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主政西南,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神圣的缘分,打桥牌也是他工作之余的一项娱乐活动。
邓小平打桥牌的技术高超,攻得狠、守得紧、打得稳、风度翩翩,颇有大将风度。
对于朱成来说,桥牌同样是他生命中的爱好。
从太湖之滨到长城脚下,一直到未名湖边的燕园。纵然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桥牌总是和他相伴。其中,有15年的时间,他都会陪着邓小平打牌。
桥牌是一项两两对抗的4人对抗游戏,缺一人便成不了一局,充满对抗性又高雅的桥牌便成为他的兴趣爱好。
1998年,中央为了纪念邓小平去世一周年,专门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举办了邓林拍摄的邓小平照片展览。
在众多照片中,其中选展了一张邓小平正在打桥牌的照片。当时正值邓小平85岁的生日,照片左侧正在思考是否出牌的这位便是朱成。
这张照片名字叫“对手”,后来一直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中陈列着。
与邓小平打牌的对手和搭档一般都是高手,朱成当然也不例外。
朱成本名叫祝寿山,祖父曾经在山西、江西等地做官。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他决定中断了科举的道路,让孩子们接受新式教育。
朱成的父亲叫祝海如,于192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当时,家境已经不太富裕,朱成为此休学一年来到邮政局工作,自食其力攒够学费顺利完成了学业。
祝海如的表哥也大有来头,是著名医学家、后来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他的经历和医学方面的造诣都对祝海如影响很大。
为此祝海如也下定决心,将来自己的孩子一定也要在协和医院当医生,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的一份职业。
为此,他努力用功,于1936年考上了协和医院的研究生,举家搬到了北平。来北京后,他让孩子们来到当时最好的教会中学,并且考上燕京大学医学系。
由于协和医院实行本硕博连读制度,主要是从燕京大学“特别生物系”选拔优秀毕业生到研究生阶段学习。
这时,他的长子,也就是祝寿山已经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读完了一年级,他硬是让祝寿山转到燕京大学医学系学习。
祝寿山自小便很聪明,也愿意钻研。别人读小学的年纪,他便已经跳班到了初中学习。他英语特别出色。在东吴大学附中读高中时,还曾在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奖。
后来,他又顺利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读书。此外,他的英语天赋也极高,大学还曾经是万米跑步亚军。
由于国文和英文都很出色,祝寿山两门功课都获准免修。加上自己已经上了一年的基础课,在燕园里边不用多赚学分。
闲暇时间,祝寿山喜欢上了打桥牌。他不仅自己打,还教会弟弟以及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即便是三缺一的情况下,他都能上阵,并且用英语来叫牌。
祝寿山的两个弟弟叫祝寿河、祝寿嵩,在北平的育英学校念书,学习成绩优秀。全家搬到北平后的第二年,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揭开序幕。
弟弟祝寿河因为忍受不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于1938年考入了上海医学院,在上海租界读书。
三弟祝寿嵩于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这所学校有美国教会的相关背景,所以不能随便出入。
祝寿嵩还教会了自己同学蔡公期,正好四个人组成这一局,在牌桌上肆意厮杀,这为日后他们几人与邓小平打牌埋下了伏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美国正式宣战,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都被侵华日军封闭,致使部分师生转移到远在千里的大后方四川上学。
这时,祝寿山也从已经沦陷了的上海回到成都,来到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继续读书。1943年,他还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了一名住院医生。
此时,蔡公期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因为生病休学调养的缘故,他打桥牌的技术也是突飞猛进,都可以和祝寿山成为对手了。
他们常常在周六的晚上打牌,一打便是一晚上。打牌结束后,祝寿山经常会复牌分析,打牌技术渐渐提高。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战败投降,祝寿山便想要回到北平协和医院。恰巧,这时候有派往北平美国军官需要一名翻译,他便顺利成为这个人选。
一个多月后,祝寿山便乘坐飞机回到了北平。当时,协和医院还没有恢复,他便继续当了一段时间的翻译。
军调处成立后,祝寿山便来到北平德国医院当了一名门诊医生。某天,军调处的一名中共人员带了一名患者来看病。
祝寿山诊断后赶紧让他赶紧住院接受治疗,但医院生怕惹上麻烦一样,不同意患者留在医院。
祝寿山脾气急,顺手扔下身上白大褂说:“我是一名医生,只管治病救人,要是不让患者住院,我也不干了!”
结果,医院终于被迫妥协同意,祝寿山也将这位患者成功治好了。
新中国成立后,荣高棠再次带着这位患者特意找他道谢,祝寿山才知此人是共产党的一名高级军事将领。至于是什么名字,祝寿山并没有留心和在意。
在德国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祝寿山感到医院无法协调,便辞职来到天津妇幼医院。这里也不是很顺利,便辞职回到北平,还继续想要继续回协和医院工作。
协和医院鼎鼎大名,想要来这里工作的医生很多,故而也需要的一段时间的等待。当时,朱成的二弟已经是协和医院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了。此外,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据他了解,目前解放区正好需要医生,便建议他到解放区看看,不习惯再回来。
祝寿山对解放区很是好奇,满口答应了提议。在弟弟帮助下,祝寿山便秘密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没想到,这么一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47年深秋,祝寿山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来这里想要集中进行学习,必须要填写登记表。填表人对他说:“你先改个名字吧,这样以后想要回去也方便。”
来这里工作还要改名字,这是他没想到的。慌忙之中,祝寿山便改姓为“朱”,正好和“祝”发音差不多。
祝寿山小心问:“那我姓朱吧,成不成?”
填表人毫不犹豫地说:“成啊。”
“那就叫朱成吧。”就这样,祝寿山便正式改名为朱成。在这之后,他成家后有了几个女儿,都改姓为“朱”。
1948年,朱成参加了刘仁主持的学习班,这里也设立了华北野战军野战医院。学习期间,一位机要员患上黑热病送到医院。
野战军医院的医生的从来没有遇到这种病,错误诊断为胃病。好在朱成偶然遇到病人,赶紧采取了治疗措施,将朱成及时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不久,一位农民腹中疼痛,找朱成看病,原来是患上了急性阑尾炎,送到医院治疗恐怕是来不及了。
病人的生命要紧,朱成赶紧拿来一把剪刀,赶紧磨块,用沸水消毒,赶紧做了手术。病人治好后,对朱成感恩戴德。
此后,村庄附近便谣传着“八路军来了神医”的消息。
学习结束后,朱成留下来,在刚刚成立不久的杨成武兵团野战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
刚来野战医院不久,一名战士找到朱成说:“首长找你!”
对于首长这个概念,朱成并不熟悉,还以为只是干部。
他被战士领到一间平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地上只是放着一张帆布躺椅,旁边还有一张板凳。朱成想也没想,便直接坐在躺椅上,顺势躺倒,休息了一会。
这时,脚步声从门外悄悄传来,一个人从门外进来了。此人看上去五旬左右,温文尔雅。见朱成仰面朝天,便坐在旁边的板凳上说:“朱成同志,欢迎你到来!”
朱成听到声音起来,对此人打了一声招呼,便赶紧坐在躺椅上了。他以此人只是机关人员,并不是所谓的“首长”。
没想到,这个人给朱成递来一支烟。朱成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支美国香烟。朱成此前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平常经常说英语,抽的也是美国香烟。如今已经好久没抽,便接过香烟点上。
从香烟上判断,朱成感觉此人并非是机关文职人员,不然怎么会有美国香烟,看来是参谋人员了。
但是,华北野战军刚刚赢得“清风店大捷”,朱成并不知道详细直接,便随口问:“这位同志,你知道攻打清风店的事情吗?”
来人说:“我知道一些。”
朱成心想,此人一定是参谋人员没错了。在学习班的时候,“清风店战役”曾经是学员们热议的话题,大家争论很激烈,有人认为这是敌人自投罗网,有人说是我军吸引过来的。
对此,朱成心中也有疑惑,便想要借着这个机会了解。
来人很有兴致,便将清风店战役的缘由、发展、结果,和讲故事一样很详细地说了一个多小时。
说完清风店战役的事情,来人便问朱成是哪里人,家里的情况,在那里学习的,来部队有什么要求。
两人聊得很投机,朱成说到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在躺椅上将皮鞋翘得很高。朱成突然想到,应该问问此人的名字,感觉来人谈吐不凡,很有可能就是战士口中的首长,便问:“这位首长,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聂荣臻。”
朱成一下子呆住了,一时间站不起来。原来,眼下与蒋介石、傅作义进行决战,曾经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和岗村宁次对峙的统帅便是自己面前的这个人。
聂荣臻看出朱成心中的慌张,便笑着赶紧给朱成递过一支烟来解围。后来,朱成才知道自己先前救了的这个首长便是聂荣臻。
与聂荣臻分别后,朱成便与兵团司令杨成武这里报道。
对此,《杨成武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载。当时,他正在和部下谈话,外边进来一个人,大概是20多岁的年纪,穿着一身新军装,中等身材。
杨成武便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朱成直接说:“我找你要匹马。”
杨成武很是惊讶,在华北战场上,自己还没有直接遇到过直接和自己要马的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愣住了。
朱成自我介绍完,便说:“这是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让我给你带的一封信。”
杨成武对朱成的名字有所耳闻,而且先前的聂荣臻思想和他交代的自己的兵团要进军绥远,与根据地医院较远,战争难免会有伤亡,便让朱成跟着一起去。
对聂荣臻的特殊关照,杨成武很是感激。他的兵团刚组建不久,急需要像朱成这样的好医生,他跟随医疗队行动,自己心里也放心了。
杨成武当即下令,让警卫员将自己的枣红马送给朱成。朱成骑上杨成武送的马,高兴地离开了。
没想到,朱成骑这匹马也觉得不过瘾,便再次找到杨成武换了一匹快马。杨成武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将自己骑马的好马送给了朱成。
投身革命后,朱成凭借一把手术刀,不知挽救了多少战士的生命,“战场神医”的名号也声名远扬。
北平解放后,亲人发现原先西装革履的朱成变化很大,战场归来俨然是新的面貌,剃了光头,穿着的黄布军装,生活上也极其朴素。
朝鲜战争爆发后,朱成也在战争的前线救死扶伤。1953年4月回国后,他来到华北军区总医院担任科长。
也许是先前的日子太顺利,在革命风暴中,杨成武将军遇难,他也被牵连进来,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重新恢复工作已经是1980年了,担任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一年多,他便退休了,过上了普通老头的生活。
退休后,朱成便经常和老友们一起打桥牌。在弟弟祝寿河的牵线下,朱成还加入了与邓小平打桥牌的队伍当中。
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在业余时间常会打桥牌,与刘仁等人搭档,祝寿河也在其中。改革开放后,桥牌活动恢复,邓小平经常会组织王大明、蔡公期、祝寿河等人一起打牌。
到了晚年,邓小平将打桥牌当成自己向体力、智力挑战的一种方式。1968年8月5日,邓小平与日本自民党的最高顾问二阶堂进会面。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说:
“我测验自己身体是否健康靠两方面,第一是能不能打桥牌,第二是能不能下海。前不久传言说我生病了,其实他们知道我身体不好很容易。只要知道我在打牌,夏天在游泳就行。”
短短三言两语,邓小平便用语言化解了社会上对他的谣言,也说出了自己喜欢打桥牌的原因。
身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平时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即便是休息,他的脑中一直在思考问题,细心的工作人员和家人发现,邓小平即便是散步,还在为工作的事情费心思。
妻子卓琳对她的健康很担心,反复思考后她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专门找经常与邓小平打牌的同志的谈了一次话说:“小平同志在看书、看电影难免会想到工作,只有在打牌的时候才能真正休息。”
得知此事后,他们一方面为邓小平鞠躬尽瘁的精神感叹不已,另一方面会尽量抽时间陪他打牌,让他好好休息。
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牌局中,邓小平终于能从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暂时得到解脱,真正得到放松和休息。
20年代中期,身为友谊医院的院长,祝寿河工作很忙,体力明显也跟不上了。在他的推荐下,朱成便加入了与邓小平打牌的搭档中来。
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常常把他们打牌称为是“值班”,这是因为朱成等人几乎每周都会陪邓小平打牌,还跟随邓小平来过上海、深圳、北戴河等地。
陪邓小平打牌的这些人为人处世很研究,对牌桌守则遵守。打牌便是打牌,不说别的也不问别的,即便是打牌也不会随便和家人说。
唯独有一次,朱成和女儿透漏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初,邓小平和朱成等人正在打牌。突然,秘书进来和邓小平说:萨达姆的军队将科威特皇宫占领了。
邓小平听了,用一口四川口音说:“玩火”。接着,又继续气定神闲地开始打牌。
1994年秋天以后,邓小平因为身体原因不再打桥牌,此前“值班”的桥牌小组便不复存在。
1997年,邓小平因病去世,朱成再也没能有机会与邓小平一起打牌。
但之前的几位早年好友还在一起,来到了20世纪。晚年的朱成兴趣广泛,不仅喜欢打桥牌,还喜欢观看足球直播,还爱上了喝啤酒。
直到2006年,朱成平静地离开了世界,享年90岁。临终前的一天早晨,朱成与家人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我送到医院了。”
当医生要给他治疗的时候,朱成却对医生说:“我的血管比较脆弱,治疗也没有意义了。”
第二天,朱成便永远地走了。