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新作｜冯骥才《我的一个奇迹》（上）
一
我的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才发现，我的这个奇迹非要到今天才能发现，这就是我的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城市——天津。我从未离开过天津。我把一生的起承转合、喜怒哀乐、所有的各种颜色的日子都放在自己这个城市里。这样的人生有何特别之处？
冯骥才
大部分作家至迟到了青年时代就背井离乡了。他们外出求学，或谋生闯荡，大多是在经多磨难，对社会人生深有感悟，才拿起笔来成为作家。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我则不同，我从出生、童年、少年、求学、工作、初恋，到后来的婚姻、就业、生子、交友、生病、丧父、迁徙、转业，还有种种顺逆与祸福，种种急转弯和不期而遇，都在这座城市里。相比那些攥着一支笔走南闯北甚至浪迹天涯的作家，我几乎是站在原地一动没动。我的人生没有变换过场景。我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独幕剧中的主角。然而这样原地不动，日复一日，我的人生会不会空间有限或器局狭小？我笔管里的“生活”是不是早就该枯竭了？
单凭感觉来说，我对自己的城市过于熟悉，有如对自己的家庭。无论把我放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迷失。相反，许许多多冷僻的城市角落反而都给我留有深刻的记忆，无论是时代性的烙印还是隐私。我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生活深邃的皱折里。对于我，这里才有生活真正的精髓。每每在街头听人说话，那声音就像听家人说话一样。我的很多难忘的故事是和某一个街名混在一起的。城中的老巷老屋老树老墙，就像我家里的老物件，与我差不多已经融为一体了。我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那些不能忘却和已经忘掉了的人，像群鸟一样散布在熙熙攘攘的市廛与万家灯火之中。老熟人们想见就见，老房子不时出现在眼前。即使不见它们，它们也在身边，这让人感到一种温情一种熨帖一种踏实。这样的城市何处还有？什么样的城市可以替代我的天津？
清代末期木版彩印的《天津图》
一次偶然碰到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太久未见他分外热情，但我完全不记得他的名字。这使他显得有点突兀和莽撞，那一瞬间我们都有点尴尬。他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是我的老同学，一口气讲了四五段我们同学时天真无邪和意趣横生的往事。他讲的真切无疑，而且无比亲切，我却完全不记得了。由此我明白，自己过往的人生，并没消失，而是有声有色保存在与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人那里，保存在自己的城市空间里。如果对它用心，一定能找回不少自己生命留下来的美好和深情的足迹。
我在天津一共搬过十次家。搬家的原因各不相同。搬家的感受也全不一样，有甜有苦，有大喜有大悲。可能由于我出身于画画。过往生活留给我的总是一些画面。这些画面里有往日极其逼真的景象，鲜活的形象，珍贵的细节，可以时光倒流般地唤醒沉睡的记忆。比如父母与妻儿不同时期的模样，过世好友曾经的面容，救助过我的贵人并让我动容的那一瞬……还有昨天、前天、消逝而远去的岁月中的那些美好的画面。这些画面都离不开我住过的老房子，离不开我那些独特和独有的生活空间。城市深情地为我留下了历史。
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我在自己城市里最不想去的地方，又常常是以前生活过的某一座老房子。我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是一种心理障碍吗？是由于一种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历史是沉淀下的生活，是沉重的。然而，这沉重不一定都是苦难，往往是一种百感交集。
天津地势图
二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水往低走，所以江河东流，泻入大海。这些由西向东的河流是自然的河流；而由南向北的河流，多是人开凿的运河；运河之所以伟大，是它们把大地上自然的由西向东的河流，南北贯串起来。于是四面八方，全部疏通，宛如一张闪闪发光的巨网覆盖了神州大地。
在这张巨网的每一个枢纽处都有一座城市。
古人邻水而居，择水而憩，其实世界的名城的诞生大多源于一条江河。可以说所有城市都是由一条江河养育起来的。而我的城市天津则是凭借着五条大河而生。这中间有自然的河流，也有运河；天津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
五条大河，汇成海河，波光粼粼，倾入渤海。一片浩无际涯的放纵人的情怀的蔚蓝色是我的城市东边的极地。
如果从海上瞭望我的城市，辄是一个散发着浓郁的千古不变的东方乡土气息的田园，一个帆樯如林的北方最大的漕运码头，一个充满活力又平静的古城；可是，它又是一个由外部世界最快捷地抵达京都紫禁城的登陆地。这是它天生的幸运，也是命定的不幸。因而，自从十九世纪中叶，它便成了中西之间兵戎相见的交恶之地。
我想，我曾经一代城市的祖先，一定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突如其来，有如天降；不知道自己惹下怎样的“天怒”而在1900年惨遭灭绝性的屠城。历史总是任凭后世的嘴巴纷说，现实只能由小百姓去经受。如今谁还会记得那一代小百姓亲身的感受？人们一边把历史所有的过错一股脑地都甩给“盲目仇外”的义和团；一边想方设法把旧租界奇形怪状的小洋楼开发为能够生财的旅游打卡地。
我承认，我对城市的历史情感是沉重的。
谁来弄清历史的是是非非？
20世纪初天津海河繁忙的景象
城市对于我，不是一个单纯干活吃饭的地方。这可能由于我不是外来的打工仔，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像母亲，我从它的生命中诞生出来。我感受到它如巢一般的温暖、柔软、亲昵。我能闻到它醉人的生命气味，能听到它血液流动的声音。
我的生命里记着它一天天从早到晚小贩们穿街而过各种吆喝声，夜间由远处传来的沉闷又悠长的火车或轮船的鸣笛声，街头急雨般自行车的铃声，大年三十子午交时连天的鞭炮声，还有风声、雨声、雷声和窸窸窣窣的落雪声。这里所有的人对于我都有一种近乎亲人的感觉。我出生在和平区新华路临街的一座小楼里，这小楼是一座私人产院，为我接生的是一位名叫邓志恩的女医生，她留学日本，医术很好。产房在医院三楼。由街上仰头看，大面的玻璃窗映照着蓝天白云。据母亲说，我出生的当夜风雨大作，狂风吹开窗，冷雨浇进来，而且窗子单薄，玻璃大，我睡的摇篮床就在窗下。母亲丝毫没有犹豫，勇敢地扑过去把随时可能撞碎的窗子关上，表现出年轻母亲的一种本能。这个细节使这幢红灰相间、普普通通的砖房在我眼里有一种异样的神奇。这里是我生命的原点。
故乡有一种神奇感。你的父辈甚至祖先的故事都在那里。再有，便是童年天真无邪的生活。等到我们入世愈深，就会愈怀念自己儿时的率真与无忧无虑；我们离昨天愈远，愈清楚无法再回到过去。然而昨天的时光被故乡、故里、故居、故人收藏着；它们的保存方式是无言的、缄默的、含而不露的，等着你去叩问。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天后宫年货市场
成长于天津的人，一定是在浓得化不开的民俗氛围里生根、发芽、长大。中国的大城市很少有如此密集的民俗。
天津城市文化不是精英文化，而是一种市井的生活文化。人们酷爱丰饶的吃穿，妙趣横生的言谈话语，温暖亲和的风习，自娱自乐的生活文化。正像北京人爱说老舍，上海人爱讲周璇和张爱玲，天津人爱谈马三立和骆玉笙。
天津人把每一个民俗的日子里该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这些繁缛的小事叫做“妈妈例儿”。这里说的“妈妈”就是女人，因为日常生活的事向来都由女人做主，习俗都是由女人张罗。由她们嘴里念叨着，尽职尽责操弄着，不差分毫。然而，民俗不是谁规定的，更不是强迫的，一切顺由百姓的心愿。百姓要用种种习俗，使自己的生活多些讲究，多些仪式，多些说道，多些滋味，于是各种惹人喜爱的乡土艺术到时候自然都会派上用场。而我对乡土文化与艺术的热爱似乎是我与生俱来的。从写作上看，它是我小说的资源；从精神上看，它是我后来做遗产保护秉执的文化立场。
它也是我与这个城市不离不弃的一个深在的秘密，一种精神情感的秘密。
乡土艺术是一方水土独有的花。它们是从土地深处开出来的，更是从这地方人们的心中开出来的。因此，它们夺目地张扬人们的生活情感与热望，也迷人地表达本地特有的审美气质。精英文化显示个人精神，民间文化表现地域特征。鲁迅不代表绍兴文化，绍兴戏才代表绍兴文化。只有真正爱上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才与这个城市的灵魂神交。
为此，二十岁出头，远远在我写小说之前，我竟然开始用笔对城市本土文化——年画、泥塑、剪纸、风筝、砖雕、木雕等等做田野的调查、记录和文化整理。没人叫我这样做，我自己要做。没人教我怎么做，全凭个人摸索。比如，那时城市的老建筑已经过时不建了，曾经辉煌一时的砖雕被人冷落乃至遗弃。我便骑上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背一架相机，把散落于城市各处的砖雕普查一尽。这是不是我最早或最初的遗产抢救？可那时还没有“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呢。我的行动完全出于热爱。一种朴素的非功利的纯粹的一厢情愿的乡土情怀。非理性常常是本质的，原发的，生命性的；就像土地里窜出来的碧绿的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