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寻乌调查前后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和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江西作过十几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其中以寻乌调查最具代表性，它不仅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为何调查：“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寻乌调查，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于江西寻乌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材料最翔实的社会调查。从1930年5月2日抵达寻乌至6月5日离开，毛泽东在寻乌工作、生活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毛泽东作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寻乌作城市商业调查呢？因为毛泽东始终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而在寻乌调查之前，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完全了解，同时“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定了要了解城市问题的决心。但是在到寻乌之前，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去调查呢？他本人作了说明，一是过去长时间忙于打仗，没有调查的机会；二是没有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点；三是没有合适的调查对象。而当时寻乌正好具备他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无暇顾及红四军的行动，红军在赣南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战事较少、环境相对安定。特别是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后，分兵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就为毛泽东进行城市调查创造了“天时”条件。
寻乌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另外，寻乌的商业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也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加上地处赣南与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站地位。这是进行调查的“地利”因素。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有一位极其重要的协助者，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毛泽东要开调查会，古柏不仅请来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而且自始至终陪同调查。寻乌方言不好懂，在调查会上，古柏不仅负责记录，还要当“翻译”。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同时，寻乌的党组织建立早、群众基础好，1926年冬便成立了党小组；1928年3月25日爆发了震惊闽粤赣边的三二五农民武装起义；至1930年，寻乌实现全县一片红，普遍建立了红色政权。这是毛泽东作寻乌调查的“人和”因素。
如何调查：“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
毛泽东认为，要做好调查研究，既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也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和姿态，如果只是走马看花式的“到处只问一下子”，就永远都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他还强调“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因此，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活动首先是从仔细考察寻乌县城的城貌开始的。到寻乌县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一名警卫员，由古柏作向导，先绕县城四周城墙环视一圈，接着便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和摆摊设点的商贩攀谈。在古柏的介绍下，毛泽东结识并拜访了郭友梅、范大明这两位“寻乌通”。郭友梅是当时寻乌城“郭怡和”杂货店的老板，在寻乌经商几十年，又有文化，曾经当过两任寻乌商会会长，对寻乌的商业情况非常了解，他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自己做杂货布匹生意的情况。范大明是寻乌县城人，出生在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经常到全县各市场赶集摆摊，卖一些杂货维持生活，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感受很深，对革命前后的情况非常清楚。这两位阅历丰富的老先生，为毛泽东开展调查“充足地供给材料”。
为了更全面、真实、准确地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一个调查会。他提出，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古柏根据毛泽东的调查计划和要求，先是邀请11人参加调查会，后又邀请50多人参加调查总结会。参加调查会的人中，除了郭友梅、范大明，还有做过铸铁工又做过小商、在军阀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的现任县苏委员的中农赵镜清，有曾任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刘亮凡，有曾任区苏委员的贫农李大顺，有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后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的老童生刘茂哉，有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又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的陈倬云，以及其他不同年龄又较熟悉情况的农民、师范生、小学教师、老秀才等，为调查会提供了充分、可靠的实际材料。对于这些人，毛泽东把他们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毛泽东介绍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有何成果：“找到了它，就像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孩子！”
寻乌调查后，毛泽东感觉收获很大，不仅“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还“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为正确“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还写下了《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为制定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两篇文章的面世却历经艰辛。
《寻乌调查》从完成调查到公开出版，前后经历了52年的漫长时间。原来，寻乌调查结束后，由于工作繁忙，战事频繁，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整理这次调查材料，直到1931年2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间隙，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开始整理，形成了共5章39节、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计划将《寻乌调查》编入《农村调查》文集出版，但由于寻乌调查材料一度遗失，遗憾未收入此书。直到1950年，《寻乌调查》手抄件才被找到。为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对《寻乌调查》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亲笔作了充实和修改，计划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但最终未选入。1982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一次收入了《寻乌调查》，这篇光辉文献才得以面世。1993年12月，《寻乌调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而作为《寻乌调查》的姊妹篇——《调查工作》，由于战争的原因遗失了30年。为此，毛泽东非常惋惜，多次与人谈起它，说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让《调查工作》重现于世的，是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人、共产党员赖茂基。20世纪30年代，赖茂基以贩牛生意为掩护，为红军送信送物。中央红军长征后，茶地沦为国民党统治区。赖茂基冒着生命危险，把中共闽西特委翻印的《调查工作》石印本共3册及一些文件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盒里，在家里墙壁上凿开一个洞，藏在洞里封好。后来，国民党民团对赖茂基的家进行过全面搜查，但因为藏得巧妙，小木盒并未被发现，《调查工作》得以逃过劫难保存下来。1957年2月，赖茂基把《调查工作》等作为重要革命文物捐献出来。
1961年1月，经过多番辗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发现了《调查工作》油印件，立即呈送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再次见到这本纸张泛黄的小册子时，百感交集，欣喜万分，高兴地说，“找到了它，就像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孩子！”1961年3月，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后，印发给在广州开会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内部传阅，后来准备公开发表《调查工作》一文时，毛泽东把它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1964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2011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
（摘自2023年第4期《当代江西》，原标题为《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