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茔原总录》中关于“磁场的角度”问题的探讨
《茔原总录》是以宋代杨惟德所作，学者们公认的一部著作，完成时间约在1041年。
此书记载了唐代以后人们选择墓地的方法和丧葬的具体礼俗，是探讨风水学和丧葬礼俗的重要资料。其中第一章“主山”中的第八章，就主要记录了“地穴”和“磁场”的变化现象：
取客主人，应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以甲午为终点，居中而格子，以方正为本。盖阳生在子，子至丙为正，而阴生在午，从午至壬者为反。所以，在乙午和戊子的中间，就是世界的中心。
这一次的“甲午”，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要想更详细的话，最好是将表上的绳子弯曲，然后在下面放上一个重物，让它落在重物的中心，形成一个圆形，就像是太阳和月亮的光晕一样。
绳索为数，二晷渐变，遇昏而变，由辰而止，皆为一物。将其拆开一半，从吊坠上看，便可知道其在南北之间是正确的。
下面详细介绍了用甲乙丙三种针法来辨别南北方位的方法，严敦杰等人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地磁”这一概念，并以其为依据而创作了《茔原总录》，这本书主要是对地磁和罗盘的初步探讨。
不过《茔原总录》在宋朝的《书志》中并没有出现，同年杨惟德所著的《地理新书》中，也没有提到磁场和罗盘，这是不合情理的。
另外，《茔原总录》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少，流传也很模糊，我们现在对它的流传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并对它的理论和历史背景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希望对它的来源、性质和磁偏角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茔原总录》第一次出现在《通制条格》中，是一篇记载在元朝律法中的文章，其中写道：“大四年一月，刑部奏：“陆妙真二府丧礼，刘万失手，在匾额上写了一行字：长命百岁。”
《地理新书》和《茔原总录》中，都有这本书的记载，虽然也有这本书的前缀，但还是避开为妙。元代官方把《茔原总录》当作一部关于殡仪礼仪方面的一部主要法规，但对其著述的作者和出版年代则只字不提。
《元典章》中有三元考题：“婚元”，“宅元”，“茔元”，其中“茔元类”中包含《地理新书》，《茔元总论》，《地理明真论》，因此有理由怀疑《茔元总论》是《茔原总录》的一个变体。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茔原总录》在元朝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明代《永乐大典》的第一句话就是杨惟德写的：“《总录》中说：四杀，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属火势。这句话，在杨惟德的《茔原总录》中可以找到。”
这一点，在《类编历法通书大全》的卷29中也有记载，在卷28的“五个姓氏的合称”后面，写着：“《茔原总录》中记载了“吉凶年份”。”这是《茔原总录》中的一句话，说明这本书已经在那个时候流行开来了。
明朝《文渊阁书目》中虽然记载了《茔原总录》，但并没有记载作者，《明书》中也只记载了一个名字，也没有记载作者和卷数，更没有记载出版年代。
目前有三种版本的《茔原总录》：一种为中国国立藏元版本，但没有署名；二是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元代专刊》，题名为吴公裕；三是以吴功裕为题写的台湾国立图书馆藏元所刻。
上述两种版本的版本都是一样的，都是只有五卷，并且都是第一到第五卷，每一张都是十七行二十八个字符，周围有两条横线，版面中心是黑色的缺口，双鱼形的尾部。
《中国国立博物馆藏经卷》第一页盖有“北京图书馆藏经卷”朱文印章，第二页司天监杨惟德的《太史公》第一页和第四页的装订方向相反，第三页的部分缺失和缺失较多。
台湾故宫馆中现存的《吴氏公裕序》和《杨惟德》。台湾「国库」藏有「国库藏书」的朱文方印、「阳湖陶氏涉园藏书」的朱文昌方印、「珠云仙藏书」的印鉴，虽然有些残缺，但内容大体完整。
至于杨惟德，他的出生和死亡年代已不可考，他在宋真宗和仁宗间活跃，任职于天文院，著有《景禧乾象新书》，《景祜遁甲玉函符应经》，《景虎遁甲》，《占三式目录》和《万年历》等历象和阴阳书，并曾参加校订官方地理学著作《地理新书》。
王洙（九百九十七至一千五百五十七）在《地理新书序》中提到了杨惟德的《地理新书》：“王承用有疏漏一千九百处，始命太子殿下嵇颖、冬官正张逊、大卜署使秦弁，与承用的疏漏一千九百处，于景柘五年内完成。
诏以大学士杨惟德及二宅官三十七人，审其是否可行，惟德洎逊拟新历法，订正错误，编为三十卷，赐名为《地理新书》，并复诏钩阅，复之。
王应麟道：“三年六月，嵇颖与胡宿重修《阴阳地理学》，于景柘五年完成。司天少事杨惟德等人编完三十卷，取此名字。”
由此可知，杨惟德对《地理新书》的修改是从景氏开始的，这本书是在《茔原总录》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与《进书表》的题名的时间相似。
然而杨惟德所写的《茔原总录》在当时却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一本宋朝的书志目录来收录这本书。
刘未疑所著的《茔原总录》，虽与杨惟德所著《地理新书》有关，但对其所作的探讨并不多。杨惟德等人写了三十篇，并命名为《地理新书》，但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历史记录，也没有关于这本书的原本面貌的历史记录。
所以，《茔原总录》到底是不是《地理新书》的前身，就不得而知了。如今本文以《茔原总录》和以《地理新书》为例，对其进行校对，以厘清其相互间的联系。
现今所见的《茔原总录》，其内容多有错误，因中国国立图书馆所藏元刻本破损较重，台湾国立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则略有缺憾，但大体完整，故以两者为参考，著录其内容。
《茔原总录》第一章的内容和《地理新书》有很大差异，只有第十二章和《地理新书》第二章“地形吉凶”一节有类似之处。
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有一半以上的章节都能从《地理新书》里看到类似的东西。因此，通过仔细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茔原总录》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地理新书》中摘抄出来的。
本文从《地理新书》中摘录，或加以修改，或直接引文。如《地理新书》中的“阴阳门莫言”，分别引用了《葬经》、司马季主、东方朔、《力牧经》等四个人的话，但在《茔原总录》中的“阳阳门”第八篇，将《葬经》中的“《葬经》”改成了“吕氏说”，将“东方朔日”改成了“又日”，对《力牧经》和司马季主的话，则是只字不提，只说：
《力牧经》，司马之主，每一篇都有其深刻的道理，但每一篇都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前两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可以详细记载，其余的都是多余的，以免繁琐。
这一部分，看来是对《地理新书》中“四大名著”的批判性修改。再看《地理新书》不少地方都引用了“由吾公裕”的话，《茔原总录》里隐约可以看到，但“由吾公裕”这个名字却没有，而且有些地方还做了改动，比如《地理新书》，卷十五中的“殃杀出方”。
如果《茔原总录》和《地理新书》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则《茔原总录》中所引用的吴公羽的话应该和《地理新书》差不多。
但《茔原总录》中改变了一些东西，甚至连“武宫禹”这个名字都没有留下，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有人用这种方法，将《茔原总录》的出版日期推迟了。
《茔原总录》第四章第十章，“六甲八卦坟”的测量方法，与《地理新书》第十三章“张谦说的六甲八卦坟”和“六甲八卦坟下六尺”的测量方法是一样的。
《茔原总录》中的计算资料虽与《地理新书》中保存的较早的测量资料不一致，但与张谦修正后的测量资料是一致的。
张谦对这一变化作出了说明：“我将季邕的《葬范》与《新书》进行对比，推敲其中的细微之处，加以修改，以求完善。考核者增加，贵客查阅，凡夫俗子告知道理，不会有任何疑惑。”
《地理新书》被晋人毕履道和张谦从三十卷修改成了十五卷，已不是宋版原版。但《茔原总录》则直接使用了修正后的数据，说明该书是参考了《地理新书》中的金人重新修订后的数据。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茔原总录》在很多方面都是从《地理新书》中继承过来的，并且在其中加入了一些自宋元以后的东西。
《茔原总录》因其最早期为元代刻本，或与《地理新书》类似，其原作已被战乱所损毁，其后又被元代重新修整，故有许多后人记载。但今观《茔原总录》所载的某些东西，其实是宋代以后风水理路的变迁的一个缩影。
《茔原总录》五中有“伪书”一章，其所收书籍与《孙季邕奏废伪书名件》在《地理新书》中所见大相径庭，且大多是从南宋开始记录的有关“风水学”方面的书籍。
例如《八分歌》第一次记载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151页中，是在绍兴年间修订后的，《寻龙入式》最早出现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
从这一点来看，《地理新书》主要是对唐代后期出现的伪书进行了全面的记录，而《茔原总录》主要是对宋朝出现的伪书进行了梳理。
《茔原总录》第一章“形势”部分第六节，““形势””与“生气”的关系是这样的：
凡五行之力，在地中运转，没有地中之力，就不会聚集。但所有的山峰之力，都要收回后才能吸收，这是什么意思？又曰：“莫中阜，两旁无人，前后无人，气机发泄于口角。”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
所谓“生气”，既不是《地理新书》上记载的五象术中的三十八种，也不是八宅术中的星座，更不是天地间自带的能量，它只是一种自然的聚散之气，一种由天地间的聚散之气转化而成的自然能量。
到了宋代，由于人们对唐朝五行学说的批判，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玉髓真经》和《发微论》等，都强调了“生气”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龙”、“沙”、“穴”、“水”等概念。
《茔原总录》就是在五姓原则的前提下，将宋代以后的择局观念纳入其中的。这本《茔原总录》的内容，其实和胡舜申在《地理新法》中所说的“天时地利”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气在大地上运行，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天地间的元气，没有天地间的元气，就无法聚集。《葬书》上说过：“天地之力，可聚天地之力。”意思就是，必须要吸收天地之气，才能聚集天地之力。
由此可以看出，《地理学全书》中所说的“情势”和《地理新书》中所说的“五家”法之理路是不同的。据南宋的范成大说：“舜申，是舜邑的弟弟。”江西的《地理新法》，就是从舜圣那里得来的。”
胡舜申的哥哥胡舜陟是北宋文学大家胡仔（1110-1170）的父亲，胡舜申的年龄大约在北宋后期到南宋初期之间。当时，许多人都对五音姓利法进行了反驳，因为它的根据太过繁杂，意见不一，于是渐渐转向了以情势为宜的选择地点。
正如程颐（1033-1107）所说：“五个姓氏的说法，在所有的典籍中都找不到任何的佐证，古代的阴阳家也没有这样的说法，只是在民间流传，并没有任何的根据。”
因此，刘未认为《茔原总录》第一册中的多数内容，“与北五音通说一致，其实是从安徽绩溪人胡舜申的《地理新法》中得来的。”
另外在台湾故宫藏元刻本中，有吴公羽的残篇，其名为《吴公羽奉命书》，与胡舜申的《地理新法》的序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吾公羽是唐代阴阳家，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五部《葬经》三部之多。宋代王应麟在其《姓氏急就篇》中说：'由吾氏，自秦由余以来，自北方有由吾道荣者，唐国公虞者也。'
吴功宇的《葬经》已经失传很久了，所以《葬经》和《茔原总录》之间的联系已经无法考证。但从武功禹和胡舜申两位作者的时间间隔来看，其《序文》的内容又大同小异，有前后抄袭之嫌。
胡舜申在《地理新法》的前面写了一个序：“这本书收集了以前的知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写了二十三种不同的文章，并命名为《新的地理法律》，这就是从过去的事情中提炼出来的东西。”
《地理新法》中的“风水”理路，多涉及山水格局、九宫星等，显示了两宋以后对“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视，这与唐朝的“堪舆”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武功余论》”是一部模仿谢氏的作品。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们更愿意相信，《茔原总录》是宋末元初的一部作品，是以吾公裕和杨惟德的名字命名的。可以肯定《茔原总录》中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关于金元时期的记载，所以对于磁场角度的描述，还得仔细研究一番。
《茔原总录》中，也有胡舜申在《地理新法》下，“正山”一节所记：
以甲午银针刺入穴位中央。用甲午银针之人，以四象之数之。从子至丙，为阳生，为阳生；从午后到壬时，是阴的右边。是以甲乙丙三种颜色，为乾坤，乾坤之极。所谓“居中”，就是所谓的“居所”，“庙宇”，“寺庙”，“宫殿”，“宅院”，“坟墓”等，都是看个人的喜好而定。
相比之下，《地理新法》只记载了二十四个方向，也就是地球上有一个明显的磁场变化，但却没有更多的说明。
在《茔原总录》中，又进一步讨论了用磁场角度来测定地球的南北向的方法。鉴于《茔原总录》编纂的年代尚不久远，本文拟从对宋初“磁”字演变过程的梳理入手，以求明晰《茔原总录》所记述“磁”字的大体形成年代。
这是古代人类使用罗盘时观测到的一种磁场变化现象。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大家都知道，他对磁场的变化有过清晰的描述：
方家人用磁铁来磨砺针尖，可以指引方向，但往往偏向东方，而非南方。水面上飘着更多的波浪。手指、爪子、口器、口器都可以，运行速度极快，但又硬又滑，很容易掉下来，最好是挂在发丝上。其方法是取蚕丝，在蚕丝上涂上一层许蜡，挂在银针的腰带上，并挂在阴凉的地方，这样银针就可以经常使用了。还有一种是指北方的。磁性的指引，犹如柏树的指引，无法解释。
当时只是说，那根铁针并非直指南方，原因不明，应该是方士们在实践中找到的。早在《武经总要》中，便有一篇关于向导鱼儿寻路的文章，写于北宋的庆历时期：
若是天气阴沉，伸手不见五指，便骑着一匹老马，指点一二。或乘罗盘，以辨别方向。
指南车的法门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其中有一种叫鱼法的东西，它是用一片薄铁片剪裁出来的，它的长度是两尺，宽是五厘米，它的头尾是一条鱼的形状，将它放在炭火中，侯通红用铁印章盖住它的头，让它的头颅在火焰中露出，然后将它的头颅对准子位，在它的头部距离它的尾巴只有几厘米的时候，则就会停止。
然后用一种密器将它的头颅给收起来。用时将一只水盆放在避风的地方，再将鱼儿放在水中，当鱼儿的头浮出水面时，鱼头的朝向就是正南方。
这本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一种使用磁性金属的方法，但并没有任何关于磁性现象的解释。与其同期编著的《地理新书》中，也没有有关磁场角度的记载，只说明了用来辨识方向的仍然是土圭用罗盘而不是罗盘。
值得关注的是杨惟德曾经参加过《武经总要》的编纂工作，仁宗在其《御制序》中说：“刑德孤虚，推算之法，于军中，缺一而不得。”让杨惟德等人参照前人所述，并将其列于此。
同时以《武经总要》为主的曾公亮和丁度，也分别奉命对《地理新书》进行修订。
“至皇元年三年，曾公定议，以其浅薄之处，于天下不利，有大臣命其人，于希、齐公三人，对其进行增补，由司天监高毅修改，由丁度典主持。”
《地理新书》和《武经总要》两部著作，其主修作者大体一致，编纂年代接近，对罗盘和地磁问题的认识也大体一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这一时期地磁问题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但在《茔原总录》中，对“磁”字的记载却与这两本不同，这显然是早在北宋前期就有关于此发展轨道。
继沈括以后又有一部《本草衍义》，于北宋治和六年（1116年）完成，这本书将“磁场”二字写得更加详细：把针锋磨好自然而然就可以朝南了，但经常偏向东方，并不是完全的南方。其方法是取新鲜的一丝细线，用些许蜡缀在腰针上，挂在没有风吹的地方。
根据沈括的观点，寇宗夷认为地球磁场的方向常偏东于地心，于是他就用地心引力的角度来形容。大约在南宋前期，胡舜申在其《地理新法》中指出，乾坤以乙午、壬子方为南北。二世纪末所著的《同话录》中，指出了以子午线为基准，但在其它地区则是以子午丙壬为基准。
此时已经有人注意到有不同的磁场角度，只有洛阳的磁场角度是正确的，其余的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才用了丙壬缝合线来测定。
尽管“洛阳在天与地之间”这一观点与现代测定磁场的方法存在一定差异，但也说明宋代人对不同地区磁场的差异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因此，就会有用指南针和丙壬缝针来确定南北方位的不同方法。
从以上所列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有关磁片的描写在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是比较集中的。《本草衍义》，《地理新法》，《同话录》，《祛疑说》等。
不管是确认了地磁方位为“丙位”，或者确认了“丙午”为“南位”，或者是更深入地揭示了“各州”的地磁方位差异，都使早期沈括关于“罗盘略有东方”的说法得到了不断的改进。这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改进的过程。
这实际上是对宋代以后的一种更深入的观测，但是“这丙午的针法大约是大致的”这句话，也大致说明了当时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值，而且储泳之说也没有流传开来。
因此这一部分的时间，与《同话录》的时间大体相当。
参考文献
1.通制条格注释
2.大元圣政法典
3.永乐九年
4.四库全书续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