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阁

■田东江

7月23日，中国国家版本馆宣告落成。该馆由一个总馆和三个分馆构成，中央总馆文瀚阁位于北京，三个分馆分布在西安、杭州和广州，分别叫文济阁、文润阁和文沁阁。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在“文×阁”的命名上，显见沿袭了文化传统。当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帝下令手抄七部分藏之，这些藏书处都命名为“文×阁”。首先抄好的四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是为“北四阁”。从收藏地点不难看出，这些藏书实为皇室所专有，与士子无涉。鉴于江浙乃人文渊薮之地，乾隆“复命续缮三部”，这回分藏于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建文澜阁，是为“江浙三阁”。除文宗阁之外，其余六阁阁名均含有“氵”，而按乾隆《再题文宗阁》“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诚应庋此文”句，文宗阁面对百川归海之处，套用白居易的话说：此处无水胜有水。如今国家版本馆更“百分之百”。从前“文×阁”寓意虽各不同，在“氵”这点上殊途同归，当如“天一阁”所寓意之“天一生水”。前人言藏书有八厄，火厄正为其一，而水克火。

阁，一个义项即国家藏书楼。我国最早的国家藏书楼，或推西汉天禄阁。《三辅黄图》载：“天禄阁，藏典籍之所。”且引《汉宫殿疏》云，阁由萧何主持建造，既“藏秘书”也“处贤才”。国家版本馆各馆均设置了展示区、保藏区、洞藏区、交流区等，既收藏又有学术活动，庶几近之。

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父子、扬雄都曾在天禄阁留下踪迹。“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隋书·经籍志》载，刘向逝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但《三辅黄图》对刘向在天禄阁研究时的具体描述，就要姑妄听之了：“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见向，授五行《洪范》之文。恐词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刘向讨教尊姓大名，老人说自己是太乙之精，“天帝闻卯金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卯金，代表刘姓。老人言罢又“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曰：‘余略授子焉。’”那意思无非是说，刘向的成就实乃神授，就像张良之所以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于“下邳神人”黄石公授之以《太公兵法》。

《汉书·扬雄传》载，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王莽假借符命篡位，然“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没弄明白风向已经变了。于是，王莽诛杀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因为“辞所连及，便收不请”，只要他们供出谁，抓人就是，结果，“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王莽知道后感到奇怪：“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原来，“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王莽因而“有诏勿问”。众所周知，扬雄以政论著作《法言》名垂后世。

史上比较有名的国家藏书楼，还有唐朝弘文馆、宋朝崇文院等。略看后者。

《宋会要·职官》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幸三馆，顾左右曰：“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邪？”即日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命内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帝所亲授，自举役车驾凡再临幸”。三馆落成，定名崇文院。后来，再于崇文院中建秘阁。《麟台故事》云：“淳化三年（992）九月，（太宗）幸新秘阁。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召三馆学士预坐。”太宗待到晚上才回宫，不忘交代王继恩：“尔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与诸将饮宴。”而傅潜诸人“皆典禁兵”，是武官。

从明太祖所建文渊阁起，皇家藏书楼便有“湿意”了。乾隆在《文溯阁记》中对“北四阁”的命名更毫不讳言：“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而阁名之间，又存在逻辑关联：“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对文溯阁，因在盛京，“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与此同时，“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原溯其源”。所以，“文×阁”之“氵”并非信手拈来，而颇堪玩味。

文济阁、文润阁、文沁阁等如何得名，日后想来会有“揭秘”的文字。作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不啻新的文化殿堂。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