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楚河汉界，如今什么样？
相持未定各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尽乌江千载后，古沟芳草起寒云。
——（唐）许浑《鸿沟》
夕阳下的汉霸二王城遗址远景
惠王决断
“鸿沟”一词，往往令人想到中国象棋的棋盘，在对垒的红方和黑方中间，就隔着一道“楚河汉界”。而它的历史渊源，正是《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的“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的那条大名鼎鼎的“鸿沟”。
表现战国时开凿鸿沟的雕塑群。战国时期，魏惠王在大梁附近开凿鸿沟，也称大沟。“鸿沟”之名，在战国中期就已存在
而在历史上，鸿沟的故事，恐怕要从战国时代说起。先秦儒家经典《孟子》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就是魏惠王（魏罃，前370-前319年在位）。“梁”字从何而来呢？魏罃在位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因此魏国又叫梁国。另外因为三家分晋时，魏国得到晋国本部精华所在，所以战国时期也有把魏国叫作“晋国”的用法，比如《韩非子》提到名将吴起受排挤离开魏国的时候，写的就是“吴起因去之晋”。
至于魏惠王，也是将自己当作晋国继承者来看的。“孟子见梁惠王”时，惠王一副灰溜溜的样子，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晋国，天下莫强焉”，到他手里，居然会糟成这个样子，看看别国的君主也不见得特别高明，真不晓得究竟是什么原因。只可惜，孟老夫子专讲仁义道德，不分析列国相争形势，自然没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不但如此，魏惠王还挨了孟子一句嘲讽，“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俨然成了个无能之辈。
不过话说回来，《逸周书·谥法》载，“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可见“惠”算是一个“美谥”。先秦时期的谥法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尚有诸如“厉王”“幽王”这样的“恶谥”，不像后世越来越沦为谄媚皇权的工具，就连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司马衷都成了晋“惠”帝。魏罃的谥号里既然有个“惠”字，可见绝不是毫无作为的庸主。
就拿迁都大梁这件事来说，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因为魏国感受到秦国的威胁，为避其锋芒而不得已迁都。诚然，公元前364年，秦军进攻魏国，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破魏军，斩首六万。这是战国时秦对“三晋（魏赵韩）”作战最早的一次大胜。接着，秦军在陕西正面冲到沿黄河西岸的重要据点少梁（今韩城西南），俘虏了魏军的主将。但魏迁都大梁后，“魏惠王十五年（前355），鲁卫宋郑君来朝”，惠王其实是很神气的。根据《战国策》的说法，商鞅还对秦孝公说：“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可见当时秦国国力仍旧较之魏国逊色很多。何况魏国在黄河以西还有不少地方，秦的威胁不见得是迁都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魏惠王迁都大梁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把魏国的中心移到河南，想在中原有所发展。大梁位于黄河与江、淮之间的大平原上，周围分布着宋、卫、郑、鲁等弱小国家，若能将其兼并，就可大大地扩展魏国疆土，增强魏国国力，对角逐中原霸权大为有利，因此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由于大梁一带川原平旷，河流众多，正是发展水运交通的好地方。魏惠王十年，迁都大梁不久魏国就着手实施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开凿鸿沟。《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即魏惠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当时大约是因其沟幅比较宽阔而称为“大沟”，“大”与“鸿”同义，故而后来出现了“鸿沟”。《战国策》载：“苏子为赵合纵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这说明战国中期已有“鸿沟”之名。
开凿鸿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只能算是第一期工程，也就是从北面的黄河引水入今中牟县的圃田泽（当时的一个大沼泽湖泊），然后从圃田泽开大沟向东至大梁。这样圃田泽“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成为天然调蓄水库，源源不断往大梁输水。今天，在郑州西北30多千米的黄河南岸有座广武山，山上有一条直入黄河的巨大口子，名为广武涧，涧深200米，宽100米，口宽约800米，据说这就是当年鸿沟的起点。
二十年后，魏国又开始引圃田泽水东南行、与淮河沟通的二期工程。一方面，魏人在大梁城北开凿大沟并绕至城东，引圃田水东流，与大梁城东的汳沙水（汳水与沙水的合流段）相接。其后，汳水东流，沙水则南下；另一方面则开凿渠道引水出荥泽后向东南流，经今尉氏县东、太康县西至淮阳，分两支，一支南入颍水，一支东入沙（蔡）水，流入淮河。鸿沟因此成为古代最早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运河。
勾连黄淮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最早的运河是西周时期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开凿的。《水经·济水注》引《徐州地理志》记载：“……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陈都于今淮阳，蔡都于今上蔡，二者分别紧邻淮水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以此推断，徐偃王开凿的这条运河大约便是联通沙水和汝水。只不过，此条运河在何位置，于史已渺不可稽。史书上还记载，徐国是东夷里的大国，偃王之世，“江淮诸侯，从者三十六国”。这自然引起西周朝廷的恐惧，迫使周穆王亲征，并借助楚国军力打败徐国。随着徐偃王的败北，其所开凿的运河随即湮废而不为人所提及。
而鸿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运河，则被认为是中原地区第一条人工修建的大规模运河。古代没有火车、汽车，水运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交通运输工具。魏惠王搞这样的大工程，雄心显然很大。随着开凿鸿沟大功告成，“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就像一条四通八达的水上走廊，从大梁向四周延伸，连接着豫东大平原上众多主要河道，形成黄淮之间的水运交通网。自大梁而南通过鸿沟连接的颍、涡诸水，分别进入淮、泗，再由江淮间的邗沟可达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自大梁而东顺济水而下，向东可达齐国都城临淄；东折菏水由泗水可达鲁国旧境，再南下入江淮地域。自大梁而西，逆济水而上，溯河而西，可达关中地区。
凭借丰盛的黄河水源补给，又有圃田泽蓄水，鸿沟航运畅通无阻。譬如，魏惠王之子魏襄王七年（前312），位于南方的越国派遣特使向魏国赠送乘舟（君王乘坐的大船）、三百只战船、五百万支箭以及犀角、象齿等贵重礼物，用以支援魏国并向魏国表示友好。当时越国都城在今天的苏州，从水路运送这批水战军用物资到魏都大梁，走的就是由邗沟运河入淮水，再由淮水溯其中某条支流，再经鸿沟运河抵达大梁的水道。
鸿沟水运交通的繁盛促进了黄淮流域工商业的发展，一些沿河的重要商业城镇应运而生。第一个受鸿沟影响而繁荣的是魏国都城大梁。战国后期的魏公子信陵君有一次与魏王谈到魏国的河内、河外，即大梁附近的黄河以南与以北，“大县数百，名都数十”。由此可见，鸿沟带来魏国的富庶以及大梁都会经济的繁荣。另外，睢阳（今商丘）因为城南的睢水和城北的获水与鸿沟通连，不断运来江淮间货物，而成为南北货物交换的繁华城市。工商业发达，居住着许多手工业、商业者，是一个“百工居肆”的城市。还有陈（今周口市淮阳区），也因为鸿沟的支流狼汤渠和颍水在此相会，而成为南北货物交流的码头和场所，并使陈的人民多习商作贾。
战国后期，楚国都城由郢都迁到陈，主要也是因为当地交通方便、商业繁荣。位于济水、菏水交汇处的宋地陶（今山东定陶）更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商业城市。此地顺菏水可到江淮，沿济水可到临淄，由济水入洛水可到洛阳，沿濮水向北行则可到濮阳。卫都濮阳地处濮水之滨，在战国时期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经济都会，当时人们以“陶卫”并称。时人欲得封地，目标便是工商业发达之城市，当时便有“请裂地分封，富比陶卫”的说法。前286年，齐军灭宋，引起诸侯恐惧。两年后，燕、秦、魏、韩、赵，五国伐齐。于是赵取济西，魏占宋地，秦得原在宋境的定陶。当时穰侯魏冉专权，在秦军取得陶地后便据为其封地，以致“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实际上，这些城镇的富裕，并不是靠耕种田地，而是因为占据了鸿沟水道的交通要冲。
在航运之外，鸿沟水系的形成也大大改变了中原地区的灌溉条件。用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话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魏惠王曾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如果发生灾荒，就将那里的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今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并将粮食运送到河内救济留在那里的百姓；如果河东发生灾荒，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种做法，表明魏国国家储存着一定数量的粮食，从一个侧面说明农业生产的发达。而大梁一带的鸿沟运河流域，正是魏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一般亩产为“岁兼美恶，亩取一石”。而《管子·治国》则说：“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货，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与鸿沟运河于农业灌溉有大利自然是分不开的。
郑州桃花峪黄河公路大桥，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大桥南侧的隧道穿过广武山（昔称三皇山，ࣾ称敖山，当地人称邙山）
渐至湮废
进入西汉后，鸿沟逐渐不复往日荣耀。经历秦末剧烈战乱后，关中居民流离逃亡很多，人口减少，对输入粮食的需求大为减少。加上汉初提倡黄老之治，与民休养生息，一切设施只求将就过得去。因此每年的粮食、物资消费有限，基本上取自关中地区，如有不足，则向关东地区征调一些粮食、物资，作为补充，故数量不多。据文献记载，当时“漕转关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先前十分受人注意的鸿沟，在汉初一段时间里也显得较为萧条。当然，敖仓的价值犹在。汉高帝十二年，淮南王黥（英）布反，薛公与汉高祖刘邦论天下形势，认为若黥布“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结果黥布有勇无谋，采取薛公口中的下策“东取吴，西取楚，归重于越，身归长沙”。结果这次汉初异姓诸侯王规模最大的一次造反很快失败。恰如薛公之言，“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到汉景帝时，同姓诸王的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前154），其始作俑者吴王刘濞发动叛乱时，手下谋士应高就主张“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但刘濞不用其谋，全力攻梁，屯兵于睢阳城下。而汉将周亚夫则疾速出关，会兵于荥阳，扼住吴楚军队西进关中的要道，先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进军反击，一举掌握战局主动权。
到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鸿沟又遭到一次厄运。黄河在濮阳附近决口，向东南奔流，一直流到菏水、泗水，更下流到淮水。作为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鸿沟本来就不如天然河道深，相比自然河道更容易淤塞。这次黄河决口，河水泛滥而出，淹塞严重，濮阳、定陶、睢阳、彭城等地经济都会随之萧条，定陶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到公元11年，黄河经历历史上第二次大的河道改道，鸿沟水系的重要水柜圃田泽也因黄河水患逐渐消亡。
“鸿沟”石刻，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广武山地区。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大平原，南接中岳嵩山，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古战场
由于黄河屡次决溢，鸿沟系统多次被淤浅，其航运不如以前畅通，航运的地位也逐渐被东面的汴渠所代替。严格说起来，汴渠原本就是汳水，属于鸿沟系统的一部分。待到东汉时期王景治理黄河、黄河归入正轨（约在70年）后，汴渠已取代鸿沟连接黄河与淮河间的水运作用。东汉朝廷建都洛阳，实际上是为了迁就关东的产粮区。东方漕运船只，必须由汴渠入黄河，才能转入洛水。因此，汴渠就为东汉政府特别注意。既不能让黄河水再入汴渠，也不能使汴渠受他水侵夺，还不能使汴水溢出。为此，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对汴渠进行了治理，由汴口至淮口，沿岸以积石作堤，固其河道。
灵帝建宁（168—172）中期，又在汴口增修石门，制约黄河水流入汴渠的流量。这些治理措施，保证了东汉时期汴渠的畅通。由于洛阳距离黄河较远，洛水通漕不便，东汉初期又开凿阳渠，是为从洛阳直通黄河的运河。这样便形成了西起洛阳，从阳渠通黄河，再至汴渠的水运航线，构成了由阳渠、黄河、汴渠组成的一条新的漕运干线。鸿沟的地位，遂被取而代之。其原来引出黄河水的“沟口”则被向南滚动的黄河水给冲没了，仅仅剩下的一小段河道——汉霸二王城之间的广武涧，到唐代也已是干涸见底、野草丛生。
如今，鸿沟的遗址和遗迹还留存在沿线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人展示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和劳动成果的伟大。而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鸿沟”作为“分界线”代名词，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2016年10月16日，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在河南郑州荥阳市黄河之南、鸿沟之侧的广武山上举行实景开幕。中国象棋里的楚河汉界也正是以“鸿沟”为划分
参考文献：
傅崇兰：《中国运河传》；
程有为：《黄河中下游水利史》；
滕玲：《一条“鸿沟”曾将天下分为两半》；
张灿：《荥阳故城水运兴衰研究》；
宋杰：《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