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土的一个石碑轰动西方，后来成为“国宝级”稀世珍品

#打开眼界#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古城西安的一个工地上，忽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民工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奇特的石碑。

这个石碑用黑色大理石制成，高大厚重，有三米多高，重达两吨。

碑额上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醒目大字，旁边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

更奇特的是，碑文以中文为主，其中夹杂着一种奇怪的文字。

此事轰动了朝廷。经过一群学问深厚的文士们考究，才揭开了这个石碑尘封的身世。

盛唐时期，与当时许多地区都有往来交流。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我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拜谒唐太宗，受到礼遇。

随即，唐太宗准其传教，在京城长安的义宁坊建筑波斯经教寺（后来改名为大秦寺），宣讲教义。

阿罗本传播的，是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教派的教义。

聂斯脱里（Nestorius）是叙利亚人，曾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因持异见，而被排斥。

随后，他的追随者在波斯（今伊朗一带），成立了一个教派—聂斯脱里教派，也被称为东方亚述教会。

由于受到唐太宗的高规格礼遇，阿罗本传播的经教就拥有了很高的地位。加之受到唐朝历代皇帝的重视，因而在唐朝颇为兴盛。

唐朝建中二年（781年），教徒信众们在长安的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碑文记述了自唐贞观九年至此期间，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以及教义教规。

碑文内容由大秦寺僧人、波斯人景净撰稿，再由当时的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写，然后由工匠镌刻上去。

因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里（Nestorius）是叙利亚人，因而碑文中夹杂着一般中国人看不懂的叙利亚文。

碑文中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也即，这个脱胎于基督教、创立于波斯的宗教流派，被唐朝人称为“景教”。

约六十年后，公元840年，李炎继位为帝，即武宗。他有志于励精图治，削弱宦官、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势力。

武宗笃信中国本土的道教，而当时佛教盛行，全国寺院泛滥，拥有大片土地和僧众。

于是，武宗下诏拆毁全国的佛寺，没收其土地，下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由此，扩大了中央政府的税源和兵员。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武宗灭佛”事件。

景教传播受此影响，遭受重创。于是，教徒们将“景教碑”偷偷地埋入地下。

它在地下沉睡了约近八百年后，至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被偶然出土，重现天日。

随后，这个奇特、巨大的石碑被搬运到附近的金胜寺内，树立起来供人们瞻仰。

“景教碑”出土的消息传开之后，当时在中国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十分兴奋，如获至宝。

因为，景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景教碑”则是这个史实的最早见证物，且具有唯一性。由此它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史上最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被基督教人士视为神圣之碑。

当时，在中国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准备把此碑作为重要礼物，运送到罗马教廷所在地、教宗国的中心梵蒂冈。

因为此碑高大厚重，不便于运输，于是它们竟想把它分割成三块运送。但是最终未能得逞。

西方宗教、文化人士们争相寻访此碑，传拓碑文。

此事很快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一些欧洲学者大造舆论，呼吁将“景教碑”运往欧洲保管。

清朝咸丰年间，金胜寺主建筑因战乱被焚毁，“景教碑”则暴露于荒野。

到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荷尔姆（Fritz Halms）来到西安，企图以三千两银子买下此碑，运往欧洲。

当地官府和民众获知后，进行了阻止。最终荷尔姆放弃了原计划，但得以复制一通石碑，运回了欧洲。

荷尔姆回到欧洲后，又复制了一批此碑，十分抢手。

如今的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以及梵蒂冈的“景教碑”，都是以此碑复制。

当时清廷官员逐渐意识到此碑的独特价值之后，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其搬运至西安碑林保管。

西安碑林积聚收藏着一批历代碑石、石刻造像艺术品。“景教碑”入藏此处，算是找到了安身之所。

从而，在西安碑林乃至中国众多的现存石刻艺术品中，“景教碑”可以说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

2002年，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也即跻身于“国宝级”文物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