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阴绯
来源/《读者》2017年第24期
从医20年,我常常在患者及家属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予安抚,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在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进行调解,在他们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默默地忍受。
是的,我们一直都是给予者,得到的回报就是患者及家属的一句肯定、一个微笑,仅此而已,却也足够。
唯独在救治这个19岁彝族男孩的妻子时,我感觉自己是获益者。
患者是个极度消瘦的彝族女孩,当时是被背入病房的。我看了一下入院证,16岁,右下腹包块待诊。
病人瘦弱的程度和非洲难民差不多,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60斤,近乎皮包骨头,几乎没有力气回答医生的提问。
女孩大致的病史是:慢性腹痛两个月,伴间断性发热。后来腹痛逐渐加重,人愈加消瘦,间断呕吐及停止排便,家属发现右下腹有包块。
入院时检查身体,初步诊断考虑阑尾周围脓肿、结核冷脓肿、炎症性肠病穿孔伴局部脓肿、肿瘤。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从女孩的穿戴来看,虽然算不上破破烂烂,但是也绝对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
而女孩可以选择的所有治疗方案,都必须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
看起来这是个比较棘手的患者,所以我必须和一线医生一起完成第一次医患沟通。
几分钟后,在一线医生身后跟进来一个男孩,身高也就一米七左右,黑黑瘦瘦的,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眼睛有着高原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清亮。
我有些责怪地对一线医生说:“怎么叫个小孩过来?让她家属来。”一线医生有些迟疑地说:“她没有其他家属,这是她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