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父爱深 三国西晋时期的教子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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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英才辈出，彼此之间，斗智斗勇，为今人留下了生动的三国故事。在我们激赏三国人物运筹帷幄的智慧、侠肝义胆的忠勇时，容易忘记这一时代诞生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家训文献，正是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见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三国人物内心深处的柔软。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仅以雄才大略而著称于世，亦以家教有方而为后世推崇。翻开《诸葛亮集》，在《隆中对》《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些光耀千古的名篇之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几封家书，其中最知名者是《诫子书》。这封家书是诸葛亮于临终之际，写给年仅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

诸葛亮常与在东吴为官的兄长诸葛瑾通信，他有时也会提到自己的养子诸葛乔、儿子诸葛瞻。他不无担忧地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这封家书写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在这年十月病逝于五丈原，他的北伐大计最终没有实现，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的《诫子书》很短，只有86字：“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封家书的关键词是“静”。在诸葛亮看来，一个人修养自己的心性要静，一个人精进自己的学问也要静，如此便要与一系列负面的品质划清界限，如傲慢、骄躁、奢侈等。

诸葛亮在家书中说到的“俭以养德”，是他对儿子的期望，也是他的生活写照。诸葛亮早年躬耕于陇亩，在简陋的草庐中过着贫寒的生活，及至任蜀国丞相，“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他在向蜀后主刘禅的自表中，说到自己的家计，“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他即将再次开启北伐的征程，倘若死于疆场，诸葛亮对自己的后事如此安排，“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在《诫子书》的最后，诸葛亮说年华易老，茁壮的大树转眼就枯败了，倘若年少不努力，不能以静修养自己的心性、精进自己的学问，怎能接续前人的事业，最终悲守穷庐，追悔莫及。

《诫子书》虽然篇幅短，但内涵深刻，辞约而旨丰。古人既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对这篇《诫子书》也赞许有加，认为可为家教之典范。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开启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其中西凉的建立者李暠对文学、儒学都较为重视。他曾效法王羲之等名士上巳日曲水流觞、吟诗作对之雅事，在此场合中教育诸子在战事之余可读一读诸葛亮的家书。李暠说：“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三国时魏国大臣）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

人当立志 守志当固

诸葛亮除了这篇《诫子书》外，还有一篇《诫外甥书》。诸葛亮有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当时荆州的名门蒯家、庞家。诸葛亮的《诫外甥书》通篇突出一个“志”字，开篇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大丈夫立志就要立大志，应以先贤为榜样，去除私欲，胸怀天下，胸怀天下就要有广阔的视野，不能眼中只有琐碎之事，为琐碎之事而分散了主要精力。接着诸葛亮说为人要能屈能伸，善虚心问学，去除个人的好恶之情。最后诸葛亮在家书中说：“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采用基本相同的论述结构，先提出自己对后代的期望，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再从反面说没有这样的品质会怎样。

在两封家书中，诸葛亮都提到了立志的作用。三国时期，另一封广为流传的家书对立志的强调更甚，开篇便惊世骇俗地说：“人无志，非人也。”这封家书是嵇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给儿子嵇绍的《家诫》，当时嵇绍仅十岁。

在嵇康看来，一个没有志向的人，根本称不上一个真正的人。君子立志，“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立志要以善为准则，要谋定而后动。在追求自己的志向时，嵇康突出心的力量，要有坚韧的心力，“口与心誓，守死无贰，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反之“心疲体解，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就会产生动摇的情绪，这就容易否定自己的志向。

嵇康在《家诫》中提到了四位守志坚固的模范：“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商周易代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持节不屈的故事，可说相当经典了。这里主要介绍一下申胥之长吟、展季之执信的故事。

申胥即申包胥，是楚国大夫。他与伍子胥曾共事，伍子胥为报复楚国，远走吴国，申包胥表示伍子胥能报仇成功，他也必能复兴楚国。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打楚国，申包胥来到秦国求援。申包胥苦说无效，遂“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打动了秦哀公，秦国派车五百乘救楚。

至于展季，就是鲁国大夫柳下惠。齐国攻打鲁国，索要鲁国的珍宝岑鼎。鲁国国君舍不得岑鼎，打算用一个其他的鼎送去。齐国点名以诚信闻名的柳下惠，表示柳下惠说此鼎是岑鼎，那我们就接收了。鲁国国君找到柳下惠，柳下惠却不愿意撒谎，鲁国只好将岑鼎运到齐国。

嵇康的《家诫》篇幅不短，讲立志的第一段最常被提及，此后的段落则是嵇康诫子谨言慎行，不该强劝人酒等内容。如嵇康希望儿子“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有的人善于在小节上极尽表演之能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模棱两可，这是嵇康不认可的。又如嵇康希望儿子“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要有勇气拒绝薄义重利的世俗，而能重义轻利，因此他希望儿子若见穷苦潦倒而可以赈济的人，应当“见义而作”。

学者提到这篇家书时，多认为凌乱散漫，这是有原因的。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遭人构陷，被司马昭投入大狱，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狱中写下了这封家书。

嵇康被害前，曾当众弹奏一曲《广陵散》，并宣布“《广陵散》从此绝矣”。他冷静面对死亡，但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却透露出无奈、不舍，故而行文不再那么讲究。但在不够考究的文字背后，今人看到了一片深沉的关心。

魏晋之际是“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嵇康是七贤之一。竹林七贤并未像有的绘画作品表现的一样，曾相约共聚于竹林之中。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留下了许多奇谈，奇谈的背后却是朝不保夕的焦虑。他们在面对后代时，大多不希望他们效法自己，嵇康如此，阮籍也是如此。竹林七贤中，阮籍和他的侄子阮咸占据了两席，阮籍训导儿子阮浑时，曾说侄子阮咸已经变成我这样的人，你不得再重蹈覆辙。

言则忠信 行则笃敬

历史文化名城湖北襄阳是孟浩然的家乡。孟浩然有一首常被引用的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诗题是“与诸子登岘山”。

岘山在襄阳城东南，历代文人墨客慕名前往，留下许多诗文。所慕之一，是岘山上的羊公碑，是为了纪念羊祜所立，襄阳百姓爱戴羊祜，见碑思故人，忍不住流眼泪，故而此碑又被称为堕泪碑。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在一首散曲中写道：“画筹计，堕泪碑，两贤才德谁相配？一个力扶汉基，一个恢张晋室，可惜都寿与心违”，将羊祜与诸葛亮相提并论，两人才德俱高，可惜都不够长寿。

羊祜由曹魏入西晋，是建立西晋的功臣，他曾长期镇守襄阳，保境安民、扩大屯田、发展教育，得到襄阳百姓的爱戴，他的这一系列措施也为西晋平定孙吴打下基础，不过羊祜有生之年并未见到孙吴平定。

羊祜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年少时就被人看出未来“必建大功于天下”。后来，他果然在疆场上立功，同时他也是一个“博学能属文”的人。羊祜留下的文字不多，其中有一篇简短的《诫子书》。羊祜先简要回顾自己年少时的经历，谦虚地说自己不如父亲，继而担心下一代不如自己。为此，他希望下一代认识到“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如果言行不讲忠信，就有可能受到别人批评，甚至触犯刑律。羊祜希望儿子将父亲的话常记心中。

《晋书》中还有一则这样的故事，说的是羊祜的女婿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归戴者，可不美乎”，即要置办一些产业，来笼络一些人使其拥戴羊祜。羊祜默然不应，但他决定将此事当做家教的材料，召来诸子说：“此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树私而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识吾此意。”

羊祜在镇守襄阳时，曾与友人邹湛等登临岘山。羊祜感慨万千：“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邹湛宽慰羊祜，您“德冠四海”，有美好的名声，一定会与这座山一起传下去，至于我这样的平凡之辈，确如您所言，将湮灭无闻。

孟浩然的诗足以证明羊祜的担心是多余的，羊祜一直为后世铭记，孟浩然在诗中以功成名就的羊祜来对比怀才不遇的自己，他的愁绪也为后世铭记，这便是文字的力量，这便是传承的力量。诸葛亮、嵇康、羊祜的诫子书，距今已有1800年以上的历史，有力量、有启发的文字，总是能够经历岁月的淘洗，为后世铭记。（作者：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