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派是有它的时代局限性的,但并不能说清流派就一无可取之处。
清流派不等于保守派,在坚决捍卫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张就时的。他们对洋务并不排斥,这和守旧派截然不同。
守旧派的观点是“道器皆不变”,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维持之前的形态,对于洋务他们非常抵触,是洋务运动的反对派。
清流派则不同,他们守道,对器却没那么坚持,认为器是可以选择的。翁同龢本人对洋务持开放态度,他支持郭嵩焘、文祥、左宗棠、张树生等洋务人士。张佩纶赞成官商合办的洋务经济,陈宝琛、张之洞赞成修筑铁路,吴大徵会办军务、整顿军旅,他们都赞成向西方学习。清流派许多人都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爱国者。清流派都饱读四书五经,讲究仁孝、克己,讲究匡时济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
拿翁同龢来说,他仰慕的是范仲淹、顾炎武等人,也仰慕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在他初入仕途时,父亲翁心存就教育他要“当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翁同龢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
如整顿吏治,淘汰冗员,体恤民生、改革司法,清流们对这些问题都曾反复提议,同治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光绪年间的邓州王树文案等冤案,都是在清流派的奏章下最终得以平反,他们建议皇帝“多召见”、“纳直言”,要“敬天克己、勤政爱民”,在当时的时代来看,这些都是爱国的主张。
甲午战争后,清流派受到很大触动,许多
人从战争中看清了现实,态度开始转变。
比如翁同龢的弟子张謇,也曾是清流健将,在甲午战争后,目睹梦想破灭,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此后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倡导立宪,成为一名务实派。
同为“翁门六子”的文廷式,也是主战的代表人物,战后改变立场,成为变法派,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并因变法遭到通缉。
翁同龢本人,则推荐了康有为,并在之后为之险遭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