26岁，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还打过那么多胜仗，自然也引起了刘茜等女学员的注意。
黄克功也经常给学员们讲述长征故事，他的口才很好，就这样，刘茜彻底“迷”上了他。
两人经过长期的书信来往，黄克功还以为刘茜是爱上了他，那会刘茜才16岁，对于爱情依旧是懵懂的，其实，她只是崇拜于黄克功的过去，并没有在感情上对黄克功有意思。
黄克功本来还沉溺在“爱情”的喜悦中，渐渐弄清楚情况后的他着急了，便展开了凶猛的追逐：不仅带着刘茜等人去延安合作社饭店吃饭，甚至还直接给他塞钱。
这样的举动却刺伤了刘茜的自尊心，她决定疏远黄克功，还给黄克功写了一封信。
这样一来，黄克功彻底没理智了，他认为自己失恋了，并于当年10月5日黄昏带着手枪去找刘茜，期间再度要求对方和自己结婚，甚至掏出了手枪加以威胁。
刘茜还是没有同意，黄克功恼羞成怒之下直接扣动了扳机，还朝着她的头部补了一枪。
第二天一早，校方在延河边上找到了刘茜的遗体，黄克功很快就被关押，这起案子甚至是罗瑞卿亲自审问的。
当时整个陕北都震惊了，一部分认为应该将黄克功处以极刑，因为此事影响太大；另一方认为黄克功过去立功，应该酌情处理，特别是在当下缺人的环境下，更应该保存干部。
黄克功也幻想着组织能对自己网开一面，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拍案大怒，也为这起案子伤透了脑筋，为了处理好这件事，他专门召开了会议，最终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在场人回忆：“毛主席作出这个决定时还是非常伤心的，他流了泪。”
罗瑞卿也非常器重黄克功，可他也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因他自持有功，没有将法律放在眼里，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
比起黄克功，肖玉璧的战斗故事同样令人感慨，从1933年加入陕甘游击大队后，肖玉璧向来作战勇敢。
经过毛主席的了解，肖玉璧的身上有80多处受伤，在1940年，毛主席还专门带着警卫员去窑洞中探望过他，那会的肖玉璧气若游丝。
而且，半个月之后，毛主席再度走进了医院探望，还嘱咐医院的同志要照顾好肖玉璧的生活。
正是这两次探望，让肖玉璧有了“政治资本”。
出院后，肖玉璧就立即要求安排工作，很快就被安排到清涧县担任税务分局局长，这样也便于家人照顾他的生活。
可是，肖玉璧却觉得这样的安排实在太低，他是连毛主席都关照的功臣，竟然只给了一个小小的分局局长。
为了能获得“合适”的职务，他甚至还找去了组织部，对方的回复是：“担心你的身体承受不住更加繁重的工作，才这么安排的。”
可肖玉璧当场就急眼了，他大声叫嚷，认为自己早年间在战场上都没有什么事情，为何现在反而“承受不住”了。
眼见组织部没有反应，肖玉璧还跑去找了毛主席，毛主席告诉他：“要服从组织的分配。”
毛主席发话了，肖玉璧只好去当税官，可他在单位上经常发牢骚，和其他同志的关系十分不融洽。
有一次，肖玉璧在下班后遇到了儿时的玩伴，对方表示能从外面搞来货物卖给边区，这样能挣不少钱。
肖玉璧没禁得起诱惑照办，很快就收到了100大洋酬金，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发展到将根据地奇缺的油、粮卖给国民党军队。
此外，他为了能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甚至还给国民党君退伍军官钱财，这些钱还都是公款。
到了1941年1月，他贪污腐败的事情终于引起了边区财政厅的注意。
感觉到情况不对的肖玉璧立即逃窜至蒙古，在潜逃了几个月后被成功抓获。
根据后续审理，肖玉璧累计贪污3050块大洋，这笔钱相当于其他工作人员工作160多年的收入。
由于毛主席认识这个人，案子也再度来到毛主席这里，毛主席简单询问后，提起了1937年的黄克功案，然后便说：“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就这样，“黄克功”的阴影刚在边区消散，“肖玉璧”又来了，并且此案轰动了整个西北。
刘青山与张子善两人犯下的案子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腐败大案，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当年，刘青山还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而张子善也有过相同的经历，他在狱中参与了绝食斗争，都曾在敌人面前展现过革命者的高昂斗志。
经过一步步走来，刘青山当上了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而张子善也当上了天津地委书记专员。
进城后，由于享乐主义思想的腐蚀，两人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取了公款171亿元，并进行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从国家资产中贪污和挥霍了3.7亿元，生活极度腐化。
他们犯罪期间，也是新中国处于极端困难的日子，毛主席粗茶淡饭，衣服上还有补丁。
张子善自己交代：饮食上酒肉都有，吸烟有大炮台，手表也是新的，总是去澡池子让人给自己搓背……
而张子善一次洗澡所花费的钱财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开销，别说城里的老百姓了，就连机关内部的人，他们都不闻不问。
有一次，一位副科长患了重病去医院买了些药品，希望单位能报销，可张子善得知后，立即就拒绝了。
刘青山也是如此，他丢下了天津地委机关几百号人不管，自己住进了有着独门独院的小洋楼当中，为了享受，他终日无病呻吟，成天往肚子里填灌各种补品，甚至还钻进过没被查封的窑子当中。
而他们俩自己，却在一心一意享受，对外面的世界早已是不管不顾。
案发后，1951年11月28日，一份标明“绝密”的电报由华北局呈达中央，毛主席是在 30日凌晨看到电报的。
毛主席很快就亲拟了电文回复：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当时，法律条款还不够完善，并没有对贪污问题有明确的定刑标准，可人民群众看到报纸后都咬牙切齿，恨不得要活剥了贪污的二人。
1952年元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判决书正式下达：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而河北省委也发出了紧急通知：所有接受了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作出深刻的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后党的审查处理。
正如同黄克功、肖玉璧案发生后，也有人提出过看能不能让两人将功赎罪，看在他们过去贡献巨大的份上留条性命。
然而，也正如同毛主席那两次的处理意见一样，他坚决地说：“就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下定决心去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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