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明朝初年风流人物,刘伯温必然是尤为亮眼的一位。
他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里屡献奇计,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最终却下场凄惨,人生黯然收场。
这一切,都与朱元璋脱不开干系。
这对君臣有着怎样的交锋?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为何惹恼了朱元璋?
让我们走进明朝历史,一探究竟。
在剖析朱元璋与刘伯温的关系前,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刘伯温的人生。
刘伯温的真名叫刘基,“伯温”是他的字。纵观刘伯温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几经沉浮。他出生在动乱的年代,目睹了无数苦难,作为一个自幼受到传统儒家教育的官宦子弟,刘伯温很快便确立了自己的志向:他想做官,做一个好官。
生于乱世,胸怀大志,刘伯温既幸运,又不幸。
一方面,他天资聪颖,才华过人,拥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明史》中曾评价刘伯温,“博通经书,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维之学。”刘伯温不仅有能力,更清廉正直,高风亮节,具备着成为好官的全部品德。
另一方面,尽管刘伯温年纪轻轻便高中进士,但因为他既是汉族人,又是南人,便只能做最低级的七品芝麻官。
纵然如此,刘伯温依旧认真对待,甚至因为不愿贪污受贿而被同僚排挤。然而,官没当几年,元朝便走向了灭亡。
刘伯温心灰意冷,决意回乡隐居,直到遇上朱元璋,才开启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春。
打天下时,朱元璋求贤若渴,礼敬名士,他曾托关系三请刘伯温出山,这种诚意最终打动了刘伯温。
为了感谢朱元璋的知遇之恩,刘伯温毅然前往南京,两人一见如故,朱元璋认真听取了刘伯温的建议,决定先攻陈友谅,后破张士诚,这种信任令刘伯温感动不已。
在刘伯温看来,士为知己者死,既然朱元璋懂他,信他,敬他,那他便理应拼尽全力,为朱元璋夺取天下。
因此,刘伯温更用心的为朱元璋筹谋,在朱元璋击败陈友谅与张士诚的过程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当陈友谅大军进攻南京时,刘伯温沉着冷静,第一时间稳定军心,随后诱敌深入,再设下埋伏逐个击破,瞬间扭转了局势。
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刘伯温不惜乔装打扮为敌方士兵,深入前线为朱元璋获取情报。在朱元璋发兵安丰解救小明王的同时,刘伯温率领六十万大军围攻南昌,更利用火攻之计帮助朱元璋拿下鄱阳湖,重创陈友谅。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刘伯温的帮助下,朱元璋的事业版图逐渐拓展,最终在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
明朝建国后,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兼任御史中丞与太史令。刘伯温并未因功勋而骄傲自满,他活跃于朝堂上,帮助朱元璋拟定规章制度,为明朝初年的国家安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身为开国功臣的刘伯温,最终却没有收获圆满的结局。
帝王心易变,为求自保,刘伯温利用家人重病的机会,决意远离朝堂,回乡隐居。没想到,退出权力中心的刘伯温依旧受到了诬告,朱元璋疑心病大起,直接将隐居在乡的刘伯温揪回京城。
刘伯温突遭变故,一病不起。朱元璋为表宽仁,派胡惟庸去给刘伯温送药,但众所周知,胡惟庸是刘伯温的死敌。
胡惟庸离开后不久,刘伯温便病情加重,凄惨离世。不少人认为,尽管胡惟庸与刘伯温有仇,但他断不敢在天子脚下杀害重臣。刘伯温之死,实际上是朱元璋的手笔。
无论事实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晚年时十分厌恶刘伯温。
那么,刘伯温到底哪里得罪了朱元璋?
刘伯温得罪朱元璋的第一件事,便是浙东派与淮右派的党争。
简单来说,两党相争,朱元璋表面上一碗水端平,但实际在心理上更偏向淮右派,而刘伯温恰恰是浙东派的首领。
在刘伯温的带领下,浙东派向淮右派发起了猛烈攻击,朱元璋看在眼里,不爽在心中。
浙东与淮西不仅是老乡会,更是文臣与武将两个集团。浙东派以刘伯温为首,大多是有一定学识的文人,而淮右派则以李善长为首,基本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将。
但是,这批武将的来头不小。
他们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换句话说,朱元璋实际上是淮右派的最大首领。这批武将骁勇善战,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
朱元璋是个乡土情结尤为严重的人,浙东派于他而言是臣子,淮右派则不仅是臣子,更是兄弟。因此,朱元璋会偏向淮右派着实不足为奇。
偏偏淮右派首领李善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表面宽厚,实际上心胸狭隘,更热爱滥用权力。李善长有一个名叫李彬的外甥,此人收受贿赂,被刘伯温抓了个正着。彼时,明朝正处于建立法度的关键时期,倘若公事公办,李彬难逃一死。
于是,李善长就去找刘伯温求情,希望刘伯温卖他个面子,可刘伯温本身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他断然拒绝了李善长,直接将这件事捅到了上面。
朱元璋大怒,下令立刻处死李彬。就这样,李善长与刘伯温结下了梁子,浙东派与淮右派的争斗日渐白热化。
尽管朱元璋有意利用两派相争的机会加强皇权,但刘伯温对淮右派的为难依然让他感到不快。
实际上,在潜意识里,贵为天子的朱元璋仍然将自己视为淮右派的一员,在面对刘伯温时,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与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不同,刘伯温不但曾是元朝进士,更诞生于书香门第,刘伯温的曾祖父曾是宋朝进士,官至翰林掌书。因此,刘伯温是正宗的名门之后。
若论出身,朱元璋远远比不上刘伯温,这或许是他自卑感的来源。成为皇帝后,这种自卑便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演变为极端的自尊。
朱元璋看似从不避讳自己的出身,常常自豪的表示,纵然自己出身布衣,也依旧能成就这番伟业。但实际上,当淮右派受到刘伯温诘难时,朱元璋又会忍不住自我代入。
即便他已经握有至高的权力,却仍会怀疑旁人看不起他。在朱元璋的潜意识里,攻击淮右派,就等于攻击曾经的他,而刘伯温之所以会将炮火对准淮右派,无非是看不起这些出身草根的武将。
可惜,刘伯温并未体会到其中的深意,他聪明一世,偏偏这回错算了人心。
对朱元璋来说,为难刘伯温既是党争中的需要,也是出于私心的打压。
除此之外,两人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也是导致矛盾的重要原因。
身为传统时代的儒家文臣,刘伯温毕生的理想便是辅佐明君,开创盛世。刘伯温是一个较为纯粹的人,他宁愿燃烧自己,也要为君主点灯引路。而越纯粹的臣子,对皇帝的要求便越高。
在刘伯温心中,帝王应当是天下的医生。
他认为,一个治理天下的人,必须要像医生一样,懂得体察病情,对症下药。君主不光要有德行,更要有能力,必须判明先机,见微知著,在恰当的时间做出恰当的决定。这是刘伯温理想中的君王,而朱元璋曾经完美契合了这些标准。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见识到了朱元璋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他心悦诚服。但刘伯温知道,建国不过是阶段性胜利。俗话说得好,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
如何管理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是每个君主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幸运的是,朱元璋与刘伯温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达成了一致。这对君臣认为,元朝败亡于纲纪废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明朝建立之初,一定要以“严猛”二字来整顿风气,重塑社会价值观。直到这时候,朱元璋与刘伯温的合作还算愉快,但很快,问题便出现了。
刘伯温发现,朱元璋的“严猛”过了头。
朱元璋驭下甚严,不光要求苛刻,惩罚手段更是极端。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应当是吏治最好的时候,但明朝初年却出现了大量贪官污吏。
贪官固然可恶,但反常现象背后的原因更值得分析。归根结底,是因为明朝初年官员待遇太差,朱元璋要求他们干最多的活,拿最少的钱,同时还要被特务组织监视。
长此以往,官场生态便发生了扭曲,官员人人自危,只求保命,不求有所建树。
一旦发现不合心意的官员,朱元璋的处理方式也堪称简单粗暴,只有一个字:杀。
这种处理方法固然能树立威信,但绝对不是长久之计。随着天下局势逐渐安定,刘伯温决定向朱元璋进谏,他深知这是在唱反调,可有些话不得不说。刘伯温劝说朱元璋,想要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转变治国方略,将“严猛”转变为“宽仁”。
这是一句富有远见的大实话,或许朱元璋内心也知道这是对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怨恨刘伯温。政见不同,令君臣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加上李善长与胡惟庸等人煽风点火,朱元璋对刘伯温的信任日益消减。
然而,刘伯温却坚持把实话说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临死前,他告诉儿子,胡惟庸的日子不会长久,终有一日胡惟庸也会倒台。等胡惟庸倒台后,他要求儿子给朱元璋上一封密奏,在这封密奏里,刘伯温依旧在劝说朱元璋,告诉他为政“宽猛如循环”。
明朝建国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因此要严明法度,震慑人心。但现在,社会生产已经逐渐恢复,再想要得人心,就必须“修德省刑”,唯有如此,明朝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这是刘伯温留给朱元璋的最后一个建议,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最终并未被朱元璋采纳。
或许,改变的从来不是刘伯温,而是朱元璋。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怒火来源于两个方面。
于公而言,他既害怕刘伯温权势过大,威胁皇权,又恼怒于刘伯温与自己政见不同,于私而言,朱元璋始终无法把刘伯温视为“同类”,他的自卑心隐隐作祟,这令他不自觉放大了刘伯温的每一个举动。
洪武八年,65岁的刘伯温在悲愤与担忧中离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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