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失意时出游，杜牧李商隐各写一首《登乐游原》，谁意境更高？

晚唐诗坛上，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二人曾经先后来到长安城外的“乐游原”，并写两首重名的七绝诗。

其中李商隐的《登乐游原》被选入中学基础教育课本，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更是天下闻名。而杜牧的《登乐游原》，大部分人却没有见过。

杜牧师法杜甫，喜欢以赋代诗，用语浅明。同样是借景抒情，他和李商隐在诗中表达的感情却截然相反，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小李杜”这两首同名诗。

《登乐游原》——唐·杜牧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诗歌意译：

无垠的长空之下，一只孤雁正迎着太阳的方向飞翔，并渐渐消失在了远方。万古风流也以同样的方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

当年汉家天下是多么风光，可是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呢？只余下五陵原上一排排的树木，在瑟瑟秋风中摇晃。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杜牧主动向朝廷请求外放去湖州当刺史，这一首诗应当是地他离开长安时所作。当时杜牧已经四十有七，离他辞世只剩下两年的时光。

这个时期的他在仕途中谈不上有太大的不顺，只不过他对于政治上的热情已经逐渐减退，开始心灰意懒了。因为他认为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一些事情。

那一天，他登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看到一只大雁在长空中飞翔。它渐飞渐远，慢慢变成了一个黑点，直至完全消失。

于是心中生起了感叹：人世中的千里江山，万古风流，在时间的长河里是多么的渺小啊。不信你看看眼前的乐游原，那里曾经耸立着一座座巍峨的汉家园林，可是现在你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一代人、十代人、百代人的努力；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的积累，终究是敌不过时间的消磨。五陵原上的树木早已经看穿了这一切，于是无不在瑟瑟的秋风中摇头晃脑，发出叹息。

晚唐朝廷中持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还在激烈地上演。杜牧少年成名时，曾得到牛党领袖牛僧孺的赏识与资助，后来李党得势，他在朝中就受到了排挤，一直不能得到重用。

到了人生暮年，杜牧把很多事都看淡了，于是主动要求外放为官。在离开长安的前夕，杜牧作《将赴吴兴登乐原一绝》，提到他在朝中倍受清落，于是“欲把一麾江海去”。

可是他在离开长安时，依然“乐游原上望昭陵”，希望唐朝能再出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贤君。不过在本文提到的《登乐游原》中，他的想法却和前面那首诗是矛盾的。

《登乐游原》表现出的，是一种完全悲观的情绪。而在这首诗中，他竟然连再出明君的愿望也没有了。既然一切皇图霸业，最终都难免黯淡收场，那么我们现在又何必过分操心呢？

大概这时候的杜牧，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迹象。他到湖州任刺史一年之后又被调回了长安，升了官。可是到了公元852年的冬天，他忽然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

《登乐游原》——唐·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这一首诗曾经被解读过无数次，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只是谈一下他与杜牧的《登乐游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同是借景抒情的作品，李商隐这首诗因最末的一句“只是近黄昏”的不同解释，显得更加“隐晦”。

李商隐创作这首诗的时间大概是在他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当时他父亲与恩人相继去世，他因为丁忧回乡。心情不好，就驾车到乐游原游玩，最后即兴赋了一首诗。

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商隐，未能预料到自己将一辈子沉沦下僚，他对前面是充满期望的。尽管他清晰地意识到：大唐的政治已经陷入了一片泥沼当中。

看到汉家园林的遗址，就联想到唐王朝的风雨飘摇。可是李商隐并不悲观，他用夕阳的美景来劝勉自己：它之所以这么美，正是因为它处在黄昏之中。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正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才有年轻人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加上当时他政治上的靠山李德裕还在，因此李商隐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情怀，和杜牧是完全相反的，李商隐是乐观向上的。

另外，杜牧的诗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绝望悲观的情绪。但是诗的格局比较大，尤其是第一联，是站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中，以历史的高度来俯瞰红尘，得出人生渺小的结论也是必然的。

李商隐虽然提到了“夕阳”，不过总体上来说还是站在平视的角度，观察身边的事物。因为三十出头的他，当时并没有经历过四十七岁的杜牧经历过的那些事。

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杜牧的风格虽然有点像杜甫，但李商隐却并不太像“李白”。事实上李商隐的诗风略有一点像李贺。大部分都写得神秘而隐晦，还隐约带着一丝忧伤的情绪。

李商隐这首《登乐游原》，从“不适”写起，最后的结局却显得比较轻快。杜牧的《登乐游原》显然不如李商隐的诗意朦胧，它表现的主题有一些陈旧，不过开篇画面感极强，依然能令人生出共鸣。

公元845年前后，三十二岁的李商隐退居太原，将亲人安葬后，时常往来于京师之间。某一日，他偶然在乐游原上散心时写下了一首诗，抒发心中的感情。

五年之后，四十七岁的杜牧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写下了一首同题诗。两个人表达的感情不同，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相似的。

杜牧曾被视为“牛党”中人，李商隐则被看成“李党”中人。李商隐自乐游原来到京城后，只是短暂地在秘书省当了几个月官，就因为李德裕倒台，迅速被逐出权力中心，从此一辈子当别人的幕僚。杜牧虽然留在京中，却被人闲置。空有一腔爱国抱负，无处施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后来又有无数的文人骚客登上乐游原，写下了他们对人生的期盼。但无论是怎样的奇才，当时的他们，对于自己人生后来的结局，同样是无法预料的。

如此看来，还是杜牧说得正确。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个人也好，王朝也罢，最终都会在历史进程之中云散烟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