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9日,在一片张灯结彩的热闹中,18岁的叶圣陶为新郎题了一首《贺新郎词》,祝福友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个时候的他,还沉浸在对爱情的无限期冀中,殊不知,命运在暗处流转,正是叶圣陶自己提笔写下的这幅字,为他结下了令人羡艳的情缘。
自小喜爱诗词的叶圣陶下笔不凡,辞藻镂金错彩,字体笔走龙蛇,被一众宾客称赞,这其中,便包含了胡墨林的姑姑——胡铮子。
胡铮子是东渡日本留学归来的高知,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因胡墨林双亲逝世,便把侄女儿接过身边,当做亲生女儿一样养。
转眼侄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胡铮子便处处留意着合适的人。
她先是惊艳于作词者如此文采卓然,后又跑去看了看前来参加婚礼的叶圣陶,胡铮子越看越觉得眼前的青年与侄女相配。
后来询问了详细情况,了解到叶圣陶并无婚许,也无自由恋爱的对象,而且又身从教职,自是学问不浅,当即联系王伯祥做媒,上叶家提亲。
叶父得知胡墨林出自书香门第,与做教员的儿子志趣相投,便欣然应允。
素不相识的叶、胡二人互换过一次照片,算是订了婚。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同之前几乎无异。
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主流思想的年代,那个年轻的教师会不会在下课的时候,凝望手中女孩儿的照片?这样形式的婚姻是走在文化前端的“新青年”所能够期待的么?
事实上,叶圣陶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以及未来的生活,还是十分期待的,这从他定下的婚期便可窥视一二。
自古才子皆浪漫,叶圣陶将见面日期,定在了胡墨林生日的第二天,寓意“生命”和“爱情”。
于是,1916年8月19日,胡墨林在她23岁的伊始,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相守一生的男人。
尽然包办婚姻造成的苦痛比比皆是,但是这一对儿却出奇地和谐。二人并非一见如故,而是从悠长的时光里慢慢酿出的甜蜜。
很多年后,叶圣陶这样写道:“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地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在心窝的两件大事。
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
叶圣陶是苏州人,胡墨林出生在杭州,二人同是鱼米之乡走出的才子佳人,又因叶、胡同任教职,又有诸多话题可聊,一来二去,便生出些许情愫。
婚后,胡墨林回到南通的学校继续工作,在此期间,二人因异地而使思念倍增,书信不断。如此看来,婚后的二人倒像刚刚开始恋爱时的样子。
不久之后,胡墨林调到叶圣陶的学校任教。自此,一直到胡墨林逝世,长达41年的时间里,二人并没有长久地分开过。
叶圣陶开始疯狂地迷恋胡墨林,一时不见妻子,“便觉异样”、“则寂然无聊”。
更有甚时,叶圣陶竟然为了胡墨林,辞去了福州协和大学的教职工作。即便是战争时期,一家人也从未分开过。
叶、胡二人婚姻十分幸福随意,1918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思前想后,叶圣陶将这个孩子以“至善、至诚、至美”中的“善”字命名。
这些词是叶圣陶最喜欢的,把它们作为人生格言,饱含他对自己的要求与对生活的期望。叶圣陶告诉胡墨林,若是再有儿子女儿,便取名“至诚”与“至美”。
1922年,女儿叶至美诞生,1926年,他们迎来的次子叶至诚。
值得一提的是,在叶至美即将出生的这一年,叶圣陶刚到北京,签下北大两年的任教聘书。
但是由于妻子临近分娩,万分焦急的他叫好友前来代课,自己才上了一个月的写作课,就执意请假回家,陪护妻子生产。
凝结着爱意的结晶,自然也是在爱里抽穗、发芽,叶至善小名唤作“小墨”,承载着父亲对母亲浓浓的眷恋。
叶至美自小聚万千宠爱于一身,叶圣陶甚至为她拿起针线,亲手缝制了一个连衣裙。
如此,三公子叶至诚,便偶尔吐槽自己没有哥哥姐姐受重视,但是从他豁达散淡的性格,也足见叶圣陶和胡墨林的悉心栽培。
身为教育家的叶圣陶、胡墨林二人,对于子女的教育自是十分上心。
每每晚饭结束后,一家人便聚在一起,孩子们各坐在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修改文章的父亲的笔尖,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指责,遇到可笑处,便全然不顾地大笑了起来。
孩子们稚嫩的笑声,伴随着父亲指导文章的低诵声,被油灯昏暗的光线投到墙上,俨然一片安宁祥和的图景。
这三个孩子日后在不同的方向上,为文坛的发展贡献出了卓越的力量。
诚然,这与他们出生在教育双壁家庭有关,但是也不可否认,是父母之间的相互敬重和爱护,才能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下,茁壮成长,最终实现了“至诚、至善、至美”。
在叶氏兄妹三人所著的名篇散文集《花萼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如此和美的家庭氛围下,三个孩子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为风趣而淡然之人。
正是因为自小生活在爱里,所以比别人懂得如何去爱自己和生活,因为汲取了足够的甜,才有勇气面对世事无常的苦,且泰然处之。
《乐山遇炸记》中,三个孩子这样举重若轻地描述道:“既不为失去了家园感到悲伤,也不为得到了生路感到欣喜,仿佛像旁观者似的在看一场可以和尼禄王时代罗马大火相比拟的大火”。
此时的他们,生活已经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常常食不果腹,但是本文文风举重若轻,十分冷静,好像亲历这段灾难只为记录。
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尚且如此简单,可大人们总要面临更复杂的困境。日军轰炸乐山的这一天,正值深秋,一家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几乎所有物资已被炮火砸在了泥房瓦片之下。
刚刚安顿好新住处,便急需准备过冬的衣物,胡墨林马不停蹄地日夜赶制一大家子的行头。不忍妻子如此操劳,哪怕过程全无从前给女儿做连衣裙似的风趣,叶圣陶也坚持拿起针线,跟着帮忙。
相互扶持中,一家人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以及此后颠沛流离的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二人先后回归到了教育事业之中,日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平和,孩子们陆续长大,事业也开始逐渐开始有了起色。
然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1954年,叶圣陶迎来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胡墨林被查出罹患绝症。
要知道,叶圣陶当年受福州协和大学的聘请,离家时怅然地写下《将离》,离开家里之后,叶圣陶变得患得患失,每每得到家里的消息,都会“又把心挤得紧一点”。
后来实在经受不住每日翘首期盼家信的煎熬,他断然请辞,回到了妻子身边。
胡墨林在人世,还能给他捎个话,尚且如此,如此天人永隔,让叶圣陶如何承受?
自得知噩耗起,每一天,叶圣陶都会悉心记下妻子的状态。不幸的是,日记中满篇都是胡墨林每况愈下的身体,以及叶圣陶自己愈发悲苦愁闷的情绪。
堪堪熬过了3年的光景,1957年3月2日这天,叶圣陶永远失去了胡墨林。
当晚,叶圣陶在日记中写下“永不忘此悲痛之日”,天上一弯新月高悬,好似提笔道不尽的哀伤,刚划下一道便无力再下笔,又好似滴落在笔记里干涸的泪痕,留下细细的一道,将往事晕染得面目全非。
叶圣陶活到了94岁,妻子逝世这一年,他刚刚63岁。在此后,长达31年的时间里,这位孤独的老人真的就如之前那般,“墨不在家,余则寂然无聊”。
每逢3月2日,叶圣陶都沉浸在对胡墨林无限的怀念之中,病重时,他还不忘嘱咐三个孩子不要忘记母亲。
1988年,叶圣陶与世长辞,跑去与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姑娘相聚去了。
如此便是叶圣陶和胡墨林相守一生的故事,在那个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并行不悖的奇特年代,身为“新知识分子”的二人竟然能从包办婚姻里滋生出来爱情,这实属不易。
叶圣陶总是逢人便说自己的婚姻是“打彩票似的结婚”,自然是有幽默的意味,但是也能从中看出他不乏炫耀之情,毕竟谁人不羡慕情真意笃的爱情?
纵观叶、胡二人的一生,虽逢乱世颠沛流离,但是也并无大起大落。结婚、恋爱、生子,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自然。
他们的爱情就像砂砾缝隙中生出来的一朵花,带着江南特有的隽永韵味,将苦难的日子也装饰得如此恬淡,令世人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