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饭圈崩塌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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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商隐社，作者 | 余扯淡，编辑丨齐马
前天下午，赵丽颖粉丝群的多个官方微博或大V被禁言，其中不乏有百万粉丝的账号。
起因是赵丽颖将出演电视剧《野蛮生长》并且再次二搭王一博的消息引发了双方粉丝不满，随后发生了“互撕”，大有发展成一场网络骂战的趋势。
甚至有粉丝称“把事情闹大才好呢”“各方混战，才能让你家工作室剧方看到隐患有多大”。
饭圈的疯狂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恰好撞在了整改的风口浪尖上。疯狂瞬间被碾压，“唯恐天下不乱”的粉丝群被禁言。
今年以来，饭圈的崩塌肉眼可见。
先是粉丝投入真金白银和情感扶植起来的精致偶像不断爆出丑闻，不仅道德存在很大瑕疵，吴亦凡之流甚至还走向了违法犯罪。
接下来，让大众忍无可忍的饭圈乱像终于遭到了大规模整治，人肉搜索、造谣攻击、网暴、互相拉踩、挑动对立、控制舆论等都成为重拳出击的对象。不少背后资本和平台的利益也被极大打压。
饭圈乱像，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可以招摇过市了。
曾经，追星意味着欣赏与喜爱，与偶像一起变得更好。但不知何时，挑战公众底线成了饭圈常态，最终只能走向被大规模整治的命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星本是个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媒介技术等的进化息息相关，但当追星成为一门生意，纯粹从逐利角度出发，又不被适当控制时，为恶就不可避免了，就会反过来侵蚀社会价值观，贻害无穷。
我们需要从更高的维度上了解追星从“镜花水月”到“一地鸡毛”的进化历程，才能看清饭圈崩塌背后复杂的因素，从而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度的思考。
商隐社今天出品的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但看完绝对会让你读懂饭圈崩塌始末。
高举双手、为偶像打call的粉丝文化，并不是现代文化独有的，自古就有之，而且那时粉丝们疯狂起来的无节操程度，比起现在也毫不逊色。
比如，古代形容男子貌美的成语“看杀卫玠”和“貌比潘安”就是以两位“当红男明星”作为典故。
卫玠晋朝美男子，才华风度都属一流，自小他所到之处就一定会被人瞩目，所以他常常要从围观的人群中奋力脱逃，时日一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乃至最后离开人世。
另一位男明星潘安在受欢迎程度上也是不遑多让：据传他年轻时，驾车走在街上，即便老妇人都为之着迷。而那些仰慕他的女子往往把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每当他回家之时都是满载而归，整车都装满了瓜果。
可见，追星和粉丝文化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只不过，经过多年的媒介和技术的发展，这种“传统艺能”也在起着肉眼可见的变化，进而在不同类型的人群之间引起了不解和冲突。
在1993年由赵丽蓉、蔡明和郭达表演的央视小品《追星族》中，就生动鲜活地展示了三代人对于明星的不同理解：
代表老一辈的奶奶对各式各样的追星词汇充满了误判和误解，她以为“四大天王”和托塔李天王一样是神明中的一位；“追星族”是少数民族中的一支；歌曲《星星点灯》是评戏的一首……
而父亲则对这类追星文化充满反对，认为对于明星的过度迷恋影响了女儿的学业成绩，因而直接明令禁止了女儿的某些追星活动，闹得父女相当不愉快。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期的著名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也有《心中的明星》这一集，讲述了家里最小的女儿贾圆圆沉迷于香港明星张国荣无法自拔，从而在家庭中引起了冲突。
可以说，八九十年代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为首的明星文化强烈冲击了刚刚开放不久的内地，使得以上场景在千家万户上演。这种有别于古代卫玠、潘安式的明星当然是近代才出现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引起不小的动摇。
要搞明白这种冲突从何而来，首先要明白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明星”究竟为何物。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明星”恰恰是和近现代的文化娱乐工业同步出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电影产业刚刚开始发展并运作之时，同这种娱乐产业捆绑起来的明星也就应运而生了，好莱坞女演员佛罗伦萨·劳伦斯正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第一个电影明星，她后来也被称为“电影明星始祖”。
进入20世纪的中下业，随着唱片产业的兴起，与以摇滚乐出现为标志的流行音乐文化的出现，娱乐产业越来越丰富，应运跻身明星之列的人也越多。
随后，跟着电视机在家家户户的普及，电视明星、摇滚歌星、电影明星纷纷冒头亮相，而一个个庞大且每个环节都严丝合缝的产业也都逐渐成型，人类正式进入一个全民娱乐时代。
但在中国，为什么到了八九十年代，依然会有老一辈把明星偶像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呢？
因为中国的偶像发展史和其他地区略有不同。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明星并非是稀缺产物，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战士王成，到频频在荧幕上出现的歌手贾世骏、郭兰英，都当得起“明星”的称号，但第一个有着稳定“粉丝群体”的明星，可能是另一个我们熟知的人：雷锋。
这是第一个明确“向他学习”的全民偶像。1963年初，乐于助人、勤于做好事的雷锋牺牲不久后，他生前所写的《雷锋日记》被公布于众，《人民日报》刊登雷锋日记摘抄和评论员文章。
不久后，应《中国青年》杂志社之邀，毛泽东主席挥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毛泽东题词。自那之后的每个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也就是在这之后，雷锋那身着一身军装的标志性形象，他的好人事迹和日记语录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你可能不认得自己周围的每个邻居，但你不会不认得雷锋。
这或许是在80年代港台明星“入侵”之前，参与度最高的一次“追星”和规模最大的一个“粉丝团”，虽然它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娱乐产业为根基的追星运动，但是使这场运动成为可能的，同样是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等传播媒介。
雷锋精神，也高度代表了建国初期那种，朴素而又热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无私奉献价值观。
不过，雷锋之后的第二个全民偶像，则和娱乐产业接上轨了，它标志着集体主义的退潮和向个人的回归，而标志着这个现象的偶像，叫邓丽君。
时间来到上世纪70年代，在某部队的文工团，女兵萧穗子正和她的朋友们在房间里偷偷试穿着从广东买来的新式衬衣和紧身牛仔裤。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文工团小号手陈灿，他带来了一个比砖头还大的黑色录音机，神神秘秘的把一盘磁带放进收音机，按下开关键，一段甜美温柔的歌声传了出来：“爱的日子里，让人难忘记”，这首歌就是邓丽君的《侬情万缕》。
这是电影《芳华》中的一个镜头。在那个年代，除了样板戏和红歌，软绵绵的情歌都具有“腐蚀性的作用”。借用80年代的特殊书籍《如何鉴定黄色歌曲》的描述：
“糖衣裹着的毒药，就是让人们在甜蜜的愉快中吸收它的毒性；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然而，“黄色歌曲”也阻挡不了人们对这个甜美女声的向往，和一听再听的渴望，即便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声音的主人长相到底是什么样。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歌曲和偶像也可以十分个人化，是能诉说感情和思念的，而不仅仅是口号和标语的代名词。
这份通过磁带和收音机传来的歌声和悸动，比国外已经晚了整整几十年。
随着电视机由黑白到彩色的递进，和在全国各地的铺展开来，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综艺节目。
也正是这个时候（80-90年代），百姓生活的富足和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娱乐产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抬头，人们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语境下的明星和偶像概念。
在电视上，偶像可以伸开腿脚，释放自己十足的性吸引力——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费翔。
1987年，来自台湾地区的中美混血歌手费翔在回大陆探亲时主动联系了电视台，作为台湾歌手代表登上了当年的春晚表演来宣传两岸联谊。虽然具有政治色彩，费翔却因为俊美的形象和帅气的舞蹈动作，像“熊熊火焰”温暖了亿万女性的心窝，被视为“白马王子”和“梦中情人”。
费翔的走红，似乎是二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摇滚歌星“猫王”的一个缩影：二者都有着姣好的面容，都通过电视成名并最终风靡全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次扭胯都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看得台下的观众们心跳不已。
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代表着私人情感的回归，那么以费翔为首的明星偶像则开始以面容示人，把听众和观众结合在了一起。人们喜欢偶像可以是喜欢他/她的歌，更可以是喜欢他们的颜，明星第一次和性吸引力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风潮一旦开了头，接下去就势不可挡了。
90年代，港台明星开始大肆“入侵”大陆，小虎队、四大天王、张国荣等明星在民间，尤其是学生群体中扎根发芽，一时间“追星”成为新的时髦。这也就出现了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老一辈对这些风潮无法理解，但年青一代对这些明星热情难退。
港台文化进入家家户户后，改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那时没有网络，年轻人便到处搜罗杂志和海报，贴满房间墙壁。
一本杂志，关于偶像的内容只有寥寥几页怎么办？他们就开始剪报，把偶像相关内容剪切下来集中整理收藏，一本本自制的写真集可谓是他们最珍贵的宝贝。没有社交软件，粉丝向偶像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往往只能通过信件。白纸黑字中的崇拜和爱慕之情，真挚又热烈。
不仅家庭生活开始改变，年轻人的行为模式也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港台剧的热播，他们开始学习电影明星讲话，新的流行词汇也开始涌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一辈家长接受不了孩子们满口的“哇塞”和“哇靠”，不少家庭战争也因此而起。
可以看出，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追明星都是一个单向的行为。观众们被动地接受偶像的一切信息：照片、海报、音乐、电影、新闻资讯……
那时候的粉丝不像现在，并没有左右明星的“生杀大权”，他们只能选择接受娱乐公司所营造出来的形象。粉丝也还未能形成规模化的、有组织的群体性力量，他们可能会购买磁带光碟，但是能在当面见到明星的也是少之又少，他们只是“受众型粉丝”。
这时期最著名，也最骇人听闻的后果当属2007年的杨丽娟事件了。
这或许是一个受众型粉丝的极端案例。杨丽娟是香港明星刘德华的超级粉丝，1994年的某天晚上她梦到了刘德华，从此开启了她对刘德华的疯狂追星之路。杨丽娟的父亲为了实现女儿能见到偶像的愿望，不惜卖房、卖肾，直到2007年3月26日在香港跳海自杀，而这件追星事件也在这时达到了争议的顶峰。
杨丽娟对刘德华的感情就像是一块扔进深井的石子，一直垂直地单向下落，却得不到偶像的任何回音。
她的愿望是“见到刘德华真人，而且希望能够有一个短暂的交流，以便将自己的梦境说给刘德华听”。但这在受众型粉丝时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份无回音的情感最终逼疯了杨丽娟，惹怒了溺宠女儿的杨父，这才最后有了那场跳海自杀的悲剧。而闹出如此大动静的杨丽娟，最后也不过只短短地见了刘德华一面而已。
可以说，那时候的明星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星”，他们高高在上，接受粉丝的顶礼膜拜。
“四大天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所有人一种美好的幻想。90年代，正值国企改革和企业重组，大批工厂的工人下岗，引发了一轮巨大的“下岗潮”，那时候很多人都处在生活举步维艰的情形中，更没有心情和闲暇去谈什么情情爱爱了。
当刘德华高唱“给我一杯忘情水”的时候，“忘情水”“失恋”“前女友”在当时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情感。
当时的香港处于97年回归前夕，内地对香港的认知通常还是和“先进”“发达”“高级”画上等号，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有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分工、市民文化。
所以四大天王和香港黄金一代的作品，不论个人情感、职场文化还是人生感悟，都大获成功，既有职业化的文娱产业原因，也因为他们提前把现代都市人的感悟科普给了刚刚开启城市化的内地乃至整个东南亚。
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了21世纪初期，2003年的4月1日，香港明星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的24楼一跃而下，成为香港娱乐圈一个历史悲剧。同样和张国荣一同消逝的，是香港娱乐产业在国人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直到目前，每年4月1日，网络和线下都会有大批的歌迷粉丝进行集会，以此追悼张国荣的早逝，而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像张国荣那样富有影响力且代表黄金一代的香港明星早已成为过去式，人们所悼念的不仅仅是张国荣，还有那个黄金年代的香港。
以惊世骇俗的“张国荣自杀事件”为标记的2003年，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内地的电视台，娱乐产业逐渐成熟发达，手机短信、电脑网吧在大城小镇普及开来，更别提彩色电视了。
也正因为这些变故，选秀节目有了群众和物质的基础，并逐渐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个阶段，“粉丝”这个群体开始形成，并慢慢呈现出其疯狂和能量。
什么是选秀节目？明星自然不会去参加选秀节目，因为选秀节目本身就是产生明星的。我们在选秀节目中看见的只有草根，也就是和你、我、他一样的普通人。选秀节目仿佛在说，你看，你也可以成为明星。
因此，在《超级女声》的家长寄语环节，那屏幕上一个个生涩且口音浓重的面孔，让大家唤起了对自己父母的回忆。也正是这些接地气的环节，使得以《超级女声》为首的选秀节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第一、二届《超级女声》，让湖南卫视当年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台，超女节目同时段收视率以碾压性的优势占据全网首位，并且带动了极其庞大的社会关注度和讨论度。
这些欢迎度和对选手的支持又将于何处倾泻呢？
于是，投票机制出现了，而有着为某个选手谋求胜利的目标，一个个巨大的民间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他们就是所谓的“饭圈”和“粉丝团”的雏形。
的确，现在看来《超级女声》在那个年代也的确让饭圈第一次登上社会舞台。只要你有一部手机，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选手，投出你宝贵一票。
“凉粉”“玉米”“盒饭”都取自选手名字中的一个谐音，并以一些食物的名字被粉丝团用以冠名，以显示和偶像之间的亲切感。一时间，你是“玉米”还是“盒饭”，“凉粉”还是“蜡笔”，成为人们身上的一张张标签牌。
“粉丝”一词为英文单词“fans”的直接音译，却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词义出现了一个细微的错位：在《剑桥词典》中，“fans”可以指代“支持一个人，一项运动或是一支球队的人”，在给出的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歌剧、电影或是音乐这类的听众/爱好者也可以被“fans”指代，但在中国它却指向了这个词义中一个狭义的角落——fanatic（狂热的）。
说到这个错位的产生，2005年的《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可谓“功不可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一年前，2004年湖南卫视的同档节目虽然也获得了成功和不少关注，但那时候的支持者团体并没有各自的昵称。而随着第二年超女的成功，连带着流行起来的是一套新的粉丝话语系统：“玉米”“凉粉”“盒饭”。
而随着这一套粉丝话语系统堆积，资本市场开始挪动庞大身躯缓缓滚动，粉丝经济开始诞生其雏形。
由于明星与粉丝间的距离蓦然地拉近，粉丝们也就不再担心见不到自己的偶像。由于选秀节目需要粉丝的投票，那么拉票会、歌迷会也就三天两头举行，甚至还可以有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超女的年代，是小灵通、动感地带、短信和话费这些关键词为主导的年代。智能手机尚未出世之时，聊天沟通、信息传播、酒桌段子大多得借助掌上这一寸机器的帮助。而《超级女声》在这里添了一把火：短信投票制。
这种有别于传统选举的投票制度让观众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力量可以影响到台上选手的去留。
这种看似“民主”的投票方式其实早有资本市场的觊觎在内，投票并非是一人一票，而是可以一人多票，也就是说只要粉丝舍得花钱，那么把自家偶像送上冠军宝座的几率将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形下，观众们不遗余力地用手机投票，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乃至自掏腰包拉住身边的路人，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
一时间，超女短信投票的火热，让敏感的商人嗅到了机会，也就出现了很多刷票公司要掺进来分一杯羹。有的刷票公司直接打出“3万元进全国20强，20万元进全国10强，300万元冲击冠军”的口号，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你舍得花钱，我就有能力帮你把你的偶像送上冠军宝座，资本的大口毫不遮掩地，血淋淋地敞开在大众面前。
根据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超级女声》这个栏目为湖南卫视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达6800万。其中贴片广告有1800万，冠名赞助费有2000万，短信收入有300万。
而在这之后，一个新型的偶像概念出现在大众面前：养成系偶像。这种新型的偶像模式除了模糊、拉进了粉丝和偶像的距离之外，也使得一个个利益共同体抱成了团，集结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体：粉丝团。
这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饭圈”的雏形了。
在第二届《超级女声》结束后两年，2007年1月9日，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发布了第一代iPhone，正式宣告了人类的信息获取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智能手机时代。
随智能手机应运而生的，是各类新的媒介技术和社交app。2009年，新浪微博正式上线，中国全民进入了直至目前还在延续的“微博客”时代。
与此同时，新浪微博的“加V认证”制度更是在网上直观拉进了粉丝与偶像的距离，“话题标签”使粉丝能更容易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从前需要靠短信、电话沟通、线下集会的活动如今在网上就可完成，成本大大降低。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粉丝实践提供了广阔舞台，也赋予了粉丝群体性的协同创造和高效联动能力，粉丝能更容易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当他们为了某个共同目标而集结的时候。
在之前的明星粉丝极端事件中，我们听到的都是杨丽娟这样的单向投入粉丝的“著名事迹”，而在这之后，粉丝——偶像的关系变得不再单向化，更像是一个双向的箭头，甚至这个箭头一度有开始向粉丝那边倾斜的趋势。
到2013年，随着TFBOYS的出现，养成系偶像的战线开始拉得更长，粉丝甚至可以像“亲妈”一样看着他们一路从小长到大。
数字文化领域学者凯文·凯利曾说过：
“任何从事创作或艺术工作的人，例如艺术家、音乐家、摄影师、工匠、演员、动画师、设计师、或作者等，只要能获得一千位忠实粉丝就能维持生活。”
这句话在微博时代显然更容易实现，而且我们可将它反过来理解——只要你拥有了一千位忠实粉丝，就能在维持生活的前提下作一个明星了，更不要提一万、十万名忠实的粉丝了。
资本市场自然也看到了这里的商机和明星门槛的大大降低，于是自2014年后，各式各样的选秀造星节目应运而生，《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火箭少女101》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在如今这个年代，明星不叫明星了，应该叫“爱豆”（偶像，英文idol的谐音）。和爱豆同步进化的，是饭圈的规模化和分工的多样化。
粉丝群体因为相同的情感追求而聚集成一个情感共同体，为共同的偶像加油。心理机制和文化概念成为粉丝放弃个人追星行为而加入到群体狂欢中的重要原因。
巴赫金在“狂欢理论”中指出，人们在狂欢期间可以尽情放纵自己原始本能，与他人一起纵情欢乐，开怀畅饮，狂歌狂舞。
粉丝们会在舞台前热情应援，期待与偶像的近距离接触。他们也依靠交互性极强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形成偶像的后援团。这些狂欢的行为能让他们暂时抛开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和烦恼，释放内心的情绪。
而付出→回报这条线，是在早年间的受众型粉丝团中所没有的：付出再多，又有多少人能和刘德华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甚至握一握手呢？但现在不同了，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物力是和他们最后所收获的东西直接成正比的，只要你付出得足够多，你就可以和自己的偶像见面、握手甚至获得合影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社会对偶像的批评也接踵而至，舆论普遍指责现在的偶像才华、唱功、演技不如以往，似乎比起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这种影音双栖且口碑俱佳的明星，实力和艺术造诣均有所欠缺，他们往往只是“空有一副好皮囊”，却难以交出令人满意的艺术作品，就如同工厂流水线上赶工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质量、水准都无法和传统手工制品媲美。
与如同产品一样批量制作的爱豆相对应的，是粉丝团体的规范化。
从前《超级女声》有粉丝团在街头卖力地为偶像拉票，请求路过的行人掏出手机为偶像投出一票，如今饭圈形成了一种完善的分工架构，包括摄影组、数据组、文案组、控评组、反黑组等分工明确的任务组别。基本上接管了之前明星的宣发工作室全部职能。
在爱豆的微博评论里，你会看到千篇一律的文案内容，它们大多出自应援会的手笔，而粉丝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排成队列整整齐齐地复制粘贴。
在一篇名为《想不花钱追星，你敢》的文章中，作者女生完完整整地回顾了几个月里，她在饭圈跌打沉浮的经历，其规范、高效程度足以媲美一个小型的NGO（非政府组织）。
比如，她提到粉丝在爱豆的微博下往往会有几种操作：抡博，指粉丝注册数量不等的微博小号，转发偶像的微博内容给其刷流量；热搜控评，指粉丝自发组织在偶像的社交媒体下面把正面的评论点赞回复，使其上“热门评论”，负面的评论就要么无视，要么举报；打榜投票，即偶像有新歌之后，去各种评选榜上投票刷热度。
她曾经为某个偶像加了“打投群（打榜投票群）”。群里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给她们发放大批从淘宝买来的、已经注册好的某平台小号，并让粉丝们手动登录投票。群里人按组领号，每组10个。甚至管理员为了激励组员，每天都会进行投票数量排名，并综合几天的结果，给予最票最多的几个人一定的奖励和考核。每天群里投票的前几名，投票数量都能高至上百组。
打榜/投榜或许是最劳神的，而最伤财的无疑是一切和爱豆有关的大小周边，他所代言的产品，以及为他们冲榜单所购买的单曲。
资本的大口是永无止境的，而同样，只要粉丝手里有无穷的钱，他们就可以不停地朝这个黑洞投下去。
因此，当她没有掏钱购买一件看上去不划算的偶像周边时，她的负罪感产生了：
“我心中异常惶恐不安，原因无他——我并没有为了我的爱豆，购买那款味道不好闻的劣质香水”。
不知什么时候，资本已经悄无声息地把“花钱投入”培养成为粉丝们心中的常态。
如今的饭圈比起十几年前的超女粉丝团的上街拉票，二十几年前的歌迷购买盗版音像产品，无疑更像一个分工明确的蜂群。而正是这种类似NGO的特性，使得饭圈在集体行动上有着更高的效率，和从上至下更强的整体性。
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爆发。1月21日，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就发布微博，表示将联合湖北省慈善总会、省希望工程等单位对武汉等地进行援助，提供口罩、一次性消毒棉片和洗手液，并附上了捐款链接。
20多分钟后，10508位粉丝就筹集了178286.26元。而随后其他明星的粉丝团也纷纷响应，一时间，张艺兴、王源、蔡徐坤等粉丝团也加入进了这个高效的捐款行列。
在这一切响应速度快慢的背后，是操作流程的差异，以某明星粉丝团为例，他们的一般操作流程是：找物资厂家联系渠道——联系湖北医院对接人——确认物资符合标准——计算需要捐款的数额——发动筹款——找物资厂家购买物资——寄出捐赠物资——公示账单。
而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红十字会的工作流程大致是：接收捐赠款物——（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公布使用情况。
饭圈能在重大问题上行动如此高效的一大原因，便是内部人员的多样化，在饭圈中不乏平日从事市场、公关的专业人士，协调起来自然是轻车熟路，加上不必红十字会的大额预算，饭圈的预算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她们需要在短时间内计算出最优解……
可以想见，这样的行动力，将在平时的打榜中产生多大的效益。
而在平时追星的过程中，随着这些时间和精力投入的越来越多，也使得粉丝在“出坑”和“退圈”时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当投入了足够多的财力物力后，退出这个游戏显然是一件很不划算，也十分辜负以往自己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明星们传出负面新闻或是公关危机时，无论爆料的锤有多么的实，微博上最活跃的粉丝团成员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家的偶像”。
无论是去年2月发生的肖战事件，还是到近期发生的吴亦凡性侵事件，我们都鲜有看到投入最多的铁粉迅速脱粉的例子，而各个明星的粉丝后援团也会第一时间发表支持自家偶像的言论——当在偶像身上投入足够多了之后，粉丝会视偶像为自己生活、衣食住行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与脱粉一同脱掉的，还有自己曾经付出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彻底地在“内团体”中安营扎寨了。
何为“内团体”？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曾在1906年就记录了人们根据群体成员关心来区分自己这一普遍趋势，而后来的社会学家进一步地把这种团体称为“内团体”(in-group)，把圈子之外的团体称为“外团体”(out-group)。
其中，内团体可以指具共同利益关系，也使成员具归属感、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而外团体则是在这之外的其他圈子。
在内团体圈子中很容易发生“内团体偏私”，也就是说，当人获得一种群体成员身份后，即便所获得的身份是虚假的，人们依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相比较，进而产生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认同，并倾向于给内群体成员较多的资源与正向的评价。强烈的群体认同会使成员形成积极的偏爱，并对自己的群体成员有积极的态度。
举例来讲，为何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大选时，双方的选民僵持不下，且选民之间很少有流动到对面的案例（无论候选人爆出多大的丑闻）呢？
就是因为双方的选民在社交媒体上，往往会转发、评论和点赞支持自己党派、丑化对方党派立场的媒体，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双方对自己党派的信心与忠诚度越来越高，对对方党派的厌恶越来越深，就如同两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一样，没有丝毫的联系和流动。
粉圈进化到现在也是如此，当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告诉你你的偶像只差你的那一点点支持；当你投入了一百、一千、一万元进入这场游戏；当你结识的圈内朋友越来越多，关系已经好到了线下面基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告诉你，你不再能够轻易地从这场游戏中脱退。
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如今在中国大陆爆红的“顶流偶像”，我们能想到多少是来自香港的？多少是来自台湾的，或是其他华人地区的？好像并没有太多。
曾经属于四大天王、张国荣和费翔的“受众型粉丝”时代已然过去，选秀和数据流量作为头牌的时代早已到来，“火”意味着参演了足够多的当红综艺和电视电影，因为这有足够高的曝光度。
饭圈乱像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早已成为口号，即便一朝成名，没有长时间的流量维系，没有粉丝团的应援，你的星光也会很快黯淡下去，被下一波流量覆盖、卷走。
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传统明星选择了向这个趋势妥协，并成为其中一员。
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把二三十年前出道的女艺人们请到节目中，让她们PK，并由粉丝打分决定她们的去留。宁静、张雨绮、周笔畅……这些曾经的影视、音乐明星，如今也无法避免地被套进这张大网里，接受曾经顶礼膜拜她们的粉丝的审视和评价。粉丝惊叹于她们美丽的永驻，感慨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她们的魅力，纷纷“路人转粉”。
走过了偶像=意识形态的年代，走过了明星代表现代化进程的年代，做过单向受众型粉丝，我们如今终于“当家作主”了，人人都可成为明星，只要你与网络互连；成为粉丝的成本大幅降低，只要你肯动动手指关注。
社会发展到当下，让追星变得太便利了，追星能释放出的狂热和能量也可毫无阻碍地在网络空间蔓延，如果不加节制，后果可想而知。这也说明当下整治饭圈是多么必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时代会怎样？明星和粉丝的边界还会进一步的模糊乃至消失吗？我们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饭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会消亡，消亡的是疯狂且无底线的饭圈，以及压榨青少年钱包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