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背后的东林党“深意”
在高中语文课本中，有这么一篇宣扬明末农民觉醒的文言文《五人墓碑记》，其言辞之悲壮、辞藻之华丽，堪称经典。然而，揣度课本编者的意图，肯定不会只是针对文辞这么简单，或许他们要表达的是，对封建时代敢于直面暴政、舍生取义、不求虚名的一群仁人志士的颂扬，事实果真如此？
纯粹只是对《五人墓碑记》字句的斟酌，我们很难洞悉文章背后的历史深意，特别是对于高中学子来说，更是困难。直到今日，当笔者由周起元溯源至东林党、顺流而至《五人墓碑记》，猛然发现，原来《五人墓碑记》背后的寓意这么深刻。
故事的主人公既是捐躯的五人，又是周顺昌，亦是该事件的源头周起元，但更深层的对象，却是争权夺利、政见不一的阉党与东林党两大势力。
海澄月溪，周起元自称月溪主人
因此，要看懂《五人墓碑记》，就要认清周起元，要读懂周起元，就要清楚其背后的东林党故事。
《五人墓碑记》出自张傅之手，其开篇即将故事梗概交代完毕，“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周顺昌)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就义的五人，除了周文元是当事人周顺昌的轿夫外，颜佩韦、杨念如、沉扬、马杰等四人皆与之毫无关系，纯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许是周顺昌为人正派，容易引起百姓的同情，当他被捕时，以五人为代表的苏州百姓义愤填膺，竟情不自禁地发起了浩浩荡荡的抗议活动，最终五人成了出头鸟被魏忠贤的党羽以非常手段杀鸡儆猴。
周顺昌之被捕，有其必然，但更多的是偶然，依圭海君推断，有点“顺带”之意。周起元之祸不过是魏忠贤铲除东林党人的借口之一，而周顺昌的不幸又正是魏珰一系列行动的再次牵连罢了。
(此部分内容见于文后第七节。)
东林党的故事原委，当从万历三十八年说起。
因惧怕地方官员权力过大，重蹈割据一方覆辙，朱元璋早在明朝之初，便想方设法节制地方势力。除了设置充当耳目的锦衣卫外，分布于朝廷内外、专任稽核工作的科道官员便是其强大的节制武器。
这些科道官员大多是拥有三五年地方基层任官经历的新科进士，个个意气风发、敢说敢做。受明朝理学风气的影响，以及诸多庸庸碌碌的皇帝的持续熏陶，他们逐步养成了爱争口舌之快，你攻我伐的习惯，这也使得大明官场变得浮夸、聒噪、混乱，朝臣之间的猜忌也日渐弥漫。
万历三十八年，大明内阁职缺，一群经常针砭时弊的激进分子不约而同地推举李三才入阁，这一举动竟无意中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场争论，无形中将朝廷中的权臣及科道官员区分为至少两个派别，其中支持李三才的一方便被定义为“东林党”，其理由为李三才与东林学院的顾宪成走的近，而顾宪成主持的东林学院常常以讲学之名谈天下大事，引得江南士子多为之左右，故而有心人将之名为“东林党”。
这场辩论持续时间相当长，从李三才的个案不断升级扩大，甚至追溯到与之相关的理学之争，如对罗汝芳的批判。而罗汝芳乃周起元的启蒙恩师，或许是对老师的敬重，周起元时选授御史在京听候，也积极参与其中，无意间也被划入东林党的阵营中。
周起元家乡，此地半山半水
尽管在此后，周起元意识到这场辩论背后的党争事实，也在极力地与东林党划清界限，但大概是从这时起，在他身上的东林党标签，却撕也撕不掉了。
执着的东林党人，怀着满腔热忱，不断地与毫无朝气的万历皇帝周旋，一批又一批的人，起起落落，从不间歇，抛去激进的性格不说，他们确实是一群值得敬畏的诤臣。
直到神宗皇帝驾崩，东林党人才算熬到了头。他们苦苦坚持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登基当上皇帝，因护驾有功的东林党乘势崛起，纷纷入京，身居高位。
尽管朱常洛仅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便匆匆离去，但其创立的政局及东林党智囊团队却由长子朱由校顺利继承，这也使得天启初年，东林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经营国政。
被贬在外的周起元，在东林党的助力下，从天启元年开始，官运一路亨通。
先是，由广西参议升为四川副使，在进京朝贺时，临时改调为通州参政负责备兵重务；第二年，以功调回京都，担任太仆少卿；半年后，即挂右佥都御史衔巡抚应天。如此火速提拔，及担当陪都一把手，除了周起元本身政绩外，自然也是东林党人的额外助力。
然而，一家独大的局面，生命力却是有限的，很快地，东林党的厄运便接踵而至。
周起元解元匾
一方面，与东林党存在长期竞争关系的齐、楚、浙党早已公开联手共同抵制东林党的一家独大；另一方面，魏忠贤联合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扳倒了站在东林党一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成功入主内宫。
反对势力一外一内，各自开始了侵蚀东林党权力根基的尝试。当两方人马最终实现全面合作时，东林党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起初，为了平衡朝堂的多方势力，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以其高明的权衡之术尽力安抚、协调，意图通过其周旋使各方相安无事，一致对外。然而，一味地堵、禁，是无法让这一群跃跃欲试、各怀“鬼胎”的中珰、臣子安分守己的。
最先打破僵局的是万历皇帝留给泰昌皇帝的顾命大臣、东林党领袖杨涟。曾主导抗争“红丸案”、“移宫案”的他，自然容不下魏忠贤和客氏的为所欲为，天启四年，杨涟正式向天启皇帝上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罪”，一场正面厮杀终究还是到来了。
然而，此时的大明已然不是泰昌、天启交替时的东林天下，不明就里的天启皇帝对父亲的顾命大臣并无太多感情，在客氏和魏忠贤的狡辩下，天启皇帝反而对杨涟心生厌恶，甚至大加训斥。如此意外之举，使得魏大中等七十余名东林党人齐声助力，继续揭发魏忠贤的劣迹。只是，更想不到的是，天启皇帝仍继续着纵容和偏听，这大概就是一个木匠皇帝本来的样子吧。
以至于魏忠贤更加坚定了铲除异己的信心，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开始了。
面对魏忠贤一边倒的优势，叶向高已然力不从心，不得不自请辞职，他这一走，更使得对立两方之间的天平瞬间大幅度倾斜。很快的，东林党人在朝廷的核心人物，如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纷纷被罢黜。魏忠贤除了稳坐中珰高座外，实际上也控制了朝廷的大部分权力，对手们怕是永无翻身之日了。
天启五年，接替左光斗担任佥都御史的王绍徽，为了讨魏忠贤欢心，以便更好地打击东林党人，特别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方式，制作了一份有明确排位和具体名号的《东林点将录》。文盲出身的魏忠贤，爱极了这份集戏谑和严谨于一体的东林党一百零八员大将名单，接下来，他便开始按名单的顺序向东林党人开炮。
在《东林点将录》中，尽管当时李三才已经过世，但因他的存在，才使得东林党浮出水面，故而在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类似于水浒传中的晁天王。紧接着，为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智多星缪昌期，入云龙高攀龙…
《五人墓碑记》的缘起人周顺昌，在名单中排在第五十三位，事件的核心人物周起元更是排在第六十六位。按魏忠贤的意思，排名越靠前，则“剿杀”更迫切，故而圭海君才敢大胆猜测，周顺昌之被捕，纯属巧合，他大体上和周起元一样，是别人为了杀人而杜撰出的那把“刀”，这结果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魏忠贤虽然权倾天下，但还不至于任意妄为，想杀谁便杀谁，为达成排除异己的目的，还需要杀人的借口。而此时，在辽东战事失利、曾让魏忠贤恨得咬牙切齿的熊廷弼成了他嫁祸东林党的最佳武器。
天启五年，魏忠贤指使徐大化弹劾杨涟等与熊廷弼交好的东林党魁接受熊廷弼贿赂，天启皇帝因之授权锦衣卫对涉案人员进行逮捕审判，魏忠贤的爪牙迅速利用各种手段严刑逼供，最后竟杜撰了受贿事实：杨涟和左光斗各受贿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六人从六月在狱中聚齐后，至八月，在每日的大刑煎熬中相继丧命，而熊廷弼也几于同时被斩杀，如此一来，东林党六人的案情便此坐实。如此栽赃嫁祸手法，效果远超魏忠贤预期，很快便成了他消灭东林党的标准做法。
周起元家乡古厝，其人不夷不惠
如此批量受害的东林六人，皆是东林点将录中排位靠前的关键人物，其中顾大章位列第六，魏大中第七，杨涟第十，左光斗十一，周朝瑞十三，袁化中十四。显然魏忠贤急于铲除的，必然是东林的领导人物，这一次牛刀小试，便纠下如此人物，岂不痛快。
趁热打铁，魏忠贤自然是要继续大开杀戒的，其目标直指东林党核心人物，如缪昌期、高攀龙等人。
天启六年，魏忠贤在朱童蒙、李实等参谋下，终于找到了一举拿下退隐江南的东林党核心人物的机会。他命人在李实印好的空奏章中诬称周起元在担任应天巡抚时贪污十余万两，并利用讲学之机与高攀龙等人结党营私。很快的，刚刚在狱中迫死东林六君子的原班人员又出动了，开始逮捕周起元案相关的七人。
高攀龙早已知道自己命运的走向，在锦衣卫到来之前，便投水自尽；其他六人被逮捕后，皆死于狱中，其中缪昌期坐赃六千两，周宗建仍牵扯到熊廷弼案坐赃一万三千两，黄尊素两千八百两，李应升坐赃三千两，周顺昌三千两，七人也因此被后世称为“东林后七君子”。
这七人中，除了周起元和周顺昌排序靠后之外，其他皆是不低于六君子的核心，如缪昌期位列第四，高攀龙第五，李应升十五，黄尊素十七。
周起元作为整个事件的“借口”自然不必多说，周顺昌的上榜却是因为他在东林点将录出世之后的言行刚烈，如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被捕时，周顺昌不仅途中多加款待，还与其定了儿女亲家，甚至也因魏大中之死受到牵连被罢了官。而最终导致其必死不可的最后一颗稻草，便在于其与周起元的交情。
天启四年，时任应天巡抚的周起元，上疏参劾吴中税监李实和下属参政朱童蒙，朱童蒙为免获罪，径直投靠魏忠贤，他非但没受处罚，还得以晋升太常寺卿，而周起元却因此被削职为民，遣返回乡。
当时吴中东林中人如周顺昌、周宗建、文震孟等人，纷纷撰文相送，尤以周顺昌言辞最是不忌讳。说起周顺昌与周起元的交情，还得从他担任福州推官说起，当时御史周起元为躲避东林党争，称病里居，二人合作共同驱逐了福建月港税监高寀。至周起元巡抚江南时，二人又多有来往，加上他个性刚烈，敢于直言，这才引火上身。
从东林党争，到周起元之祸，再到《五人墓碑记》，每一个案件都非孤立的存在，更像是环环相扣的既定环节。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明末腐朽的统治基础，而其基础的破败又多指向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和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人，这自然有其不可推脱的责任。
但事实上，可能远不止如此。
明嘉靖以后，经历过惨痛倭乱破坏后的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在隆庆开海的政策促进下，海洋经济蓬勃发展，士农工商皆有极大的长进，甚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然出现了近代式手工业作坊和劳动分工。然而，在张居正改革失败后，明朝的制度不但没有往促进工业发展的方向改变，反而日趋保守使得经济无法扩大发展。而此时雪上加霜的是，因日本侵略朝鲜，红毛夷侵犯东南及华南沿海，更使得沿海地区治安环境发生动荡，百姓安宁受到影响。
内忧外患之下，江南的有识之士便自发地展开了解救大明的行动，他们通过结社讲学的方式各抒己见，并在有意无意中影响到朝廷的政策施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出自江南的这些激进改革派与东林党划上等号，他们的所作所为自然会被保守派，如阉党、齐党、楚党等反对和弹压。
在双方的角逐中，东林党最终败阵，一大批骨干力量在天启年间消亡殆尽，尽管到了崇祯朝，他们卷土重来，但此时的大明已经失去自救的黄金时期，内忧外患不断扩大，以致不可收拾，而东林党人却因遭受过剧痛而变得更加保守和自我，最终使得大明丧失卷土重来的机会。
如此周折和深意，其实已然在周起元身上尽显无遗。
周起元所生活的地方和年代，恰是大明对外贸易最活跃的桥头堡和黄金时期，因海而富裕的周起元家乡漳州府海澄县，每一年的海舶及货品税收均在高速增长，以至于周起元在《东西洋考》序中称之为“天子南库”。
然而，自从朝廷的税监高寀入闽并控制海澄县经济后，月港却日落西山，商贸活动日益颓废。以周起元为首的漳州士大夫，纷纷起而与之抗争，最后终于恢复了月港往日繁荣。
可是，到了万历末年，红毛夷以澎湖为跳板，屡屡犯边，再次严重影响到月港的贸易进展，这时，周起元召集漳州百姓募捐在九龙江口建设圭屿塔，并促成建城设兵，成功抵挡了红毛夷对漳州府的入侵事件。如此种种，以家乡为模板，周起元看到了地方经济由盛转衰的各种变化，在他为官期间，他自然会有所作为，意图以小做大，力促大明扭转乾坤，重振辉煌。
而这一切，便是东林党一直以来想要做而做不到的，他们正是无数个周起元的例子，在各自家乡勉强支撑着大明底层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却对国家机器毫无作用，这份愤慨和无奈，便是大明覆灭的历史见证。
而这，或许是《无人墓碑记》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尽管，它并未被点滴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