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大宋，竟有远超我们想象的城市繁荣

开封（汴京）夜景

杭州景色

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时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稳定、商业发达、城市空前繁荣。

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大量的科技发明得到实际应用，工商业突飞猛进，城市经济日益发达，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使得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各种商业城镇，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开始在宋代大规模出现。

据史学家考证统计，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约为20%，到了南宋时期甚至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城市化的最高水平——22%，这相当于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而当时著名写实派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将一幅用工笔精心描绘的、古老而又繁华、立体而又迷人的宋代城市生活画卷，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宋代建筑

规模惊人，引领世界的百万级特大城市，在北宋开始出现。

北宋时期，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全国人口到北宋末年已达1.2亿人，约为唐代人口的两倍。人口的增加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北宋末年的垦田面积达到了750万顷（唐代面积的2倍），科技全面进步使宋代的亩产量也超出唐代的最高产量，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的亩产量，甚至达到了唐代亩产量的2-3倍。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宋代的农业发展成就不仅是亩产量的增加，而且出现了专业化和商业化的转型，实现了茶叶、蚕桑、蔬菜等商业性农业的道路。

粮食产量的增长和过剩，让粮食走向商品市场成为必然之路。

日本学者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指出，宋代的粮食已是商人大量运输、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并开始形成全国性市场。宋代每年经汴河运输的粮食高达五六百万石，正是粮食史无前例地充裕和商品化，为大型城市（汴京、杭州）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支撑和可能。

当时，北宋都城汴京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市区面积达193公里，11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每年消耗粮食高达600万石，史称“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宋代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写实性地反引出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达盛况，图中高楼林立，酒肆、茶坊、庙宇鳞次栉比；众多门店张灯结彩，各种招牌格外醒目；街市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汴河中满载粮食、丝绸、茶叶等工艺品的大船穿梭往来；商店经营的商品（珠宝、香料、绫罗绸缎、书籍药材等）可谓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足以见得当时汴京城经济的繁荣鼎盛。

宋人孟元老更是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了当年都城汴京的繁胜：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北宋汴京沦陷之后，大批的官员、士族、百姓纷纷南迁逃亡至杭州，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人口急剧增长，在发展高峰时期人口居然高达250万人。

《都城纪胜》称，当时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余万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

意大利人鲍丁南曾如此描述临安（杭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圆达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般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里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而市郊的人口比市内还多。该城共有十ニ座城门，而在距每座城门8英里之外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威尼斯更大的城镇，故一个人若在任何处郊区走上6或8天，仍会觉得自己仿佛只是走过了很小的一段路。

世界著名国际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繁华更是溢于言表，称之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天城”。

南宋时的杭州

开封龙亭夜景

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中小城镇大量涌现，城市化进程远超今人想象。

历史记载，北宋的都城汴京（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性大都市，此外在全国还有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如泉州）6个，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无以计数。另外，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诸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

宋代的城市化不仅体现在大城市的兴起，更主要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打破了唐代及以前“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的规矩限制。许多人口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了商业化的市镇——“草市”，聚集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宋以前，镇称作为军事屯戍之地，宋代收藩镇权，军镇纷纷转变为市镇。都城汴京外有12处四镇环绕城相连，形成卫星城。

最典型的变化出现在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湖州、明州（宁波）和杭州因水运方便。市镇繁多，形成大片的城市群。

譬如苏州下辖有5个县，60多个市镇；湖州下辖5个县有23个市镇；秀州（嘉兴）下辖4个县35个市镇。

当时华亭县青龙镇作为“海商辐辏之所”，“噉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十八讲》）。

而湖北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有数里之长，聚有数万家商业，十分繁盛，是“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民居的众多，以至于丧家难于寻找埋葬的处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远郊市镇的繁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外地一般的州郡，体现了大都市的辐射效应。

与此同时，宋代城市中的市民（坊郭户）阶层，已经大量出现在官方的户籍之中。

在宋代人口统计中，官方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正式确认了城乡差别。宋代江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造籍管理，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宋代的坊郭户制度不仅实行于州县城市，也实行于市镇。坊郭户按物为分为十等户。户等的划分主要是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坊郭户主要以经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

开封古城夜景

南宋都城临安的市容

宋代的城市商业非常发达，市民生活富裕，商品消费力远超前朝。

不妨做一个大胆假设，当一个唐代的大诗人从神都洛阳来到东京汴梁，他会有何巨大的感受、抑或是消费体验呢？

走在大街上，他会吃惊地发现，宋代开始的“纸币”——交子，俨然成为金属货币的重要补充，昔日大伙车拉肩扛着金银、铜钱急匆匆去市场消费的现象不见了，取代之的是兜里揣着几张轻飘飘的“交子”，潇潇洒洒，从容不迫的模样；想买到全国各地的商品、甚至海外的奇珍异宝也相当容易：从宋朝开始，汴京的大相国寺门口，每逢十五便有繁华热闹、熙熙攘攘的“万姓交易大会”，你可以在这种古老而又新潮的商品交易盛会中，尽享购物的快意与喜悦……

01 城市商业繁华，商人地位不是一般的高。

宋代之前，中国只有“城而没有“市”，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街市”。

宋代的街市分布与限定于“市”的唐代长安、洛阳截然不同，他们在全城都有分布，与住宅区混杂，沿街沿河都有商铺，形成著名的商业街。

当时汴京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舟桥东的大相国寺一带。

孟元老在记载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商业繁荣导致城市管制的瓦解，城市之中，商贾云集，广告满街，酒楼茶馆，勾栏瓦舍随处可见。开封城内有五六处“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茶楼、游艺、酒馆、青楼。

宋代的商业之所以创造出比前朝后代都要多得多的巨大财富，完全是取消禁夜令，将夜晚还给百姓，还给商业的结果。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感慨：“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当时皇宫禁军褚班直的所在地——开封马行街，一到晚间，十里长街灯火通明，宛如人间天堂。上流官员、富商大贾多出入其间。吃过晚饭，各色人等在夜色斑斓中倾巢出动，兴冲冲来到勾栏瓦舍，来看各种戏曲、相扑、杂耍的表演，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如果饿了，更可以品尝汴京（开封）鼓楼夜市上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美味小吃……

北宋汴京商业手工业发达，行业繁多，见之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南猪行、北猪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邸店、堆垛场、酒楼、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馒头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杂物铺、药铺、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三十多“行”。

此外，《东京梦华录》一书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铺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有半数以上。

城中有“白矾楼”、“潘家楼”、“欣乐楼”、“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班楼”、“张八家园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会仙楼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七十二户”。其中如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街市中各种美食小吃更是不计其数。《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

宋代的市民早上起来先用“牙刷”洗漱完毕，然后点份外卖，接着兜里揣着“交子”（纸币），要么逛市场，采购天南海北的特产风物，要么到“樊楼”大酒店用精致的汝瓷、华贵的银器搓一顿，要么观看街头杂耍，要么品茗闲话，要么约三五好友来一场“蹴鞠”比赛。你看看，生活何其悠然自在，小资情调，富裕自足啊！

商业的繁荣发达，无形间还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巨贾。当时的宋都汴京，“资产百万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既富且贵，甚至还能买个官做做。

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山东遭遇荒灾。登州牟平的大商人郑河，慷慨捐助政府粮食5600石，后来他的弟弟郑巺因此被朝廷任命为官员。

彼时的宋朝还流行富商与皇帝的亲戚攀亲，据《萍洲可谈》记载，当时京城有富户大桶张氏，其子弟居然先后娶了三十多个宗室之女，商人的身份一跃成为“皇亲国戚”的上层人。

《清明上河图》中汴京市容

宋代的海上贸易

02 商贸发达，政府每年税收可谓天文数字。

有宋一代，象罗盘（指南针）、转桅、水密隔舱、超级远洋大船这类的领先科技不断涌现，让“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繁荣通畅。

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满足繁华大都市之多样需求，宋代把海外贸易放在了头等位置上。

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县设置有市舶司或舶务。

举目港口、海上，只见指南针（司南）导航着300多吨的大船巨舰，威风凌凌地穿梭在大平洋、南洋、印度洋，到达阿拉伯与非洲东海岸，把数百种商品运回中国。

当时亚非各国于宋朝通商的竟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有朝鲜、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东南部）及大食（阿拉伯）等国。

在宋代，诸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造纸、瓷器、远洋贸易等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行业，几乎均由“国家的朝廷大公司”所垄断。大量质优价廉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手工业品通过海上贸易浩浩荡荡运往世界各地，换来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

宋代，城市经济超过乡村经济，商业比重超越农业比重，国家对商人征收“过税”（商品流通税）和“住税”（商品交易税），由于上贸异常繁盛，国家每年税收惊人。据统计，宋仁宗在位的宋朝最为富裕的时期，某一年的税收居然高达2200万贯（相当于2200两白银）。

而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汴京城的商业利税达到55万缗；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业税居然高达120万缗。

宋真宗景德元年 (公元1004年) 秋天，辽国大军南下侵犯宋境。有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到澶州督战。在宋军坚守抵抗和在澶州(濮阳)城下射杀辽国大将萧挞览之后，双方议和，缔结了“澶渊之盟”（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

这场被后人讥讽为丧权辱国条约的“檀渊之盟”，其实经济辐射力超巨的宋朝被没有吃啥亏，相反凭借发达的商贸，丰富的商品，还大大赚上一笔银子呢？

原来，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立商品交易的榷场，进行贸易。辽国向宋朝出口牛、马、羊、骆驼和皮张，进口大宋的茶叶、瓷器、丝绸、香料和漆器。但是人家大宋的东东太具吸引力了，搞得辽国每年贸易都是巨额逆差，北宋政府每年从榷场中获利便超过40万缗（一缗即一贯铜钱，约等于一两银子），支付辽国每年的岁币（10万两白银）堪称绰绰有余。

司南

宋代沉船船身规模非常之大

03 出现了最早纸币的雏形——交子。

宋朝规定铜钱不能外流，导致四川一些边境地区，只能使用沉重的铁钱。当时十贯铁钱才能换一贯铜钱。假如你要在当时请客吃饭要花五贯铜钱的话，就要带上200多斤重的铁钱，吃顿饭付个款，还需牛拉车送，甭提多不方便了。

社会需求产生商品动力，于是在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大宋政府在益州（成都）设立了“交子务”，开始筹备发行“官交子”，次年“管交子”问世，世界上真正的钞票官宣正式诞生。

因为交子携带方便，很快得到了认可和推广。各省纷纷仿效四川，建立了不少“交子务”，当时几乎和中国宋朝有贸易联系往来的周边国家都受到了宋代纸币的影响，甚至当时的日本、印度、西亚的伊尔汗国都曾仿效宋朝的制度，发行纸币。

宋朝在周边国家的重要商贸核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宋朝的交子钱

04 出现了“冷饮”、“外卖”、“上门服务”等时尚前卫的商业新模式。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空前繁荣，催生出了商品的多样性和商业模式的多样化。

譬如当时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各色冷饮。据《东京梦华录》介绍，当时的新奇饮料有“甘草冰雪凉水、雪泡豆儿凉水、雪泡梅花酒、雪泡缩脾饮”，在炎热酷暑的盛夏，一杯可口冷饮在手，真是冰凉解渴沁人心脾，大呼快哉过瘾！

宋代汴京的“都市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流行时尚的“叫外卖”。

不仅百姓如此新潮，北宋过元宵佳节，与民同乐的皇帝妃子也赶时髦“点外卖”，不少运气颇佳的外卖商贩一夜之间就会发笔小财。

史载，每年的正月十五之夜，宋朝皇帝都要“乘小辇，幸宣德门”，观赏花灯； “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

这时候，叫卖“市食盘架”的小贩守候在门外，等着赏灯的嫔妃宣唤，皇室中人叫买小吃零食，出手非常大方：“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些幸运的小贩，一夜之间就发了财，“有一夕而至富者”。

宋代城市繁华，居民应酬甚多，为了减省主家的劳动，在汴京城还出现了专门帮办礼席的服务机构——“四司六局” 。热情周到的上门服务，极大地便利了京城市民的幸福生活。

宋徽宗的《瑞鹤图》

宋代甚至出现了“房地产热”、“拆迁补偿”、“居民安置房”、建筑工程学、“房产交易税”等颇具现代感的城市化现象。

有宋一代， 由于城市化加快，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紧张，房价高涨，让中国最早的房地产热出现在一千年前的宋朝。

尽管宋朝官员的薪俸较高，但多数官员仍然买不起土地，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屋，只能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中。

史载，大文豪苏东坡的儿子结婚没有新房，只好借朋友的房子操办喜事。他的弟弟苏辙，尽管在官场混的风生水起，竟然也没有金钱买汴京的房子，直到70多岁才在京郊的许昌购置了一份房产。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代名臣欧阳修长期在京城生活，竟然没有买起房子，他为此颇为苦恼，曾写诗感叹“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

欧阳修画像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塑像

宋代的汴京，可谓寸土寸金，宋太宗几次想扩建宫城，但想到浩大的拆迁工程，又都放弃了（“内城偏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

在北宋时期曾有几次大的城市扩建工程，如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为百官新建住房；元丰6年（公元1083年），杨景扩建（汴京）内城等。

这些扩建都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大量的居民，大量的民居被拆迁，宋朝政府为此特别制定了拆迁补偿方法。譬如元丰6年（公元1083年）的开封外城扩建工程，按照规划新修城墙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开封府呈报的报告中记录共支付补偿款20,600缗，平均每户可以拿到171缗（相当于171两白银）。

城市房价的高涨，导致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赵匡胤就“令因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租期限二月”。即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两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早期的房屋交易税只有2%，庆历年间（1041年至1048年）涨至4%，进入南宋以后，“人户典卖田宅，每百收勘合钱十文”，契税高达10%。

北宋灭亡以后，大量城市难民携家南渡，江南一带住房需求极其旺盛，带动“富家巨室，竟造房廊”，导致南宋时期土地价格高涨，火葬费用远远低于土葬，因此火葬逐渐大行其道，西湖边上的圆觉禅寺就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火葬场。

宋朝政府对大量流离失所的底层民众，朝廷几乎是倾国之力，建设了大量的安全场所和福利设施。这些福田院、乐济坊、漏泽园、施药局和居养院遍布全国各地，对于一些户绝屋，政府将其收归国有，用作居养院。

宋朝政府还建设了大量的公租房（类似廉租房），专设楼店务管理，并将房屋租金分为三个等级，如遇雨雪、庆典等特殊情况，房租可减免和缓交。

“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钱，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经减者，遇大礼明堂赦文条例，谓一贯为减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

宋朝城市的快速发展，让其建筑施工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宋徽宗将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颁发施行，并以此作为全国建造楼房的标准和建筑施工手册。史书记载当时宋代的土木建筑已经可以实现多层建筑。“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据说当时杭州甚至出现了10层的高楼建筑，怎是一个“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来形容呀！

宋徽宗赵佶画像

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

宋代的瓷器精品

泉州博物馆陈列的宋代大船实物

宋代的《营造法式》

南宋“南海一号沉船”

历史上的大宋王朝既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又是 “一个前所未见的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时期”。宋代的经济总量（GDP）居然占到当时世界总量的60%，宋朝的市民过着“宋瓷一样精致”的小资生活，繁华的东京汴梁和富庶的都城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世界屈指可数的国际大都市，商业发达，街市繁华，物阜民丰，乐在其中，令人向往。

参考书目《东京梦华录》、《历史的慰藉》、《大宋往事》、《活在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