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青年偶像 | 陈独秀，网罗天下青年
从36岁到42岁，短短6年时间，他一人独有新文化运动领袖、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三大身份。
|作者:李璐璐
一切宏大的叙事，终归是由无数的细节构成。在回顾浩荡而起、倾泻而下、如湍流般深刻改写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时，我们更愿意从这样一个细节开始——
1919年6月11日晚，天色已暗，北京香厂新世界游艺场里依然人声鼎沸，屋顶花园下的露台前挤满了观看露天电影的人。突然，纷纷扬扬的传单从天而降，人们惊讶之余哄抢起来。一看，这只有一页篇幅的传单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北京市民宣言。宣言上半部为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所撰的中文，下半部为北大教授胡适翻译的英文，全文为：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散发传单的正是陈独秀本人。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走上街头，陈独秀鼎力支持。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和北京大学编译委员高一涵到嵩祝寺旁边的一个小印刷厂连夜印出来。11日，陈独秀和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以及高一涵同去散发传单。他们分头跑到新世界和城南游乐园。身着西装、头戴白帽、学者气质卓然的陈独秀，引起了暗探的注意。晚上10时，当他登上屋顶花园撒下传单时，被埋伏的便衣当场逮捕。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由此转向持久而坚毅的抗争，包括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发生前4年喊出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更是一路走向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处，其影响直至当代和今日。
蔡元培当众宣告：
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
1919年4月29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日本。这一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梁启超正在欧洲考察。他把消息传给身在国内的好友、未来的儿女亲家林长民。林长民又立刻告知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5月2日，蔡元培在学校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大声疾呼：“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家须奋起救国。”5月3日晚，1000余名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会议由北大文科学生段锡朋主持，决定呼吁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新潮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为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为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
住处与北大法科礼堂仅一墙之隔的陈独秀，当即写就《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第二天（5月4日）发表在《每周评论》上。他一针见血地批评南北议和的上海和会与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整整10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独秀全传》的作者唐宝林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提及此文，仍深感其慷慨气魄破空而来：“五四爱国运动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的，然后是陈独秀以《每周评论》实施精神指导。”
学生们群情激奋。4日当天，北大文科学生罗家伦用白话文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上街游行，担任游行指挥的也是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段锡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众人高举大旗在天安门广场会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要求惩办章宗祥、陆宗舆等人。随后示威队伍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遭拦截后转向赵家楼胡同，火烧了曹汝霖住宅。北洋政府闻风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0余人。被推举为学生领袖之一的北大另一名文科学生许德珩，以及在北京俄文专修馆求学、跑去北大“蹭”着听了陈独秀不少课的瞿秋白，均在被捕之列。多年后，成长为政治活动家、创建了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尊陈独秀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抗战时期三次拜访陈独秀，并在陈独秀去世后作诗悼念。
5月18日，陈独秀又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敬告中国国民》。“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学生运动很快发展成了群众性的爱国运动。6月5日，上海展开罢工、罢市、罢课，近7万工人参与斗争，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痛斥北洋政府。北京的风声越来越紧，近千名学生被捕，校长蔡元培也不得不被迫于5月9日凌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发来电函催他速速南下，然而陈独秀刚烈回复：“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句话旋即成了一时名言。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舆论大为震惊。一时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吁请北洋政府予以开释。德高望重的孙中山也予以声援，在上海会见北洋政府代表徐世英时说：抓捕陈独秀，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
在各界施压下，陈独秀被关押98天后，于9月16日下午4时获释。出狱当天，人们纷纷赶去迎接他，北大和进步团体还举行了庆祝活动。蔡元培当众宣告：“北京大学为有仲甫（陈独秀的字）而骄傲！”
“蔡先生、适之和我，
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的一个身份至为重要——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1879年10月—1942年5月），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在这个职位上，陈独秀把勃兴数年的新文化和新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一步步走向时代的火山口。唐宝林如此总结五四运动的前因：“它首先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新青年’，才有了一个组织基础，而陈独秀又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
1915年，上海迎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秋天。9月15日，时年36岁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可谓平地惊雷。“《新青年》主要提倡3个观点：‘德先生’‘赛先生’，以及‘时间观’的改变。”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许子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过去，中国人的时间观，要么是循回的，要么是越古老、越历史就越好。但从《新青年》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未来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对中国的冲击非常大。”
这一时期，比陈独秀小12岁的胡适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苦苦寻找文学的出路。陈独秀听闻，请胡适的同乡汪孟邹从中牵线，寄去了《新青年》杂志，并向胡适约稿。当时，陈独秀虽然提出白话文的倡议，但他依然在写旧体诗。胡适看到《新青年》上刊登的旧体诗后，写信委婉批评陈独秀说：你抨击古典主义文学，却又称赞古典主义之诗，这怎么行呢？这句话如当头一棒，点醒了陈独秀。他们通过书信密切交流，渐有默契。1917年1月1日，胡适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登，提出了8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1891年12月—1962年2月），1917年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为了推波助澜，陈独秀紧随其后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贯彻到底的三大文学革命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把革新文学认定为助力政治和社会根本变革的重要手段。“当时的陈独秀还处于探索阶段，胡适的话点醒了他。受到触动的陈独秀意识到形式和内容应该是相匹配的，应该用新形式体现新思想。他比胡适更激进、更深刻、更着眼于社会文化的整体变革，所以在他这里，要改，就得彻彻底底地改革。而胡适停留在文学，停留在改良。这埋下了五四运动之后两人分道扬镳的伏笔，但在当时，对于思想见解与自己有所区别的朋友也能‘兼容并包’，则是陈独秀带来的一种新的人文风气、一种新的人格魅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李林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就在这年年初，陈独秀接到了蔡元培聘他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邀请。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用蔡元培的话说，充满了浓厚的官僚气息，他下定决心要改革，希望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助手。作为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蔡元培曾在1904年与陈独秀一起试验炸药。在翻阅《新青年》后，蔡元培认为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决定聘他为北大文科学长。
那时，陈独秀恰在北京，住在前门中西旅馆64号。他白天四处活动，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几乎天天来看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也不敲门，只让茶房拿把椅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说：“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陈独秀这才答应了。
蔡元培（1868年1月—1940年3月），1916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13日，担任北大校长仅18天的蔡元培发出布告：“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全校震动，青年学生奔走相告。“在此之前的北大像一艘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的孤船，没有方向地漂浮着。”李林荣说，“文科引领着思想、文化的走向，其改革极为重要。蔡元培需要一个治理教务、革新思想、扭转风尚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便是最佳人选。”文科哲学系学生冯友兰后来回忆：那时文科很冷门，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而蔡校长的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陈独秀身上，人们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
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于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北大就此变样了。文科的教授多了，学生开始觉得入大学是为了研究学问而非只为做官，社会风气也对文科另眼相看。
对这段历史，当时的北大讲师梁漱溟曾回忆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种渊源与信任，成就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号召师生、领袖众人的地位。
1917年9月，年方26岁、尚未完成美国博士论文的胡适在陈独秀力荐下出任北大文科教授。随后陈独秀改革了《新青年》编委会，从他一人主编改为他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文科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高一涵等人轮流主编。“由此而见，陈独秀是个心胸广阔的人，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思想态度上，表现得非常坚决，但在处事行为上并不专制，很有容人的气度。他主动提出实行轮流编辑制，最大范围地凝聚起了人心。”李林荣说，“当时北大的教授、学生争相投稿，有支持的，也有质疑和反对的，陈独秀都为他们提供了发声的机会，真正兼容并包。”由此，陈独秀和《新青年》追随者众。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近30期《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影响了一代热血青年。
胡适曾打趣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而成名的。”
然而三只“兔子”在五四以后的命运离合，此时已埋下草灰蛇线。胡适主张改良，五四以后成了右翼文化人的领袖。而陈独秀从《新青年》到五四，无一不是为了社会变革，走向了建党和革命。自始至终给予陈独秀援手的依然是蔡元培。1921年10月4日，已离开北大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因“藏有违禁书籍”再次被捕，蔡元培牵头为他筹集诉讼费；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出卖，陈独秀又被捕入狱，蔡元培等人联名致电中央党部，营救陈独秀。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已退出政治舞台、蛰居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听闻噩耗后，对妻子潘兰珍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鲁迅的引路人
在北大文科学长和《新青年》主编的双重身份上，陈独秀网罗的一个重要人才，便是鲁迅。
鲁迅（1881年9月-1936年10月）
此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对官场的狗苟蝇营非常不满，空余之时只是抄写古碑以自娱。“客中少有人来……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鲁迅的挚友钱玄同时常带着《新青年》来看望他。鲁迅看了《新青年》，大受新思想的启示和鼓舞，重新拿起笔投入了战斗。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
这篇作品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了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小说发表后，举国震惊，鲁迅名驰海内外。
陈独秀对鲁迅非常敬重和欣赏，曾给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18年1月起，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鲁迅“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小说。从1918年5月15日到1921年8月1日，整个广义上的五四时期，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5部小说，还翻译了4部日本和俄国的小说，以及多则随感录、通信等。1920年9月28日，陈独秀表示要为鲁迅出版小说集：“豫才兄（鲁迅的字）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
鲁迅对陈独秀亦是敬佩万分。他说，自己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李林荣说：“在鲁迅心中，陈独秀就是那奔驰的猛士。而鲁迅认为自己是个文士。”后来，鲁迅在他的小说、杂文等作品里面多次提到陈独秀。他在谈到自己怎样写小说时，这样说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听闻噩耗，陈独秀写下《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向左走的鲁迅，向右走的胡适，都是五四运动的干将，足见五四时期思想和文化的动员之广泛、之深远。”许子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无论是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还是以鲁迅、郁达夫、郭沫若为代表的留日作家，以及以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冰心、巴金、沈从文为代表的本土派作家，都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可以说，后来的左翼和右翼，都以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启蒙，绽放了思想的火花。”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对于陈独秀来说，五四运动的胜利和收获，使他的人生观又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唐宝林说。陈独秀转向建党，堪称五四运动结出的最重要的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陈独秀受到了鼓舞。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本政治刊物，内容以及时反映当时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从1919年1月至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这些先进的思想激起了千层浪花，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动员并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
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他对陈独秀崇敬已久。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
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青年》。他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新青年》）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陈独秀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深以为然。1917年，毛泽东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寄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将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以示对毛泽东的鼓励。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坐火车从长沙出发，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8月19日，他到达北京，与蔡和森会合，后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在这里，毛泽东和蔡和森结交了不少名人学者，拜访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毛泽东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五四运动爆发时，时年26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他深受鼓舞，决定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6月3日，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同时，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刊物，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呼吁解救被捕的陈独秀，题目是《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年轻的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直言：“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多年后的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有一句讲话：“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到陈独秀时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同样深受陈独秀影响的还有周恩来。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天津负笈日本，随身携带着《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到东京后，他又从同学那里借来《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五四运动爆发后，当陈独秀在北京鼓动师生时，刚刚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在天津投身运动。他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校董。在南开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周恩来对斗争的下一步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周恩来终于与陈独秀相识。陈独秀乐观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尖锐的分析，都让年轻的周恩来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的周恩来也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
不妨这样说，五四运动可以溯源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当它滋养和激荡的一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时，其中就涌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从此大江奔涌，势不可挡。
南下建党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1月，陈独秀秘密南下，于29日到达上海，后又到汉口，参加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典礼。2月5日下午3时，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的欢迎会上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一时间，请他演讲的邀约络绎不绝。9日下午，陈独秀回到北京，被军警盯上。12日，他在李大钊的护送下，再次秘密南下，留在上海。路途中，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唐宝林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宣扬民主主义，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到上海后，他的宣传对象扩大到了工人阶级，开始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3月，陈独秀决定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蔡和森说：《新青年》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变为宣传俄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了。
就在陈独秀做出这个决定后，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由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作陪。孙中山告诉陈独秀，自己正在改组国民党，而陈独秀提到了将要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一个月后，孙中山在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上亲笔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在上海，陈独秀还与友人创办了《劳动界》《伙友》等工人刊物，1920年，他发表了20余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工人刊物说的都是工人的事，通俗易懂，很受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
工人有了觉悟，便要求成立工会。这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说，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从此，上海工人有了自己真正的工人团体，陈独秀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幼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的代表人物。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他们先在北京同李大钊会见，随后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维经斯基、陈独秀以及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李达、陈望道等人也参加了会谈。据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都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秘密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为会员。
陈独秀首先同李大钊进行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道：“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后来，李大钊给陈独秀回信说，“就叫共产党”。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7月19日，筹备会举行。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通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维经斯基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就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1920年8月底，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学生组织者之一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
纵观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影响历史的方式各不相同。陈独秀的轨迹是盛年巅峰，从36岁到42岁，短短6年时间，一人独有新文化运动领袖、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三个身份，真可谓“笔底寒潮撼星斗”。然而其后，他政治视野的局限、个人性格的缺憾，造成了他个人命运的急遽下滑，也造成了他所信仰的事业不可估量的损失。1942年5月27日，一生大起大落的陈独秀走完了他63年的人生路。“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切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如今，在五四百年之际，想起陈独秀，是对他个人的尊重，也是对这段历史的敬重。”许子东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